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头到第一线抓落实解难题
1994年9月28日,中国共产党十四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平静落幕,但这次全会所产生的重要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却如惊雷滚过,它庄严地宣告了一个举世为之瞩目的重大信息: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交接圆满完成;中国共产党全党正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努力奋斗。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率领全党所开创的将导致中华民族实现新的复兴的伟大工程,将由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率领全国人民继往开来,再谱华章。
正是在这一庄严的宣告中,也蕴含着一个人们只要悉心体会就会体味到的题中应有之义,那就是: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江泽民则已成为这个伟大工程的总工程师。邓小平本人也讲过,我只是出了一点主意,主要的工作,繁重的事情是别的同志做的。这话里虽然不无邓小平谦逊的成分,但有一点是千真万确的,那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思路是邓小平亲手设计的,然而把这一伟大构想变为成功实践的,则首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国内外的一致看法是,江泽民不仅精于擘画全局,运筹施政,而且以善于抓落实而著称。此后,在世纪交替的重要转折时期,正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率领全党一步步实施了邓小平提出的治党、治国、治军的一系列思想。诚如江泽民在这一时期所反复强调的:现在,我们国家和军队建设的大政方针已经确定,关键的问题就是要抓好落实。江泽民的一句名言就是:“落实、落实、再落实。”“因为这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关键环节。我们共产党人的使命,不仅在于认识世界,更重要的在于改造世界……工作不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再好,军委的决策指示再正确,也是没有用的。我们领导者的责任,首要的是正确决策,在决策作出以后,就要狠抓落实,干实事,求实效,不尚空谈。”[10]1994年7月1日和12月18日,江泽民分别在北京军区师以上干部集训班和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了两次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把如何抓落实归纳为四条要则:一要树立求真务实的领导作风,二要改进工作方法抓住主要矛盾,三要建立责任制,四要抓好干部的选拔培养。这几条,既是他自己抓落实的经验之谈,也是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明确要求。其中的精髓即是提倡领导干部亲自动手、深入一线去切实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江泽民是这样要求的,他也是率先垂范带头去这样做的。
1999年,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在全国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渐次展开。这一教育是党中央面向新世纪为加强自身建设而采取的一项战略决策。作为党的领袖,江泽民带头参加到教育之中。政治局常委的“三讲”教育在省部级干部教育展开的同时就率先着手进行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先后召开7个座谈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其后又专门用5天半的时间进行了“三讲”,认真总结十年来的工作实践和基本经验,认真思考当前和今后改革与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教育结束后,江泽民代表政治局常委向中央政治局及其全党通报了情况。与此同时,江泽民也密切关注着各地“三讲”教育搞得如何,落实是否切实。2000年2月,他来到广东省高州市同基层党政领导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调研之前,他亲自派出有关人员先行了解情况;他本人赶到以后,马上深入基层参观荔枝产业,访问农户,了解教育展开情况。针对高州的实际,江泽民就如何提高“三讲”教育的质量,如何抓好中央提出的要着重查找和解决的五个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五条要求:
第一,要在学习党的基本理论和“三讲”教育规定的文件上下功夫。他希望县(市)领导干部,既要成为党的优秀的实际工作者,又要成为努力学习理论的模范。
第二,要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地估量自己。他认为,善于自我认识、自我剖析、自我改造,是领导干部政治上成熟的一个标志。领导干部必须勇于解剖自己,敢于正视自己的问题,及时纠正缺点错误,而绝不能采取回避和掩盖的态度。
第三,要正确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江泽民最为痛恨的就是“领导班子不讲党性原则,政治上软弱,好人主义、自由主义盛行,讲庸俗关系学”。[11]他要求,务必扫除这些不良习气,他号召要坚决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既勇于打扫自己身上的灰尘,也诚恳地帮助别人打扫身上的灰尘;既批评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也批评班子集体和别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既从大处着眼,又善于见微知著、防微杜渐,达到弄清思想、团结同志的目的。
第四,要认真倾听群众的意见。江泽民反复强调,每一个县(市)领导干部都要把“三讲”教育作为虚心听取群众意见、自觉接受群众监督的难得机会,使干群关系有一个明显的改善和加强。
第五,要认真进行整改。找准那些影响本地改革、发展、稳定,影响领导班子发挥整体合力,影响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问题,切实解决几个影响本地工作全局的紧迫问题。
在深入实际第一线与干部群众共解难题、共渡难关方面,江泽民也堪称表率和典范。
1998年6月、7月、8月,我国长江流域、嫩江、松花江流域相继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水。这是我国继1931年、1954年之后20世纪的最大洪涝灾害,局部地区洪水甚至超过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洪水牵动着沿江省区人民的心,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更牵动党中央、国务院和江泽民总书记的心。在抗洪抢险最紧张的日子里,江泽民几乎每天都与抗洪第一线通话,了解水情、汛情、险情和灾情,指挥部署抗洪抢险工作。
7月21日,连日的特大暴雨,使已经造成内涝、防洪形势格外严峻的武汉市,又将迎接这次汛期后长江第二次洪峰的考验。这一情况使江泽民夜不能寝,深夜12点,他打电话给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的总指挥温家宝,要求沿江各省市特别是武汉市要作好迎战洪峰的准备,抓紧加固堤防,排除内涝,严防死守,确保长江大堤的安全,确保武汉等沿江重要城市的安全,确保人民生命安全。随后,江泽民总书记和朱镕基总理决定,委派温家宝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到防汛抗洪第一线,现场指挥抗洪抢险。
7月27日,温家宝出发前一天的夜间11点半,江泽民又给他打电话。此刻,长江第三次洪峰刚刚通过宜昌,从石首到湖口,8个水文站均超过历史最高水位。江泽民一再嘱咐:一定要防止1954年的险情发生,坚决确保武汉和江汉平原的安全。第二天一早,江泽民再次打电话给已经到达武汉的温家宝,了解洪峰通过武汉的情况。当得知洪峰正在通过武汉、没有发生重大险情时,他才稍感放心。
此后几天里,温家宝每天给江泽民总书记和朱镕基总理发一封电报,不断报告抗洪抢险的最新进展。江泽民仔细阅读每份电报,及时作出重要指示,有力地指导着整个防洪抢险斗争。为了夺取抗洪抢险的胜利,他还推迟了原定的访问俄罗斯、日本的外事活动。
8月7日,九江长江大堤发生溃决。江泽民非常重视这一突如其来的重大险情。他一连数次给温家宝打电话,指示温家宝立即从湖北赶到九江坐镇指挥。接着,他又与当时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通电话,指示再调些部队,作为抗洪抢险的突击队,以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当天深夜,在长江第四次洪峰袭来的危急关头,江泽民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国家防总的汇报,紧急研究部署长江抗洪抢险工作。会议决定:要把长江抗洪抢险工作作为当前头等大事,全力以赴抓好。要坚决严防死守,确保长江大堤的安全,绝不能有丝毫松懈和动摇。人民解放军要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继续投入抗洪抢险第一线。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也要积极参加抗洪抢险工作。要动员和组织一切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抗洪抢险。
8月13日,正当长江第五次洪峰向长江抗洪抢险绝险地段湖北境内荆江逼近的关键时刻,江泽民紧急飞赴沙市抗洪抢险第一线。一下飞机,江泽民就直奔江堤。已有1600多年历史的荆江大堤位于长江中游荆江河段北岸,全长180多公里,是保护江汉平原乃至武汉三镇的屏障。历史上,这里曾多次溃口。在旧中国当地官绅曾修建起一座镇水塔,祈求它能镇服洪魔,但无情的洪水使人们的梦想一次次破灭。据荆州地方日志记载,从明朝初期到解放前,荆江段共溃口91次,平均6年一次,每当溃堤之时,“浮尸满城,哀鸿遍野”,“其情其状,惨不忍睹”。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经过调查研究,专门针对这里,制定了“确保荆江大堤,江湖两利,蓄泄兼并,以泄为主,上下荆江通盘考虑”的综合治理方针。此后,又经过长期努力,方使肆虐的洪魔得以遏制。
江泽民站在烈日炙烤下的大堤上,一边考察一边与正在加固堤坝的民工和巡堤查险人员紧紧握手,表示亲切慰问,并急切地与在场的有关领导了解防汛抗洪的详细情况。接着,江泽民又赶到荆江大堤的重点险段观音矶。当湖北省领导汇报说,长江第五次洪峰正从这里通过时,江泽民急切地问:“水位和流量是多少?”在场水文气象部门的负责同志回答说:“今天的最高水位是44.84米,现在的水位是44.83米,流量为4.95万立方米每秒,是入汛以来最大的一次。”江泽民闻言,立即高声勉励抢险突击队员再接再厉,坚持到最后胜利。随着洪峰向中下游推进,江泽民又驱车200多公里,于当日下午5时赶到洪湖中沙角险段。在详细了解汛情后,江泽民再次走到抗洪官兵中间,亲自进行现场思想鼓动。人们看到,他手持话筒激昂动情地发表了以下讲话:“你们当中有‘上甘岭特功八连’,上甘岭的精神永远活在全军指战员心中。你们当中还有黄继光生前所在的部队,黄继光英勇献身的精神也永远铭刻在广大军民的心中。”“现在,长江抗洪抢险斗争已经到了决战的关键时刻,你们要继续发扬不怕疲劳、不怕艰险、连续作战的精神,团结奋战,坚持到底,夺取抗洪抢险斗争的最后胜利。”“同志们有信心没有?”“有!”备受鼓舞和激励的官兵们群情激奋,斗志昂扬,斩钉截铁的应答声回荡在辽阔的江面上,盖过了滚滚涛声……
翌日,江泽民仍然不顾疲劳,继续在抗洪前线考察、指挥,他审时度势,向与洪水进行最后决战的抗洪军民发出了总动员令,他号召:“现在,长江抗洪抢险到了紧要关头,处于决战的关键时刻。只要坚定信心,坚持坚持再坚持,就能够取得抗洪抢险的最后胜利。但是,这一段时间也最容易发生问题,稍有不慎,就可能功亏一篑,造成无法弥补的严重损失……第一,各级领导思想上要高度重视。抗洪抢险是沿江地区当前的头等大事,坚决严防死守,确保长江大堤安全,这是抗洪工作的重中之重,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和动摇;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任务,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半点马虎。第二,要加强领导。沿江各地的党委和政府要对抗洪抢险工作负总责。第三,要加强统一指挥。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是中央直接领导下的全国防汛抗洪的指挥机关,参加抗洪抢险的各地区和各有关部门,各方面的力量,都要坚决服从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的指挥。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是我们取得抗洪抢险最后胜利的重要保证。第四,要充分发挥人民解放军的突击队作用。参加抗洪抢险的各部队,要继续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和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与人民群众团结奋斗,在夺取抗洪抢险斗争的全面胜利中再立新功。”[12]
8月16日,来势凶猛的第六次洪峰,使长江中下游的抗洪形势骤然吃紧,抗洪军民再次面临严峻考验。当晚18时30分,江泽民向抗洪部队发出命令,要求沿线部队“全部上堤,军民团结,严防死守,决战决胜”。与此同时,北国嫩江、松花江水位持续上涨,大庆、哈尔滨告急!江泽民指示部队火速增援北线。
18日晚,江泽民两次打电话给温家宝,询问嫩江、松花江的抗洪救灾情况,委派温家宝赶赴北线坐镇指挥。接着,江泽民又打电话给黑龙江省委书记徐有芳,详细了解黑龙江的抗洪形势。次日晚,江泽民又多次与已经到达哈尔滨的温家宝通话,了解哈尔滨的城市防洪情况,并关切嘱咐:“当前东北的抗洪形势十分严峻,嫩江干流的第三支洪峰进入松花江流域,已经逼近哈尔滨,洪峰将超过历史最高水位。沿江军民要紧急动员起来,全力以赴确保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等重要城市的安全,确保人民生命安全。”[13]
稍后,在北线抗洪抢险的关键时刻,江泽民又一次来到了北线抗洪军民中间。江泽民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齐齐哈尔市泰来县,实地了解受灾情况和灾民的生活情况。黄昏时分,又飞抵哈尔滨市。一下飞机便立即赶往松花江边,察看堤防和汛情。
此时,哈市防洪纪念塔一线十余里江堤上云集着众多参加决战洪魔、誓死保卫哈尔滨的解放军和武警官兵。面对守卫江堤的解放军和武警官兵,江泽民动情地发出了肺腑之言:“我首先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向你们致以亲切的慰问和崇高的敬意!现在我们的抗洪斗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胜利的事实充分说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可以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取得抗洪胜利的中流砥柱,是保卫人民的钢铁长城。我们中华民族具有自己的优良传统,任何困难都压不倒我们,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通过抗洪斗争,我们形成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抗洪精神,这是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都要大力弘扬这种伟大的精神,在党的领导下,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为夺取新的胜利前进、前进、再前进。”[14]江泽民的讲话,特别是首次高度概括了伟大的“抗洪精神”,使广大抗洪勇士受到极大鼓舞。
后来,温家宝回忆夺取抗洪抢险胜利的经历时,对江泽民运筹帷幄、指挥调动部队战胜洪峰感叹不已。他说:“7月21日,第二次洪峰要逼近武汉,武汉地区又连降暴雨。总书记睡不着觉,连夜给我打电话,作出了人民解放军要紧急支援灾区、参加抗洪抢险的决定,并且提出了一定要做到‘三个确保’。”“8月6日,是长江沿线惊心动魄的一个夜晚。那天,荆江水位第一次超过分洪线。江主席给我打电话指示,在原来基础上再增派部队,宁可多一点。他说多一点部队有三个好处:一是可以锻炼部队,这是和平时期对部队一次很好的摔打和考验的机会。二是可以增强人民的勇气,老百姓一看解放军来了心里就有了底,增强人民严防死守、保住大堤的信心。三是可以密切军民关系,加深军民鱼水之情。”“紧要关头,江主席三次用兵派出精锐部队抢险,给人印象更深。九江决口,江主席指示有堵口实践经验的北京军区某工兵营火速赶赴决口处;在长江第六次洪峰通过、洪湖地段告急时,他又指示工兵营转战洪湖;岳阳险段发生险情,他再一次指示工兵营出击……”[15]
在江泽民亲自指挥和全党共同努力下,抗洪抢险斗争取得了全面胜利。
古今中外的历史演进无一例外地揭示了这样的真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作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就是要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作风,以赢得人民的信任。这种好的作风,是一种良好的精神状态、精神风貌,也是一种人的高尚品格、优秀素质的外在表现,更是一种领导艺术和领导方法。江泽民带头培养和践行优秀作风的身体力行,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的“为民请命”和“清正廉洁”将会达到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而这也将成为凝聚、带领人民实现中华复兴的巨大表率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