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1904年8月22日，出生于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原名邓先圣，后由启蒙老师改名“邓希贤”。大革命失败后，为适应白色恐怖环境下秘密工作的需要，改名“邓小平”。1920年10月，到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夏，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一年后，参加由周恩来发起组织的旅欧共青团支部工作，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1924年7月，当选为旅欧共青团执行委员会书记局委员，同时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1月，根据中央的指示离开法国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起俄文名字“多佐罗夫”（Дозоров），9月返回中国。1927年12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29年12月，同张云逸、韦拔群等发动百色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1930年2月，同李明瑞、俞作豫等发动龙州起义，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与师长刘伯承一起在太行山区开辟晋冀豫边区抗日根据地。1943年10月，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主持晋冀鲁豫地区党政军工作。1947年5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同刘伯承率军强渡黄河，发动鲁西南战役，揭开了人民解放军全国性战略进攻的序幕。1948年5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政治委员。与刘伯承发起宛东战役、襄樊战役。11月，任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指挥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1949年初，任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后任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同刘伯承、陈毅等指挥渡江战役，解放南京、上海及苏、皖、浙、赣、闽等省广大地区。1952年7月，任政务院副总理兼任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和财政部长。1955年4月，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9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斗争，失去一切职务。1973年12月，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1974年4月，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在会上系统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论断。1975年1月，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开始全面整顿，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年底，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再度受到错误批判。1976年4月，被撤销一切职务。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邓小平原任的党政军领导职务。1978年3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12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982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主席、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1984年6月，指出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香港和台湾问题，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政策，不会变。1985年6月，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中国政府决定裁减军队员额100万，并阐述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国际形势判断和对外政策的两个重要转变。1987年1月至3月，针对1986年底出现的一些高等院校少数学生闹事问题，多次谈话指出，要加强四项基本原则教育，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1989年4月，针对北京发生的动乱，两次发表谈话。5月至6月，提出中国共产党要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新的领导集体要以江泽民为核心。11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同意邓小平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请求。1992年1月至2月，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发表“南方谈话”，明确回答了经常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是一个具有坚定革命意志的伟人。凡是他认定正确的事，就不会轻易改变并坚持到底。他是从留学法国勤工俭学期间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确立共产主义信仰的。邓小平回忆说：“我在法国的五年零两个月期间，前后做工约四年左右（其余一年左右在党团机关工作）。从自己的劳动生活中，在先进同学的影响和帮助下，在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下，我的思想也开始变化，开始接触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参加一些中国人的和法国人的宣传共产主义的集会，有了参加革命组织的要求和愿望，终于在1922年夏季被吸收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1]在苏联留学期间，他进一步总结道：“生活的痛苦，资本家的走狗——工头的辱骂，使我直接的或间接的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最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略有感觉。然以生活浪漫之故，不能有个深刻的觉悟。其后，一方面接受了一点关于社会主义尤其是共产主义的智识，一方面又受了已觉悟的分子的宣传，同时加上切身已受的痛苦，”于是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总上所说，我从来就未受过其他思想的浸入，一直就是相当共产主义的。”^[2]

入党之后的邓小平，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党。后来他说：“我自从十八岁加入革命队伍，就是想把革命干成功，没有任何别的考虑。”^[3]邓小平所说的“没有任何别的考虑”，主要是指没有考虑个人的利益得失。

在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就是这样。1973年邓小平复出后毛泽东对他寄予厚望。1974年12月，毛泽东称赞他“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和领导全面整顿取得的成绩，得到毛泽东更加欣赏和倚重。希望在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由邓小平出来解决社会上出现的种种问题，把党和国家治理好。当邓小平几次同江青等斗争时，他都给邓小平以有力的支持。即使“四人帮”多次向毛泽东告“状”，也没能动摇毛泽东对邓小平的继续支持。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实质上是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以来种种“左”的错误做法，进一步落实党的正确政策，大力恢复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和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进而使党和国家的工作逐步走上正轨。正如邓小平所说：“1975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又说，经过整顿，“局面就大不一样”。经过全面整顿，国民经济情况继续好转，工农业生产各项主要指标稳步上升。全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8．7%，其中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5．5%，农业总产值增长3．1%。但是，毛泽东最看重的是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看作他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认为它对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完全必要的，担心有人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随着他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这种不安和担心也越来越强烈。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也不是不能批评，但一定要肯定它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毛泽东期望按照这一基本估价，由邓小平主持对“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这样，他就可以放心了。但是，毛泽东没有想到，邓小平不接受这个要求。邓小平委婉地以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为由，拒绝主持对“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拒绝毛泽东，尽管招致又一次下台，但邓小平决不后悔。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性转折，开启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从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后来被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成为邓小平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的旗帜。为了确保中国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邓小平反复强调“政策不变”、“50年到70年不会变”、“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动摇不得”。

1983年6月18日，邓小平在与部分外籍专家谈话时强调指出：“我们现在的路子走对了，人民高兴，我们也有信心。我们的政策是不会变了。要变的话，只会变得更好。对外开放政策只会变得更加开放。路子不会越走越窄，只会越走越宽。”^[4]1986年底，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影响，一些城市发生了学潮。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强调“我们讲民主，不能照搬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的技术，利用外资，是为了搞好社会主义建设，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5]在接受胡耀邦辞去党中央总书记、妥善处理学生闹事之后，邓小平充满信心地表示：“排除干扰，继续前进。”^[6]“这两件事的处理，都不会影响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会影响我们对内、对外开放的政策，不会影响经济体制的改革，也不会影响政治体制的改革，而只会使我们的党和人民更加清醒，更加相信我们走的道路是正确的。尽管发生了这两件事，一切都将照常进行，不会有任何改变。”^[7]

1987年10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全体中外代表时的谈话中再次强调：“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最少50年到70年不会变。”他进一步解释说：“因为我们第一步是实现翻两番，需要20年，还有第二步，需要30年到50年，恐怕是要50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两步加起来，正好50年到70年。”^[8]

1989年6月，在果断处理北京发生的政治风波之后，邓小平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进一步指出：“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不对？两个基本点，即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不是错了？我最近总在想这个问题。我们没有错。”那么，“以后我们怎么办？我说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除了个别语言有的需要变动一下，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都不变”。^[9]1992年1月至2月，邓小平在退休两年之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并发表南方谈话，在此前反复强调“不变”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动摇不得。”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开拓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光明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