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卫真理——“九死其犹未悔”

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彭德怀早年参加湘军，取号“石穿”，想以滴水穿石的意志寻找救穷苦人于火海的活路。但并没有看到心中的希望，彭德怀逐渐认识到：自己是给军阀部队当炮灰，对旧军队所抱幻想日渐破灭。

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中结识的北伐军第一师政治部秘书长、共产党员段德昌把彭德怀引向革命道路。1926年10月的一天，彭德怀与段德昌在玉泉山关帝庙里铺草就宿。面对关云长塑像，段德昌问彭德怀有何感想。彭德怀说，关公不过是封建统治者的工具，而自己的愿望是为工农谋利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实行耕者有其田。段德昌告诉他：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应当停留在耕者有其田上，而应当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由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再发展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实行共产主义制度。共产党就是按照这样的理想而斗争的，共产党员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理想奋斗终生。这一席话，对于苦苦求索的彭德怀，犹如在茫茫黑夜中看到了曙光。这次畅谈成了他人生道路上一个根本转折的开端。直到几十年后，彭德怀还说：“到现在，有时还回忆这次谈话。”

这次谈话后的几个月里，彭德怀如饥似渴地阅读了段德昌送给他的《向导》《新青年》《共产主义ABC》等进步书刊。到1927年冬，担任团长的彭德怀已决定把终生交给共产主义事业。此后，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彭德怀始终咬定真理不动摇。从段德昌指导他在独立第五师开展秘密工作，“作长期打算……在适当时机举行起义”^[4]那一刻起，彭德怀便开始为此而聚集力量。1928年4月，即彭德怀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当月，中共华南安特委在一团成立了由彭德怀任书记，黄公略、邓萍、张荣生、李灿为委员的中共团党委。为了使一团成为党掌握的部队，彭德怀将南华安特委派来的共产党员邓萍安排在团部任书记官，让张荣生任传令排排长，让共产党员黄纯一任三营九连连长。并推荐黄公略出任三团三营营长。

7月18日，二营营长陈鹏飞的一个从长沙来的亲戚传来绝密消息：“昨天长沙破获了共产党的一个机关，从被捕人身上搜出随营学校校长黄公略亲笔开具的通行证，被师长周磐认出笔迹。”彭德怀闻讯后，直赴县电报局核实信息，果然证实华南安特委已被破获，特委负责人在长沙被捕，供出黄公略是共产党员。周磐已下令逮捕黄公略和经黄公略介绍来的黄纯一、贺国中。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更怀疑推荐黄公略的彭德怀也是共产党。

面对突然变故，当晚彭德怀召集邓萍、张荣生、李灿等紧急商议对策，省特派员滕代远也参加了会议。彭德怀开门见山地说：今天召开团党委紧急会议，请同志们讨论是否起义。李灿说，时机不成熟，仓促了一些，形势对我们不大有利。彭德怀接过话茬：“决心起义，一点也不能犹豫！犹豫就会失败。”他分析形势说：“第一营完全可靠，是基本力量。第二营六至七成可靠。第三营只有二成多至三成可靠。团特务连基本可靠。”他认为平江周围的敌情不算严重，起义只要“彻底消灭城内反动武装，就能争取时间，巩固胜利”。^[5]听了彭德怀的一番话，李灿马上表示：“放弃犹豫，赞成马上起义。”这时，滕代远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湘鄂赣总暴动和平江问题决议》精神，当机立断，赞成彭德怀立即起义的主张。

一项在中国革命史上影响深远的起义计划，在古老的平江县城内一间狭小、简陋的病房里迅速又周密地制定出来。

1928年7月22日11时，在盛暑烈日下，湖南陆军独立五师一团800名勇士，全副武装，颈系红带，精神振奋，集合在平江城东门外一营驻地天岳书院的操场上，誓师起义。下午1时，平江县军警官兵午睡正酣。800名勇士越过浮桥，向县城发动进攻，一举解除了城内反动军警2000余人的武装，缴获步枪1万余支，子弹100万发。活捉了罪恶多端的县长刘作柱和清乡督察员杨鹏翼等反动分子200余人。平江起义取得了彻底胜利。

事实证明，采取坚决的态度，发动平江起义是完全正确的，不仅为党保存了骨干力量，而且它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人组织和领导的武装力量，对国民党血腥镇压的又一次反击。其政治影响是巨大的。平江起义胜利后，以湖南独立第五师第一团为基础成立的红第五军，于12月11日与朱、毛红军在井冈山会师。从而进一步壮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力量。

为寻找真理而投身革命的彭德怀，可能没有想到，革命胜利之后为坚持真理，将要经受更多的严峻考验。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彭德怀回国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这时遇到的一个棘手问题是如何对待“苏联经验”。当时，这是一个政治上很敏感的问题，但彭德怀发现苏军的经验并不完全符合我军实际。于是，他在强调必须学习苏军经验时，同时要求：“要发展，把苏联军事科学与自己的经验结合起来，使其条理化，变成自己的东西，提高干部军事理论水平……要克服骄傲自满、墨守成规和防止机械搬运。”^[6]

彭德怀带头反对照搬苏军经验。为加强沿海防务，中国人民解放军从苏联进口了几十个连的火炮。根据苏联顾问的设计所构筑的阵地，“完全是露天的，对空毫无遮掩；火炮的位置放在最前沿，胸墙很薄……仅能防弹片；炮与炮之间距离很近……而且等距离排列在一条直线上，只要有一枚凝固汽油弹或重磅炸弹落入阵地，全连火炮都有被毁的危险。到了战时，在敌人飞机轰炸和舰炮射击的情况下，不待发挥作用就可能被敌火力摧毁。”彭德怀认为，这些炮阵地的设计，在苏联有强大空军掩护，有大、中型口径火炮的海岸防御火力配系，或许是适用的，但照搬过来，就是完全脱离中国实际的战术思想。^[7]他每次视察工作看到这些海岸炮地，就要批评这种脱离国情的做法，并将具体情况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作了报告。

在以刮“共产风”“浮夸风”为特征的全国“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浪潮中，彭德怀是党内不多的保持清醒的领导人之一。他的清醒建立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彭德怀先后来到青海、湖南进行考察。在青海农村，他看到菜地里大量的白菜零乱地堆放着，遍地散落着菜叶，公共食堂的大锅里，是用面掺土豆块煮熟的稀面糊。在湖南农村，他得知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二三两米，数九寒天老人们还睡在光光的篾席上，连褥单都没有……带着这些问题，彭德怀上了庐山。

1959年7月2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即庐山会议）正式开幕。在提交会议讨论的18个问题中，毛泽东比较看重的是形势问题。他对“大跃进”以来的国内形势作了这样的概括：“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毛泽东说：“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许多问题是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看得出来的。过去一段时间的积极性中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这样看问题，就能鼓起积极性来。”^[8]

彭德怀从自己进行农村调查和会上与中央和地方一些负责同志交流的情况中，得出了与毛泽东对形势不同的看法。这在7月3～10日的会议讨论中彭德怀所作的7次发言或插话中反映出来。彭德怀以他自己一贯的风格，开门见山地说：“解放以来，一连串的胜利，造成群众的头脑发热，因而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只讲可能和有利的因素。在大胜利中，容易看不见、听不进反面的东西。”“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以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人民公社我认为办早了一些，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发挥，还没有充分发挥就公社化，而且没有经过试验。如果试验上一年半年再搞，就好了。”“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我也有一份，至少当时没有反对。”^[9]

即使彭德怀讲了这些带有刺激性的话，毛泽东也没有表示责怪。7月10日，毛泽东在各组长的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那天，他的情绪十分乐观，显得格外轻松。毛泽东说，从全局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算总账不能说得不偿失。他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问题，经过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已逐步解决了。并指定胡乔木等成立文件起草小组，起草《庐山会议诸问题议定的纪录》，作结束会议的准备。7月14日，《议定纪录》写出第一稿，总的精神还是纠“左”。

就在这一天，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使会议急转直下，由纠“左”变为反右。彭德怀的信主要写了两层意思：一、“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二、“如何总结经验教训”。从毛泽东的反应看，他主要对彭德怀写的两个问题不满：一、彭德怀在信中把“大跃进”以来工作中出现问题的原因归结为“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把“比例失调”的后果上升到“具有政治性”的严重性质。二、认为彭德怀的信“否定一切”。毛泽东把这概括为“动摇”，甚至对彭德怀在信中把“有得有失”一词误写为“有失有得”抓住不放，“说把‘得’放在后边，是经过斟酌的……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

彭德怀的信是否正确呢？

1962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彭德怀“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的一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10]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毛泽东发动对彭德怀的批判？从毛泽东7月23日的讲话看，他是把当时右派对党的进攻与彭德怀的信联系起来了，把开展对彭德怀的批判，当作击退右派对党的进攻，捍卫“大跃进”以来中央采取的重大方针政策的政治行动。据胡乔木回忆说，毛泽东试图给“大跃进”“降温”，并已经着手进行局部纠正，但他不愿意让人们给形势泼冷水。他认为，缺点和错误是存在的，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抓住这些东西来攻击总路线，是把总路线引到错误的方向去。他反复斟酌后确定，彭德怀这封信就是要求改到相反的方向去……

作为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彭德怀难道对这封信可能产生的政治后果没有任何顾虑吗？据参与此信文字整理工作的彭德怀秘书王承光回忆：7月“16日午餐时，彭德怀情不自禁地对着我和景希珍分析起这封信的可能命运来。他说，主席看了我的信会认真考虑的，有些问题也是他正在考虑还难以下决心的，看了信，也许会约我去谈一谈，商量解决办法，有些真实情况别人不一定会给他直讲；也可能把信拿到常委会上议一议，听听其他几位同志的意见；也可能印发给到会同志参考，以后适当时机再研究这些问题。”^[11]

既然考虑到“可能印发给到会同志参考”，那么，在当时十分敏感的政治气候下，如此敏感的问题，在党内引起争论是必然的，把自己推向这样的风口浪尖上，其结果就难以乐观了。后来，彭德怀在自述中回忆说：10日毛泽东讲话后，我感到会议就这样结束了，不解渴，没有解决问题。在找毛泽东当面谈因他已经入睡没有谈成后，便决定写信反映自己的想法。这就是彭德怀，为了捍卫真理，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把个人的一切置之度外。

于是，自这次仗义执言后，彭德怀的人生就进入逆境：1959年8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作出《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9月，彭德怀被免去国防部长和中央军委委员职务；1962年9月，被中央立案审查；1965年1月，被撤销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66年12月至1973年4月，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关押。即便如此，彭德怀始终无怨无悔。1974年11月29日，含冤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