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奋成就“青年最亲密的导师”

任弼时出生于书香世家。至清朝末年，任家男子60%以上离家或赴县城、省城就读，女子在省城接受中等教育者也近30%。更有不但走出了家门、县门、省门，并且走出了国门，成为享誉中华的教育家、学者、工程师。^[1]任弼时的远祖任应庚曾任广西太平府知府，祖父任芝坞例授登仕郞。两位堂叔父：一位叫任裕恒，留学日本，并在英国伦敦大学攻读经济学，1926年出任湖南大学校长，是和马寅初齐名的著名经济学家，曾有“南任北马”之称；一位叫任裕敬，1919年考入美国罗威尔纺织学院，是我国第一代纺织工业专家。任弼时的父亲任裕道，是一名开明的乡村教师，终身以教书育人为业。

在这样家庭环境影响下，任弼时4岁即开始接受文化启蒙。5岁时，任裕道到离家十多公里的公立学校任教，为了不影响儿子的学业，即把任弼时带到学校寄宿住读。1911年任弼时7岁那年，正式成为作民小学一年级学生，当年即获得“最优等”学习成绩。保存下来的1912年1月28日签发的修业合格文凭留下这样的评语：

湖南省公立作民两等小学堂为发给修业文凭事，照得本学堂现届初等第四班第三学年考试完毕，学生任培国本学年总平均分数84．17分，列入最优等，相应发给修业文凭……^[2]

任弼时少年时代取得的“最优等”学习成绩，不仅体现在对自然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掌握上，而且体现在对社会科学和人生境界上。

1914年，在他刚刚10岁的时候，他就懂得人要自立自强的道理。他在作文《自立》中写道：

人之生也，当有益于世。欲有益于世，所贵者莫如自立。自立之道不可倚赖他人，若倚赖他人即非自立。农夫播种五谷，吾得而食之；工人做器具吾得而用之，建筑屋宇吾得而居之。我享其成，即宜自立，以图报称。若一家能自立，则保一家。由家而县，由县而省，由省而国。固世界之人皆以自立为要。吾国四万万同胞欲保国家非自立不可。吾人年幼之时不尤宜自振乎！^[3]

人的一生要想有益于社会，必须贵在从自立入手，任弼时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个人的自立自强，离不开一个“勤”字。他在作文《民生在勤》中写道：

凡人必求职业。职业者，士、农、工、商、兵是也。皆随吾心之所欲也。欲为士，必宜发愤求学，广谋知识，以著书立说；为农，必宜勤劳树艺，以望收获之利；为工，必宜勤劳造货，以供世用；为商，必宜勤劳运转，以保本国利源不使外溢；为兵，必宜时常熟练，以御外防内也。^[4]

勤学、勤劳、勤练，概括了任弼时对一个人成才、成事、成业的基本认识。到1915年11岁时，他的认识进一步升华，由个人拓展到社会、国家、民族。

2月，在作文《拟御侮之策》中写道：“万物相处不能无争，能自卫者则能生存”，“国家设有陆军、海军即卫国者也”。“今者日本欲夺我土地财产，我国不让，将有一血战。惜我国缺少兵炮，然吾国之地广物博胜于日本数十倍，人人若有卫国之心既有御侮之策。”

3月，在作文《爱国说》中又写道：“凡人之生，宜有爱国之心。何也？因身与国家大有关系，故宜大家保存。有战事宜以勇敢之心御之，勿徒多以自谋口腹自得安居而已……外人有言我国热心唯有十五分钟。吾国四万万同胞本爱身之心以爱国，一则免受外人讥评，且不致为外人奴隶，则幸甚。”^[5]

此后，他又将“爱国”之法概括为“合群”。他在《合群说》中写道：

国者由人民而成，必赖人民以强。欲强之道，莫如合群。士、农、工、商皆能合群，则必能富。富者强之本也，故各国重学会，士、农、工、商莫不皆然。若一家能合群，则保一家；一乡能合群，则保一乡；一县能合群，则保一县；一省能合群，则保一省。合省成国，则必强而后可。中国有四万万同胞而不能胜少数人之小国者，咎在不能合群也。^[6]

围绕国家、民族，任弼时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观点。比如，在作文《立志》中写道：“强国之道，莫贵工业”，“故吾志习工业，以图工业振兴”。在《说体操之利益》中写道：“国何以强，强于民；民何以强，强于身；而身何以强，体操锻炼而强之也。”他强调要“养成其协同尚武之精神，坚忍耐劳之习惯，活泼强健之身体。欲以救人民之文弱，国家之衰微也”。在《论生财之本》中写道：“生财之本，无不赖乎土地、勤劳、资本此三者”，“而其中之最贵者则惟勤劳，人能勤劳则可得劳金，聚之锱铢成为巨资”。由此观之，“勤劳乃本中之本乎”。他还写下《战胜艰难说》一文，认为大禹治水、张骞通西域、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皆一生之心力而后济。方其发轫之时，成与不成固不知，然奋力前进战胜艰难，卒立不朽之功，垂无穷之业，此吾侪所当引以为师者也”。在《国庆纪念日感言》中，任弼时抨击军阀混战的景象是：“名为理国事，实为一二人之相争，竟破坏全国之安宁，于人民之呼吁置若罔闻，中国其能免于危亡乎？”

青少年时期对人生、社会、国家、民族的深刻见解，使任弼时走上社会后如鱼得水，很快成熟起来。

1919年5月，积极投身五四运动，开始接受革命思想。

1920年8月，参加毛泽东等正在筹建的俄罗斯研究会，并由该会推荐首批赴上海入“外国语学社”作留俄学习准备，首批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8月3日，顺利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或“东大”）中国班学习。

1922年1月21日-2月2日，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一年，任弼时还有幸见到率领代表团来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陈独秀。12月7日，在陈独秀主持召开的旅莫支部会议上讨论通过，任弼时与王一飞、彭述之“转为正式党员”。会后，任弼时接替瞿秋白担任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西方革命运动史课堂俄语翻译。

1924年7月，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正式代表之一，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之后，结束在东方大学的学习生活回国。9月，开始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会议，担任江浙皖区委委员，并被聘为编辑员，负责编辑《中国青年》及为《团刊》、《平民之友》等刊物供稿。10月9日，遵照团中央局决定担任团中央俄文翻译。

1925年1月26日至30日，代表旅莫斯科的团组织在上海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加入了教育训练及经济斗争两委员会。大会通过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青年团三届一次执委会上，任弼时被选为团中央执行局成员，任团组织部主任。5月6日，任团中央代理总书记。7月21日，任共青团中央局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这时，任弼时刚刚20岁。从此时起，任弼时与青年结下不解之缘。

任弼时主持团中央工作的当月，震撼全国的五卅运动爆发了。为了指导青年团积极参加“五卅”运动，任弼时立即主持召开团中央会议，决定：发动各阶层人民，组织反帝统一战线，号召上海人民和青年罢工、罢课、罢市，以反对帝国主义暴行。6月2日，又以青年团中央总书记名义签发团中央52号通告，就“五卅”惨案扩大反帝运动问题作出部署，其中指出：这次反帝运动中，“上海大多数民众，颇有民族革命的倾向，并且现在时时有大暴动突起之可能”。为使斗争“得到相当的胜利”，应即刻全体动员，使运动“尽量扩大到全国”。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反帝力量，他提出斗争策略：除公然为帝国主义压迫此运动者外，“暂不向北京政府及地方政府进攻”；对大资产阶级“应努力使之与民众合作”，但要“时时处处留意他们的妥协性”，并联合小商人群众迫使大资产阶级“节节前进，至少也要使他们不即时反动”。^[7]很快，民众反抗遍及全国。

“五卅”运动以前，中国青年团是建立在小资产阶级的学生群众的基础上，其主要工作就是领导学生的反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工作，在工农青年群众中几乎没有团的影子，这与蓬勃兴起的工农运动极不适应。根据青年团三大提出的“组织应该扩大遍及于全国，使之真正成为青年群众的团体”的要求，1925年5月7日，任弼时以总书记和组织部主任双重名义签发团中央通告，明确：一、工农青年只要有相当的阶级觉悟并很愿意做事而表现勇敢的，即可介绍入团；二、学生及职员对主义有相当认识，而且有活动之才力，且愿意遵守团的纪律，接受执行机关指挥而参加实际工作者即可加入本团。在大力发展团组织的同时，任弼时注意严格团内思想教育，他在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学校刊》撰文《怎样布尔什维克化》，从思想上启迪团员学习列宁主义，主张以布尔什维克化的精神建设中国共青团，阐明布尔什维克化的精神是：一要使团体能群众化，二要使团员正确明白主义且不忘其为群众的领导者，三要能按实际情形而运用经验与理论。谆谆告诫团员“注意分析中国社会、按客观事实而运用经验与理论”，不应做“不顾环境的模仿主义者”。

1928年3月，任弼时调中共临时中央机关工作，暂时离开团的领导岗位。1940年3月，结束中共驻共产国际工作回到延安后，参加书记处工作，一直分管青年团的工作。1946年8月至9月，他提议中央重建团组织。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提出应当把青年中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这样，“既便于教育提高他们，发挥积极性，又可以通过他们去提高广大一般青年的积极性”。在这次讲话中，他还对青年团的性质、任务、名称等作出了规范。关于青年团的基本任务和名称，他说：“按实质，党的基本任务就是团的基本任务。目前，就是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因此，名称可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关于青年团的性质，他说：“团的性质，是带政治性的青年先进分子组织，是党的助手。”“青年团要在各种广泛的青年组织中起先锋作用。”^[8]另外在中共中央座谈会上，他提出了加强党对青年团的领导，改进青年工作方法，发挥青年团的作用等意见。随后，中央下发了《关于建立青年团的提议》。此次，中央就如何建立青年团在全党开始试验。经过两年多的实践探索，1949年1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建立全国统一的青年群众的积极分子组织——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949年4月11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任弼时出席大会并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任弼时说：“过去青年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必须要有青年群众自己的积极分子的组织，作为青年群众中领导的核心，才能更有力地推动青年运动的发展。”他强调，必须加强党对青年团的领导，“保证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正确的领导，是中国青年运动正确地向前发展的决定因素。过去三十年来的历史事实，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青年最好的领导者和保护者。”“青年团的基本任务是要团结和教育整个青年一代，其工作阵地，显然不应当限于青年学生的狭小范围内，相反，是要把更多的注意放在开展工农劳动青年中的工作上，而且主要地是要依靠工农劳动青年群众。”“青年团在青年工人中开展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青年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并作为遵守劳动纪律、节省生产原料的模范者。在学习技术和手艺中，在生产竞赛运动中，要能起先锋带头作用。”他要求：“青年团要在各种不同职业、不同工作部门的青年群众中进行工作，其总的目标，在于团结和教育青年一代，在于领导青年学习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各种理论与实际。”“在工厂中的青年团员，要努力使自己成为工厂中的熟练的模范工人；在农村中的青年团员，要努力使自己成为农村中的有知识的模范农民；在部队中的青年团员，要努力使自己成为有文化的模范战士或战斗英雄；在学校的青年团员，要努力使自己成为学校中有思想的模范学生；在各种不同工作岗位上的青年团员，要努力使自己成为本工作岗位上的模范工作者。”^[9]任弼时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中国青年和共青团工作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