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去世后，叶剑英写下《哀悼任弼时》一文，把任弼时的革命品格概括为“骆驼精神”。他指出：任弼时“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10]这段话高度概括了任弼时一生的工作状态、对理想的追求和奉献。

第一，勇挑重担，不怕困难。

“勤奋”是任弼时一生的美德。少年时代，他就撰文《说勤学》，指出：“凡人之生，无论智愚，莫不以勤学为贵。天下之人，生而知之者少，学而知之者多。故人皆宜学，学尤宜勤。”他还写下《劝友人勤学书》，告诫友人“务宜专心求学以求上进”，否则，“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1916年，12岁的任弼时以《人贵有恒》为题，对成才与“勤”和“恒”的关系作进一步论述。指出：“人之学业或优或劣或成或败，其故安在哉？在乎有恒无恒而已。”他并引经据典，以英国瓦特，中国古人孔子、愚公为例，总结出“优者成于勤，而成于有恒；劣者败于嬉，而败于无恒，定理也”的规律。他说：“不闻英国瓦特创造汽船乎？朝夕研究，靡寒靡暑，屡经更改而其器始良。使无恒心能造其器以周流天下乎！不闻弈秋之诲弈乎？一专心，一不专心。专心者志在于弈，不专心者志在鸿鹄，而优劣终分。分于有恒无恒也。愚公恶其面山而居，率其子孙持畚而往移。南人有言：人而无恒，不可作巫医。孔子好学而成大圣，回也不愚而成大贤，其造诣由有恒来也。由此观之，吾侪宜三复之。”

参加革命后，他把勤奋努力工作作为座右铭。1928年6月，党的六大在莫斯科举行。任弼时奉命与李维汉、罗登贤在六大期间留守国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时，任弼时年仅24岁。从这一年4月至9月，半年时间里，每天除了向各地党组织传达来自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外，更多的是对国内的现实问题进行具体指导。这期间，中国革命处于一个重要时刻。一方面，“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正确方针，党组织领导了约达200次左右的武装起义，不少次有重大影响的起义所保留下来的革命武装，最终走上了在农村武装割据的道路。另一方面，暴动高潮中，盲动主义多有发生，在蒋介石疯狂镇压、搜捕共产党人、压制民众运动的严峻形势下，绝大多数起义都遭到了失败，使革命力量受到不应有的损伤。党需要加以总结，认真思考如何才能真正有效地将革命推向前进。党的六大担负着这样的任务，国内留守中央同样地而且更加具体地担负着这样的任务。在这一历史时刻，任弼时临危不惧，勇敢地挑起光荣的历史使命。他们先后召开中共临时政治局常委（留守）会议30余次，研究涉及的工作内容包括：国内状况和革命形势的分析，党的工作方针、政策、规划、部署，党组织自身的整顿和改造，城市工作，乡村工作，军事工作，文化工作，同其他党派关系，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安徽、浙江、山东、江苏、上海、四川、顺直等10多个省市的工作。其中，由任弼时起草的文件就有：《中央致顺直省委信——国奉战争中顺直的工作布置问题》《中央给顺直省委信》《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中央给河南省委的信》《中央给江西省委的信》《中央给浙江省委的信》《中央通告第五十八号——兵运策略》《城市农村工作指南》《中央致福建省委的信》等，还起草了提交中共六大的长达三万余字的《三年来中国共产青年团务概况》的报告，改定了中央《军事工作大纲》。这些文件和任弼时在会上的发言中，提出了新形势下整顿党的组织和改变工作方式的任务，全面规划了党的城市、农村、军事三大工作，以及继续纠正盲动主义错误等。推行后效果是明显的。李维汉后来回忆说：“在中央（留守）、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当时的工运、农运、兵运、反日运动、党的整顿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1]

第二，任劳任怨，不计得失。

任弼时1928年10月15日、1929年11月17日，在安徽省南陵县和上海两次被捕，受尽酷刑，坚贞不屈。虽经组织营救出狱，但留下疾病。他长期带病坚持工作。他说：“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他“一怕工作少，二怕花钱多，三怕麻烦人”。“怕工作少”，主要是担心中央考虑他的身体因素太多、对他照顾太多。因此，一有机会，他就拼命工作。193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派任弼时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交涉“军事、政治、经济、技术人才”等问题。实际上是王明自1937年抗战爆发回国后，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书记处书记身份，打着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旗号，指手画脚，指责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把自己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对党的实际工作造成很大危害。为了向共产国际反映中共的真实情况，澄清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政策的误解，组织上安排了任弼时前往苏联。

任弼时是3月下旬到达莫斯科的。首先，他同在共产国际任执委会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的各国共产党的负责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些同志包括：捷克斯洛伐克的哥特瓦尔德、西班牙的伊巴露丽、德国的皮克、芬兰的库西宁、意大利的陶里亚蒂、法国的马尔梯、苏联的曼奴伊尔斯基。特别是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和秘书长哥特瓦尔德等来往较多，关系自然更密切一些。这些良好的人际关系，为任弼时开展各项工作创造了必要的外部环境。

其次，加班加点准备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交的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报告。包括：关于中国的抗日战争、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及其最近状况、群众运动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状况。

再次，连续撰写文章宣传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和毛泽东的思想。从1938年5月开始，任弼时先后在《真理报》《共产国际》等报刊上发表《中国人民的卫国战争》《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其发展》《中国持久战口号的意义》《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战争中的中国共产党》等文章。同时，任弼时还亲自翻译或组织翻译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毛泽东的《论新阶段》《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等重要著作和文章。这些文章，对于共产国际全面了解和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

经过紧张的准备，4月14日，他在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时，代表中共中央向主席团提交了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长达1．5万字的书面报告大纲。5月17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任弼时又将4月14日的书面报告大纲作了更为全面、更为详细的口头说明和补充。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对任弼时的汇报高度重视，于6月11日通过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内部的）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公开的）。《决议案》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听了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的报告以后，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和困难条件之下，灵活地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之结果，已建立起国共两党的新的合作，团结起民族的力量，去反对日本的侵略。”《决议案》表示赞同中共继续大力开展敌后游击运动，坚持统一战线中的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这才有此后王稼祥回国后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的决议案和季米特洛夫关于“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核心解决统一领导问题”的重要指示，才有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成功召开。

任弼时所说的“怕花钱多”“怕麻烦人”，主要是指党和人民为医治病患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长期的积劳成疾，使任弼时的病情不断加重。1949年5月，任弼时在出席中华全国青年代表大会期间曾一度出现昏迷状态。毛泽东得知后，特地派人送来一缸红鱼，并致亲笔信：“弼时同志：送上红鱼一群，以供观赏，敬祝健康！”^[12]后来，应中共中央请求，苏联克里姆林宫医院内科主任瓦西林柯、神经科主任康诺瓦诺夫教授专程来到中国，为任弼时检查病情。检查结果是病情严重，建议到苏联医治3个月。经毛泽东与斯大林商定，中共中央决定任弼时赴苏治病。按照任弼时的性格是不愿意到苏联治病的。那样不仅要花人民的钱，还要求助于其他国家。何况当时新中国刚成立，工作千头万绪。但是，为了尽快恢复健康，在党中央作出决定后，他像历次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一样愉快地接受了。但是，在准备赴莫斯科时，他提出了两条原则：一是随行人员宜少。他说：“我们的国家刚刚解放，带的人多了，就要给国家增加负担。”他提出家属一个也不带，译员也不必配备，“我自己会讲俄语，只要刘医生去就可以了，主要是陪我说说话。”卫士呢，也不需要。后来中央决定，加派朱子奇任秘书。二是添置服装力求节省。他乐观地估计，此行时间不长，莫斯科冷，冬季皮大衣是需要的，但夹大衣就不必做。

一到苏联，住进医院，任弼时就又忘记自己是个重患病人，一边治疗，一边工作。他说：“我们国家将要开始经济建设，搞经济建设没有知识和经验是不行的！”因此，他按医嘱散步，坐两次雪橇进行室外活动，其余时间阅读《真理报》和《党的生活》杂志，把其中有关经济和党的建设的文章如：《在建设事业上党的组织工作》《经济工作干部的政治学习》《集体农庄干部的培养》《在苏联党和非党的合作》《论知识分子中的政治工作》等摘录下来，译成中文，反复学习。他特地嘱咐提前回国的秘书朱子奇：购买一批新出版的有关经济建设的图书并带来，以供他在苏联治病期间学习。

1950年5月28日，任弼时结束在苏联治疗回到北京。带回克里姆林宫医院给他的体检报告，主要内容是：一、患高血压症、糖尿病。二、心肌营养不全。三、血管硬化。建议：先休息两星期，以后每日工作不超过四小时，星期日必须休息，近期到休养院再休养一周。

但任弼时马上要求工作。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建议：从“现在开始每天四小时工作为好……如夜晚开会，则白天多休息，到晚11点退会。”他恳切地说：“这样不但对身体没有坏处，而且对于巩固身体、恢复工作能力反会有某些好处。我也很同意他们的意见。最近几天内，每日看电报、文件及报纸，总共在四小时左右，尚能支持得住，不感觉太疲倦。”毛泽东同意了他的请求，嘱咐“每日工作不超过四小时”，但一旦复返第一线工作岗位，任弼时就觉得有许多事需要马上去做。10月份，他还说，他的体重已经减轻，血压已经降低，对自己的身体感到乐观。这时，欣逢《中国青年》杂志创刊27周年，他为刊物写了纪念文章，寄语“《中国青年》继承发扬过去历史上的战斗传统，更密切地结合广大青年群众的实际斗争和更生动地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中国青年》能够成为指导中国青年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工作的更有力的武器。”^[13]没想到这篇文章竟成了他的遗作，一周后——1950年10月27日，任弼时竟溘然长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