刘伯承的优秀思想品德，不仅表现在战争年代他以一贯的自我牺牲精神，主动承担最困难、最危险的任务，临危不惧，赴汤蹈火，战胜强敌；更表现在和平时期他对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殚精竭虑。1950年6月，当得知中央军委决定建设陆军大学的消息后，刘伯承主动给中央写信，恳请辞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和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的职务，自告奋勇去办军校。作出这一选择时，中央正在考虑由他出任总参谋长的问题。但刘伯承没有考虑个人得失，而想得更多的是我军建设的未来。

早在1946年我军还处在小米加步枪的时代，刘伯承就从诸兵种联合作战的前景，来考虑我军的建设问题，并在频繁的战事中抽出一切时间，补译、校订《合同战术》一书。1950年6月突然爆发的朝鲜战争，使刘伯承对建设现代化国防进一步增强了紧迫感。他认为，“建军必建校”、“治军必先治校”。于是，刘伯承毅然致信中央：“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最难的是干部的培养，而培养干部最难的又是高级干部的培养。我愿意辞去在西南担任的一切行政长官的职务，去办一所军事学校。战争已经结束了，我年龄这么大了，还是让我去办学校吧！”毛泽东被他的真诚所感动。就这样，刘伯承担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

为了完成中央军委赋予军事学院“在人民解放军现有素质及军事思想的基础上，训练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忠实于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事业，能熟悉与指挥现代各技术兵种并组织其协同动作，同时熟悉参谋勤务与通信联络，以准备与美帝为首的侵略集团作战的指挥人员”的光荣任务，刘伯承在全军第一个系统论述了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内容与要求，他指出：现代化就是新兵种及其学术的建设。新兵种，指步兵以外的其他诸兵种，包括各种辅助兵种；学术，指诸兵种的战斗条令，应用技术战术，在各种条件下的协同动作。正规化主要是军队正规化生活秩序的建设，具体地说，就是严格地制订与执行各种条令、条例，一切按条令条例办事，使军队像大机器一样，车间与车间，这一齿轮与那一齿轮，能有准确的规律，向共同的生产目标协同动作。

按照这一思想，他从学习各兵种技术战术知识及其协同作战的法规法则、建立正规秩序入手，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实行每日6小时课业制度，组织国家考试，并以实兵示范演习和现场作业检验学习成效。年已花甲的刘伯承自觉做育人的模范。为了帮助学员在学习外军经验和理论中防止机械教条，他多次告诫师生：既不能躺在过去的经验上，也不能采取全盘照搬的教条主义做法。“同一孙子兵法，马谡的用法就是教条主义，孔明就不是；庞涓、孙膑同师鬼谷子，可是一个是教条主义，一是不是教条主义。王明和毛主席读的同是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有教员向他请教讲课的诀窍时，他风趣地说：“有啥子诀窍啰！我号召你们学习，我自己也要带头学习。我这是几番心思一堂课，十八天准备，六小时讲完。如果有什么诀窍的话，那就是四个字：‘昼夜不息’。”军事学院一位院领导曾这样概括刘伯承的勤勉精神：“60岁高龄，常带头学习；且战略眼光远大，常以有备无患，干部应向科学进军，学多学深一点作号召；特别谦虚谨慎，日夜工作，制军语、译外文、校条令、写教材、上大课，无一不是以身作则，特别关心与指导政治思想工作的进行，尤其注意检查效果……这些模范行为，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22]

多年的辛勤努力终于结出累累硕果。经过军事学院培养的我军高级将领在部队实际工作中特别在朝鲜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志愿军一个军的四名领导干部联名给刘伯承的信中说：“一年来，我们深深体会到在学院所学的东西，对于指导实际工作的重要意义。过去所学的理论，帮助我们在工作上解决了许多困难，使我们在许多问题上能够正确贯彻执行建军方针，服从建军利益。”^[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