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俄国的路”，运用十月革命的经验，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中国革命的基本思路。亲眼目睹把“以城市包围农村”的苏联经验移植到中国，提出“中心城市论”，期望通过进攻中心城市，“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给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而毛泽东从中国绝大多数人口是农民、分布在农村，敌人集中在城市这一实际出发，提出“以农村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道路，使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红军多次取得反“围剿”的胜利。这使陈云认识到，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俄国十月革命经验，都是对一定社会形态真实情况的正确认识，把它们运用于中国革命，必须根据新的实际，实事求是地作出决策。

1958年，在全国掀起的“大跃进”运动中，北戴河会议上确定了1959年“钢产量达到2700万吨，争取3000万吨”的高指标。毛泽东发现指标过高的问题后，虽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作了一定下调，确定将1959年钢生产指标由2700万吨～3000万吨降为1800万吨左右，但这仍然是一个高指标。会议确定的1959年煤炭产量达到3亿8000万吨左右、粮食产量达到10500亿斤左右、棉花1亿担左右，则是更加居高不下的指标。

具有丰富经济工作经验的陈云，凭他对当时我国生产力水平的判断，认为钢产量即使降至1800万吨也难以完成，煤炭、粮食、棉花三大指标更有问题。陈云这个判断是有充分根据的。后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为什么说完成1800万吨好钢恐怕有点问题，有两个来源。一个是钢材问题，2000万吨钢，轧成钢材，打7折，1400万吨。那么，就发生这样的问题：今年钢材1400万吨，可是到12月份，可能有一部分钢材今年使用不上，要转到下一年去。再一个是库存钢材的周转量少了。“有一个同志曾经说过，1959年底周转量如果没有300万吨左右，生产要调整得很正常是困难的。”鉴于这两个问题，因此就想到“我们用到基本建设和生产方面去的是不是有1400万吨钢材？如果没有……就需要相对地缩小基本建设和生产方面的规模。那么，回过头来问：这样会不会影响2000万吨钢？”^[7]问题就出现了。

于是，在胡乔木起草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公报时，陈云建议他向毛泽东报告：粮、棉、钢、煤四大指标都暂时不对外公布。胡乔木后来回忆说：“我不敢去向毛主席报告陈云同志的意见。我认为，全会已经开过，全都定好了，大家一致同意，讲了很多话，人都散了，不在报上公布同当时的势头很难适应。”^[8]

此后，陈云决定亲自向毛泽东直抒己见。1959年1月28日，毛泽东找陈云、彭德怀、李富春、李先念等谈经济问题，陈云向毛泽东说：1800万吨好钢是不是能够完成？恐怕有点问题。我倾向降到1600万吨。陈云这种敢于坚持真理的精神受到毛泽东的赞扬。在4月初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对1959年钢生产指标问题，“陈云同志表现了非常正确的态度……他这个人是很勇敢的，犯错误也勇敢，坚持真理也勇敢。我听了这个话，我就说，那拉倒。甚至这个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我还得观察。”^[9]毛泽东由此讲到工作方法问题，强调要“多谋善断”，“多听人家的不同意见”，“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人，因为真理在一个人手里，而不在多数人手里”。

后来，陈云将这种实事求是的作风概括为十五个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陈云专门解释说：“不唯上，并不是上面的话不要听。不唯书，也不是说文件、书都不要读。只唯实，就是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这是最靠得住的。”^[10]

陈云认为，在通往真理的大道上，一个人的认识和实践总是有局限性的，要使自己的认识更加科学，少犯错误，就要善于运用“交换、比较、反复”的方法。也就是多与其他同志交换意见；有了决策方案之后要进行纵横比较；决定问题时不要太匆忙，适当放一放，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

1962年初，在著名的七千人大会期间，毛泽东曾三次提议让陈云讲一讲话，陈云都没有讲。毛泽东在1月30日的讲话中说，拿我来说，经济建设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他的方法是调查研究，不调查清楚他就不讲话。这一次我说请他讲话，他说不讲。我说你哪一年讲？他说过半年可以讲。毛泽东在闭幕会上又提到，本想让陈云同志讲讲他的意见，他说他没有想好，不讲了。^[11]

有关史料记载，在七千人大会召开前，陈云曾到黄淮海地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广泛了解了经济形势和存在的问题，又到小蒸等地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对当时的困难局面和战胜困难的办法已经形成了一些看法。那么，他为什么三拒毛泽东的讲话邀请呢？这里有两个方面原因：第一，对于“困难的程度，克服困难的快慢，在高级干部中看法并不完全一致”，而他所掌握的情况虽具有典型性，但是否具有普遍性，还需要再听一听各地的意见，为了使自己的认识更正确一些，他需要一个“交换、比较、反复”的过程。第二，陈云后来回忆说：“1962年七千人大会，毛主席要我讲话，我不讲话，主要是和稀泥这不是我陈云的性格……”^[12]

通过会上七千多人广泛讨论，献计献策，使陈云的有关想法迅速成熟。在七千人大会结束后随即召开的西楼会议上，陈云就经济形势和克服困难的办法作了重要发言。鉴于当时的困难局面比七千人大会的估计还要严峻的形势，他提出：第一，把十年国民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为恢复阶段，后一阶段为发展阶段；第二，减少城市人口，实行精兵简政，要下决心减人，否则无出路；第三，要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第四，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第五，把一切可调动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随着这些办法的推行，国民经济调整不断取得良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