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1905年6月13日生于江苏省青浦县（今属上海）练塘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2岁丧父、4岁丧母，由舅父抚养成人，曾改名“廖陈云”。1925年6月，参加“五卅”运动。六七月间，加入中国国民党，成为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闸北区第十五分部首创人之一（1927年7月国共合作破裂后退出国民党）。8月，领导上海商务印书馆大罢工。八九月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参加上海工人举行的三次武装起义。1930年3月，任中共法南区委书记。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补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31年1月，出席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被增补为中央委员。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后任江苏省委书记。5月，任中共中央特科书记。9月，被指定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32年3月，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934年1月，出席中共六届五中全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兼任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1935年1月，出席遵义会议，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后撰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并到部队传达。9月赴莫斯科，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1937年4月，奉命从莫斯科回国，到达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5月，赴星星峡地区援接李先念等率领的西路军余部。12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被增补为书记处书记，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38年5月，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9月，发表关于青年问题的讲演，把干部政策概括为12个字：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10月，在延安军事干部会议上指出：“犯了错误，研究教训，决不是丢脸；不研究，不吸取教训，才会丢脸，有时会大丢其脸。”1944年3月，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陕甘宁边区的财经工作。1945年4月至6月，出席中共七大。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1948年5月，任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10月，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1949年7月至8月，在上海主持召开全国财经会议，确定全力支持解放战争彻底胜利和维持新解放区首先是大城市人民生活的方针。10月，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1950年2月，主持全国财政会议，研究克服经济困难的政策和措施。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56年9月，出席中共八大，在大会上作《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以后的新问题》的发言，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构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补充；计划生产是主体，在计划许可范围内按市场变化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补充。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后兼任商业部部长。1962年4月，任中共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一起对恢复当时遭到严重困难的国民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1966年9月，毛泽东告诉陈云：“文化大革命”，我并没有打倒你，你好好养病，将来好工作。^[1]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在党内只保留了中央委员的名义。这是自1934年以来，第一次被排除在中央政治局之外。1976年9月，参与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曾对叶剑英讲，这场斗争不可避免。1977年3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正确认识和重新评价1976年4月5日发生的“天安门事件”；拥护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会后，支持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的批评，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1978年11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发言，率先提出平反冤假错案，指出不解决这个问题，是很不得人心的。12月，出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并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1980年11月，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的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期间，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过程中，支持邓小平提出的关于科学地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主张，并指出毛泽东一个无可比拟的功绩，是培养了一代人，包括我们在内。1982年9月6日，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发表讲话，指出要解决好干部队伍交接班的问题。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继续当选为中纪委第一书记。1987年1月1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德才兼备，五湖四海，这是我们提拔干部的大方针。德才兼备，才干固然要有，但德还是第一。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退出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1990年1月24日，同浙江省党政军领导谈话时提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在党的历史上，29岁就成为中央领导核心一员的陈云，在王明教条主义统治全党的几年中，他也未能独善其身。这段经历使他感触良多。在党的七大的发言中陈云说：“从1930年三中全会选了我做候补中央委员，四中全会选为正式委员，一直当到现在”，“这中间的许多错误，我都有份，我参加了许多问题的讨论，都举了手。”分析其中经验教训，“当一个主张决定了，就要看一看，这个决定和客观情况符合不符合？这个情况不是局部的而是全面的客观的情况。假如人家说这是机会主义，你也不要忙于就跟着人家说这是机会主义，要看一看。假如人家说他的路线是正确的，那么这个路线是不是正确，正确在什么地方，我也应该考查一下。过去是不是考查了呢？没有考查”。^[2]1942年，利用在延安养病的机会，陈云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对包括毛泽东起草的文件、电报都仔细进行研究。后来，他说：“当我全部读了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之后，感到里面贯穿着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3]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4]通过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陈云认识到，“过去我们犯错误，主要是因为不根据实际办事，主观与客观相脱离。所以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毛主席的实事求是思想。”^[5]

陈云认为，做到实事求是，搞好调查研究，“弄清情况”是十分重要的。在他的著作中，一个反复强调的观点是：“我们应该用90%以上的时间去弄清情况，用不到10%的时间来决定政策。这样决定的政策，才有基础。比如，要解决猪肉供应紧张和猪的增产问题，若不管饲料、猪仔的来源，不管价格高低，不管群众愿意不愿意饲养，而是临时乱抓办法，那就永远也做不好这一工作。”^[6]

1949年，国民党在撤退大陆之前，蒋介石部署了用经济包袱把共产党拖垮的计划。他把国库大量资金、重要设施运往台湾，将搬不走的各种设施全部炸毁，把一个千疮百孔的大陆留给了中共。在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和一些投机商人乘机哄抬物价的相互作用下，1949年4月、7月、11月，在全国各地先后多次刮起涨价风，而问题最严重的是上海。为了打好这开国的第一仗，党中央决定在上海召开全国财经会议，由刚刚出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的陈云坐镇指挥，稳定全国经济秩序。

7月22日，陈云抵达上海，下榻于百老汇大厦。他不顾上海刚刚遭遇的台风袭击和资本家的不友善态度，走街串巷了解情况，掌握了大量上海市场的第一手材料。会议第一周，仍是安排了解情况，听取各解放区的汇报；第二周，组织与会人员按照金融、贸易、财政、综合四个方面进行分组讨论，梳理情况，分析原因，研究对策。经过三个回合，陈云发现一个规律：两次物价波动都是由上海引起的，上海物价涨，全国物价就涨；上海物价稳定，全国物价就稳定。稳定上海的物价，主要是解决“两白一黑”的问题。“两白”就是大米和棉花、棉纱，不解决好，老百姓生活不安定；“一黑”就是煤炭，没有煤发不了电，会直接影响生产和生活。8月8日，陈云在会上作了《克服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的报告，提出了迅速制止上海物价急剧波动的七个方面对策，动员各地从1949年9月、10月和1950年调集大米、棉花支援上海，遏制上海粮食、棉花被恶意炒作的严重事态，并调整了与此相关的运输、金融、纺织工业等行业的政策。这些政策措施实施后，上海的物价开始回落。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商业投机分子利用新中国的暂时困难恶意囤积、抬高物价、谋取暴利的问题，陈云又提出了运用经济手段稳定物价的12条措施，要求：东北自1949年11月15日至30日，每日运粮1000万～1200万斤入关，以应付京津需要；西北财委将陇海路沿线积存之纱布运到西安；财政部拨贸易部2．1亿斤公粮，以应付产棉区粮食销售；人民银行总行及各主要分行一律暂停贷款；各大城市开征几种能起到收缩银根作用之税收；目前各地贸易公司暂时不宜将主要物资大量抛售……当抢购风盛时，我应乘机将冷货呆货抛给投机商，但不要给其主要物资。等到收紧银根、物价平衡，商人吐出主要物资时，我应乘机买进。

11月25日，陈云命令全国统一行动，在上海、北京、天津、武汉、沈阳、西安等大城市采取统一步骤，大量抛售纱布。上海等地的资本家和投机势力一看有纱布抛售，立即拿出全部力量争相抢购，甚至不惜借高利贷。谁知，上海等地的国营花布公司源源不断地抛售花布，而且一边抛售，一边降低牌价，连续抛售了10天。投机商们见大势不妙，赶紧抛售自己手中的纱布，但他们抛得越多，市场行情跌得越快。上海的纱布价格，一天之内下降了一半。投机分子叫苦不迭。而此时，我们则紧缩银根，穷追不舍。一是规定所有国有企业的资金一律存入银行，不向私营银行和资本家企业贷款；二是规定私营工厂不准关门，而且要照发工人工资；三是加紧征税，规定税金不得迟交，否则，迟交一天罚税金额3%。如此一来，投机分子撑不住了，不得不要求人民政府买回他们“吃”进的棉纱，而人民政府则以极低的价格买回了大量棉纱。这场战役，使投机分子受到严厉打击。有的资本家血本无归，有的卷铺盖逃往香港。上海和全国的物价迅速稳定下来。当时担任上海申新纺织公司总管理处总经理的荣毅仁说：“中共此次不用政治力量，而能稳住物价，给上海工商界一个教训。”“6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则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