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多次丢官，信念弥坚

刘伯承1892年12月4日生于四川开县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原名明昭，取自《荀子·劝学》篇中的章句：“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后改名“伯承”，有子承父业之意。

1911年年末，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底，到川军第五师，先后任司务长、排长、连长。1913年夏，参加四川讨袁之役。1914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1915年底，回四川拉起400余人的队伍，组成川东护国军第四支队。1916年3月，在指挥攻打丰都县城时，右眼中弹致残。1917年10月，参加护法战争，任川军第五师第九旅参谋长、四川督军署警卫团团长。1923年3月至4月，参加讨伐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战争，任东路讨贼军第一路指挥官，取得驰援龙泉驿等战斗的胜利。8月在作战中右腿负重伤。1926年5月，经杨闇公、吴玉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任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委员，与杨闇公、朱德等发动泸（州）顺（庆）起义，被赋予“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的重任。历时167天的起义，有力地策应了北伐战争，实现了中共中央关于抑制四川军阀部队东下威胁武汉的战略目的。1927年4月，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暂编第十五军军长，这是中共党员在国民革命军中被任命的第一个军长职务。7月下旬秘密转赴南昌，与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领导了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年底奉命赴苏联学习军事，先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后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1930年夏，学成回国，先后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长、长江局军委书记兼参谋长、中央军委委员，协助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处理军委日常工作。1932年1月，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10月，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协助朱德、周恩来指挥作战，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在参加中国共产党之前，刘伯承就是孙中山领导的广州政府川军第二混成旅指挥官、颇负盛名的“川军名将”。以“深思断行”为格言，主张为人处事独立思考，不随波逐流，对社会上各种观点、主义，“不能一见旗帜就拜倒”的刘伯承，最终选择了加入共产党。

入党后，他把一切献给党的壮丽事业。1942年12月16日，在50岁生日时，刘伯承庄重地写下《自铭》：

“勉作布尔什维克：要在执行党的正确路线中把握当前具体情况实现之；要在危险中发挥坚强性；要在实践中致力学业。”^[1]

如果我去世的时候，能在我墓上立一块碑，上书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那就是我莫大的安慰。^[2]

在大半个世纪中，“为了党的整体利益，他总是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和局部的利益，总是主动挑起最艰巨最危险的任务，兢兢业业，排除万难去圆满完成”。^[3]即使受到不公平对待的时候，也从不动摇对党的信念。

——长征出发前，刘伯承因与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作斗争，被撤销总参谋长职务。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化名“李德”的德国共产党人奥托·布劳恩，1932年春被共产国际执委会派往中国，担任中共军事顾问。这位普鲁士骄子踌躇满志，希望通过帮助中国革命，在东方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显示自己的军事才华。一到中央革命根据地，李德立即与“左”倾路线领导者拉上关系。据他回忆，他到达瑞金首府的当晚，博古和张闻天拜访了他，“博古和张闻天向我简略地介绍了中央苏区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形势”，“当天晚上我们还规划了一下我的工作范围，我们一致同意，由我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等问题。我们还完全一致地明确规定，我对政治领导不进行任何干涉”。^[4]

深陷“左”倾路线泥坑且不了解中国实际的李德，注定了他在中国的失败。曾任李德秘书的伍修权后来回忆说：李德“推行的完全是军事教条主义那一套，他根本不懂得中国的国情，也不认真分析战争的实际情况，只凭他在学院学到的军事课本上的条条框框，照样搬到我国，搬到苏区，进行瞎指挥”。^[5]先是盲目蛮干，驱使红军与强大的敌人硬拼，打所谓“正规战”、“阵地战”，继而又推行“以堡垒对堡垒”的消极防御方针，分兵把守，处处设防，提出“御敌国门之外”等不切实际的口号。在作战指挥上，李德取代了军委的集体领导，他一人躲在“独立房子”里，凭着几张地图指挥战斗，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身为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不能容忍李德这样置党的事业和红军将士的生命于不顾。他翻译并发表了苏联红军的权威性著作《合同战术》中关于《任丹吉在〈合同战术〉上所述袭敌后方的“穿袭”和游击队动作》一节，其目的是通过介绍苏联红军的游击战理论与实践，帮助中国红军指战员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科学，促使李德对错误军事指导的反思。但李德等人没接受刘伯承的意见。刘伯承又两次找到李德，提出改变作战方针的意见，并指出：如果我们不停止这种拼消耗的战术，采取灵活机动的方针，那我们的根据地将会丢掉！我们的红军将会拼光！^[6]在第五次反“围剿”陷入困境之时，刘伯承再一次找到李德，提出只有立即中止不切实际的军事指导方针，才能改变目前的被动局面。李德等人不仅对刘伯承的正确意见不予采纳，而且通过各种手段打击报复，使刘伯承这个总参谋长“在作战指挥方面已无事可做，只好管管红军学校和后方医院一类的事情”。^[7]

有一次，李德到总参谋部谈事情，因话不投机，当场训斥刘伯承：“你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参谋，白在苏联学习了几年。”还有一次，李德到总参谋部去，几个机要员在路边烧火做饭，挡住了他的路。李德顿生无名火，一脚把饭锅给踢翻了。面对战友无缘无故受到侮辱，刘伯承终于忍无可忍，当场与李德争吵起来。他用俄语说：“帝国主义分子就是这样欺负中国人的。作为国际派来的顾问，你这种行为是错误的，是帝国主义行为。”^[8]李德悻悻而去。这次同李德的争吵，准确地说是反对李德等人错误军事指挥，导致刘伯承第一次被撤职。李德向博古告状，说刘伯承不尊重他，这样的总参谋长妨碍他的工作。而刘伯承与李德的矛盾实际上也是对中共临时总负责博古的批评，因此，刘伯承很快被撤销总参谋长职务，降到第五军团当参谋长。

职务被贬也未能改变刘伯承对错误军事指挥的看法。1934年10月，他在第五军团营以上干部会上作关于长征的动员报告中，公开批评李德、博古的错误军事指挥。他说：“一年来的战争实践证明，我们红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是英勇善战的，但是我们的战略战术有问题，需要改变。”^[9]多年后忆起这段历史，刘伯承深有感慨地说：“那时候李德自以为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同‘左’倾路线领导人抱在一起，在军事上以内行自居，在地图上比比画画来指挥战争，使革命遭到巨大损失。为了同李德进行斗争，真是伤透了脑筋呀，我的头部本来就负过重伤，从那以后脑病时常发作，疼痛不已。”^[10]

这次撤职两个月后，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决定放弃到湘西会合第二、六军团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在正确力量占据主导地位的形势下，会后中革军委不顾李德反对，重新任命刘伯承为红军总参谋长，兼任中央纵队司令员。

——长征途中，因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第二次被免去总参谋长职务。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先遣团（第二师第四团）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夹金山北麓胜利会师。6月25日，刘伯承随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中央负责同志从抚边赶到两河口，欢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此时，中央红军约2万多人，四方面军约8万人。中央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北上，促进全国的抗日高潮。但张国焘早有主意。他在两军会师前即成立西北联邦政府，“他的目的是在西北，包括西康、青海、甘肃西北部以至新疆”。^[11]两军会师后，仗着枪多人众，张国焘坚持预定计划不变，继续向西康、青海等少数民族地区退却，不执行中央北上方针。

在两河口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决定：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党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创建川陕甘根据地……大小金川流域在政治、经济、军事条件上均不利于红军的活动与发展……张国焘当时在会上也表示拥护上述方针，但离开会场后就变卦了。

7月6日，中共中央派刘伯承、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等组成中央慰问团，到红四方面军慰问部队，帮助传达两河口会议决定，统一战略思想。张国焘却向中央慰问团提出解决组织问题的建议，并策动其亲信以“川康省委”的名义，要求改组中央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提出让张国焘出任“军委主席”。为实现中央的战略意图，党中央作出重大让步，“首先（周）恩来、（毛）泽东退出了军委工作，任（张）国焘为总政委……求得了一方面军及四方面军之两个军组成右路军，由毛尔盖经松潘附近北出甘南。同时亦只好让（张）国焘及朱德率四方面军主力和一方面军一部组成左路军西出青海……”^[12]总参谋长刘伯承随朱德、张国焘率领四方面军第九军、第三十一军和一方面军第五军团、第九军团行动。

9月3日，张国焘借口噶曲河涨水不能通过，命令已进到噶曲河附近的部队返回阿坝。此前，刘伯承于8月21日晚亲自到噶曲河探测河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说：“有人认为茫茫草地，无法通过，连噶曲河涨水也成了不可克服的障碍了。我来一看，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嘛！”^[13]

但张国焘不会因为刘伯承的结论而有所改变。9月8日，他致电中革军委，坚持“乘势南下”的主张，同时密电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陈昌浩率军南下，企图危害中共中央。他在致电三十一军政委的电报中说：“九十一师两团即经梭磨直到马尔康、卓克基待命，须经之桥则修复之，望梭磨、康猫寺路，飞令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将所率人员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14]9日，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得悉此电，立即报告毛泽东。中共中央政治局经紧急研究，于10日凌晨，率领右路军中的第一、三军和军委纵队8000余人秘密脱离危险地区迅速北上。

张国焘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9月中旬，他在阿坝召开中共川康省委扩大会议，公开与党分道扬镳。会场上挂着的标语是：“反对毛周张博北上逃跑！”张国焘说：“毛尔盖会议是错误的，北上是行不通的，还是要南下，建立天（全）芦（山）雅（安）根据地，相机向四川发展。”在张国焘的蛊惑下，一些受蒙蔽的与会者，嚷嚷逼朱德、刘伯承表态。刘伯承不惧威胁，坚定地说：“我同意北上，从全国形势来看，北上有利，南下是要碰钉子的。薛岳、李抱冰并没有走，向南走，就会碰到薛岳和川军，打得好可以蹲一段，打不好还得转移北上。”^[15]10月5日，张国焘公然另立“中央”。为了支撑门面，强加给朱德、刘伯承许多头衔。朱德、刘伯承临大节而不辱，拒绝承认张国焘的“中央”。张国焘威胁刘伯承：“不念你是南昌起义的参谋长，我就杀了你！”刘伯承毫不含糊地回答道：“你杀了我，我也拥护中央的决议和毛泽东的主张！”不屈服张国焘的淫威，刘伯承遭遇又一次被撤职。1936年2月，刘伯承被撤销总参谋长职务，贬任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

后来谈起三次担任参谋长的经历，刘伯承总结说：“三任总戎幕，一败两罢官。”^[16]

“集革命家与学者的品质于一身”，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成为“在国内外屈指可数”的“大知识分子，大军事家”

刘伯承是兼具革命家与学者风花的领导人。20世纪50年代在主持军事学院工作时他就给全院提出“共同学习政治，各自钻研业务，勉为政治家和业务专家”^[17]的治学要求。他认为，一个干部，如果思想不“红”，就没有目的，前进道路上就容易迷失方向。相反，一个人只有美好的理想和目的，不掌握专业技术，那就是空头政治家。而要又红又专，就必须认真学习。因此，他孜孜苦读，勤奋著述，一生写下了100余万字的军事著作，具有较深军事造诣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早在1928年，刘伯承就写下我党关于南昌起义失败原因的最早、最全面的总结。从四个方面深刻分析了党在组织暴动时的“根本上的弱点”，从八个方面详细列举了我党在政治上、组织上和军事指挥上存在的错误。

四项“根本上的弱点”是：在发动时间上，没有选择在我党力量上尚未遭到严重破坏的时刻；在起义空间上，没有选择在群众基础广泛的两湖地区；在革命武装数量上，没有把军事力量同群众力量结合起来；在革命武装质量上，没有切实加强起义队伍的政治领导。

八条错误是：党的领导不力；未能发动群众一起奋斗；作战指挥不统一；对敌斗争不坚决；对敌我力量估量有错误；财政政策不明确；军事人才准备不足；舆论宣传不够。^[18]

这些真知灼见，反映了刘伯承对革命武装的高度重视和对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比较清醒的认识。

南昌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使刘伯承深感加强军事武装的重要性。于是，他愉快接受党组织派遣来到苏联，先后到高级步兵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为了能直接阅读俄文书籍、听苏联教官讲课，刘伯承下很大功夫学习俄文。谈起这段学习生活，他曾对川军旧友说：“余年逾而立，初学外文，未行之时，朋侪皆以为虑。目睹苏联建国之初尤饥馑，今日已能饷我以牛奶面包。每思川民菜色满面，‘豆花’尚不可得，更激余钻研主义、精通军事以报祖国之心……乃视文法如钱串，视生字如铜钱，汲汲然日夜积累之；视疑难如敌阵，惶惶然日夜攻占之，不数月已能阅读俄文书籍矣。”^[19]刘伯承这种为革命而勤奋学习的精神，在当时的中苏同学间传为美谈。

回国后，刘伯承把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和苏联战争理论，充分运用于革命战争的实践中。邓小平评价他：“对于上级命令和指示，从未粗枝大叶，总是读了又读，研究了又研究，力求适应于自己的工作环境而加以实现。在实行中，且时时注意着检查，务使贯彻到底。‘深入海底’，差不多是他日常教导同志的口语。”^[20]

“学而不厌，勤读不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一贯重视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古今中外的军事典籍，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创造性加以运用，使刘伯承成为我党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在处理军事与政治的问题上，刘伯承认为，战争是解决政治矛盾，实现一定政治目的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军事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军事一刻也离不开政治。他指出：“打胜仗的战术要靠不断的政治工作。”“无论现代新式武器——飞机、坦克、化学兵器、新式火炮、机关枪之类，怎样精良到了不得，总是死的，都要靠活的人来使用；如果人的质量（包括政治的、军事和与纪律的训育和素养）不强，那么只有打败仗。”^[21]

在处理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上，刘伯承提出：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大道理要用小道理来充实。他认为，当处在全局领导的位置上时，要善于调查研究各个局部，使各个局部指挥者按照全局总的意图机断行事，使他们的局部对全局发挥最大限度的作用；当处在局部的地位上时，则要认真研究上级的全局意图，充分发挥自己局部的力量，为全局的胜利作出尽可能大的贡献，甚至不惜牺牲局部，去争取全局的胜利。

在处理战争指导的问题上，刘伯承提出：指挥员必须切实掌握任务、敌情、我情、时间、地形等“五行术”，他要求指挥员“研究情况要从任务、敌情、我情、地形与时间的综合估计考虑，据此而定下决心”。根据具体情况，采用不同的战法，灵活用兵，因敌变化而取胜。

刘伯承关于军事与政治、军事战略与政略、全局与局部等战略重要思想，关于作战指导的“五行术”、游击战、运动战及正规化、现代化建军等战争指导和军队建设的一系列重要军事建树，高超的指挥艺术和作战谋略，精辟独到的军事著述，使刘伯承的军事理论当之无愧地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