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认为，发现真理难，坚持真理更难。因为，坚持真理有个立场问题——树立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胸中始终装着广大人民群众，以革命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来处理一切个人问题。“个人主义与马列主义的矛盾就在这里”，“如果尽是为了个人打算”，坚持真理无从谈起。“是否对人民尽了责任，可以考验谁是优秀子孙，谁是不肖子孙。”

1944年3月，陈云出任西北中央局委员、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临别之际，新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彭真问他：你还有什么需要交代的？陈云回答说：有多少党员，多少干部，多少党表，多少小册子，这在少奇那里已经交代了。他要交代的是，陈云在七年中组部长工作中发现我们党内一部分干部存在着的一股骄傲之气。即“喜欢人家说他好，不喜欢人家说他坏”。“有功必居，有过必避”。当工作中出了问题受到批评的时候，“他总是想很多道理来解释，其目的就是说明他没有过”。这是一种什么现象呢？陈云认为这涉及共产党员修养的重大课题——如何看待自己。他说，假设你工作取得了成绩，“这里有三个因素：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把个人的功劳放在最后，是因为个人的力量再大，离开了党，离开了人民，也一事无成。分别之际，为什么不说好话，而着重留下对问题的提醒？在党的七大上陈云谈及此事，并作了长篇发言，其意就是要说明：共产党员“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是什么就是什么，应该怎样就怎样。有的时候你愈要面子，将来就愈要丢脸。只有你不怕丢脸，撕破了面皮，诚心诚意地改正错误，那时候也许还有些面子。共产党员参加革命，丢了一切，准备牺牲性命于革命，还计较什么面子？把面子丢开，讲真理，怎样对于老百姓有利，怎样对于革命有利，就怎样办。我们肩头担负这样重的任务，如果强调讲面子，在讨论问题时，就会不客观，看问题就有个人的角度，有利于他，有利于他的面子，就赞成你的意见；对于他的面子不好看的，便不赞成。如果一切从自己面子的角度出发，讨论问题、看问题掺杂个人得失在里面，立场不正，就不会看得很清楚，不会讲真理，结果一定害人害己”。^[13]

这段话，概括了陈云一生坚持真理的认识来源和实践来源。1935年1月，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召开的遵义会议上，作为4名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陈云的一票举足轻重。在自传中，他郑重写道：“遵义会议上我已经很了解几次军事指挥之错误，（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14]所以，陈云没有按照惯例支持临时中央负责人，而是选择了拥护真理——支持毛泽东。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的步伐，党又一次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开始考虑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叶剑英委托王震找陈云商量。当时可供选择的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召开十届三中全会；二是直接把“四人帮”抓起来。陈云反复研究了十届中央委员会的名单，分析了力量对比的情况，感到召开中央全会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没有把握。在应邀前往叶剑英在西山的住所交换意见时，叶剑英拿出毛泽东批评“四人帮”的讲话稿给陈云看。陈云当即表示，赞同把“四人帮”抓起来，这场斗争不可避免。在陈云的坚定支持下，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给党和人民带来沉重灾难的十年浩劫。

“四人帮”被粉碎，并没有迅速带来党和人民期盼已久的那种大好局面。于是，在1977年3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再一次为真理犯颜直谏，他在书面发言中要求重新评价“天安门事件”，并说：“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是：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陈云明确表示赞同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认为这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15]陈云的鲜明态度推动了此后为邓小平恢复职务。

一年半后，“天安门事件”仍未平反。在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再一次为捍卫真理呐喊。在《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题目下，列举了包括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在内的六个方面的历史遗留问题，提出应由中央解决。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说：薄一波等61人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彭德怀对党贡献很大，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没有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当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天安门事件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瘫痪负有重大责任，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给以应有批评。陈云的这次发言在会议上引起强烈反响，推动中央立刻就平反冤假错案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顺利召开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如果说，分别之际不说“拜年”话，体现的是陈云坚强的党性原则的话，那么，后来一次面临生死考验，陈云所交出的答卷，则体现了他的伟大人格……

1979年10月17日，陈云被检查确诊患了结肠癌。考虑到手术有相当危险，手术前，有同志问他：还有什么事要交代？对于这一带有遗嘱式的提醒，陈云却显得很平静，他提笔给4个月后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写了一封信。当这封信被拆开的时候，展现在面前的不是人们常常看到的有关个人后事和家事的意愿安排，而令陈云放心不下的却是他尚未完成的一件平反一位老同志的历史冤案。他在信中说，潘汉年一案需要重新审查。后来，陈云回忆说：

我是动过大手术的人，手术前，恐怕靠不住了，开刀后怎么样不晓得，姚依林同志来问我有什么话，我写信给耀邦同志说，潘汉年一案要重新审查。我那时感到，生命可能没有保证。^[16]

20个世纪30年代前后，潘汉年曾长期在上海等地做秘密工作，出生入死，为党作出过很大贡献，但解放后却因种种复杂情况被错误地打成叛徒，1955年因所谓的内奸问题被逮捕，1977年含冤去世。对这起时间久远、能够证明其身份的人越来越少的案件，陈云开始了大量深入的调查工作……为防止因个人的健康而中断此案进展的问题发生，陈云向党的领导人作出了郑重交代。

陈云这种捍卫真理，坚持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和崇高思想、品德，表现了一位伟人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执着追求，体现了共产党人克己奉公、一心为民的高风亮节，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