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朱德亲身经历了人民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他切身感到，要造成铁的红军，必须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使红军指挥员、战斗员首先完全信仰共产党的领导，“无条件地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他指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工农红军只有在共产党正确领导之下才能够完成它的历史的伟大任务。“无产阶级军队绝对服从无产阶级利益的最忠实的代表者——共产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18]1941年8月，在《党是军队的绝对领导者》一文中，朱德进一步阐述了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的重要意义和领导方式。他指出：“我们的军队是在党的领导下产生、成长和壮大的。没有我们的党，就没有这支军队；为着保证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就得使党与行政的关系正确地建立起来。行政系统对党组织的关系，应当是：行政系统必须遵守与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决议，完成党所给它的任务。党组织对行政的关系，应当是：党的路线，党的决议，必须经过行政系统来执行，来体现；党组织必须尊重行政系统。”^[19]他还说：“我们军事干部离开了党，那他就一样也做不成，一样也做不了，一切问题要靠党。”^[20]这些深刻的思想，不仅提出了为什么要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建军原则，而且系统地阐述了党怎样来领导军队的大问题。

朱德对人民军队建设的艰苦探索和实践，从大革命时期就开始了。那时，年轻的共产党还没有认识到建立革命武装的重要意义，面对蒋介石反革命大屠杀，“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此断送了”。血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于是，朱德与周恩来等共产党员一道高举起革命的大旗，发动南昌起义，创建起第一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但是，这支革命队伍的基础是旧军队，因而不可避免地保留着固有的不良作风。为了保证红军忠实地执行党的纲领、路线，完成它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朱德与陈毅率领部队进行了我军历史上有名的“赣南三整”，整顿党和团的组织，重新登记党员和团员，吸收一批表现突出、意志坚定的同志入党，在部队成立党、团支部，设立党代表。井冈山会师后，朱德与毛泽东共同创建了红军第四军，并通过著名的“古田会议”，制定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建军路线，在红军中建立党的领导中枢，健全党的各级组织，实行集体领导，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从此，人民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长征途中，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与党中央在军事战略行动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两次致电党中央，请求“飞示以后行动总方针”，“立发整个战略，使［一］致作战”。^[21]党中央随即致电张国焘等，明确提出：今后我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总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以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当前红军主力“均宜在岷江以东，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

张国焘虽然复电表示同意向川陕甘发展，但认为东出川北一带和北打松潘，地形和敌情极为不利，主张红军向西退去到新疆、青海、西康等地，以为这样可以避开国民党军队的强大军事压力。

为解决这个重大战略方针问题，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一致同意周恩来、毛泽东等多数人关于北上的意见。张国焘表面同意会议决议，但借口给养困难，反对北上，主张南下，并自恃枪多势众，公然向党争权，策动一部分人向中央提出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要求由他担任军委主席，给以“独断决行”的大权。实质是张国焘要取毛泽东等的领导地位而代之。从这以后，不利于红一、四方面军团结的现象日渐增多，张国焘也开始向下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军事指挥不统一”等错误言论。为了党的全局利益，加强党和红军之间的团结，胜利完成北上的任务，中央政治局接受周恩来的提议，将原来由他担任的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改由张国焘担任。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党中央及毛泽东、周恩来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左路军北上。

在与毛泽东、周恩来分路前进的情况下，朱德勇敢地挑起了与张国焘作斗争的重任。9月8日，张国焘电令红四方面军驻马尔康地区的部队扣留中央纵队，同时致电右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停止北上，准备南下；9日，再次电令陈昌浩，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党中央。由于叶剑英及时将这一重大信息报告毛泽东，党中央及时采取措施，才脱离了险境。9月中旬，张国焘在阿坝召开中共川康省委扩大会议，对中共中央进行攻击，并要朱德发表声明反对党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朱德坚定地予以回绝：“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我是赞成的，拥护的，我举了手的，我不能反对我亲自参加作出的决定，如果硬要我发表声明，那我就再声明一下，我是坚决拥护党中央作出北上抗日的决定的！”^[22]

朱德威武不屈，迫使张国焘跳出来，威胁朱德说：“你既主张北上，那你就离开部队北上好了。”朱德果断地回答：“我是党中央派来的，我不能离开部队。”“我现在虽然不能随中央北上了，只得跟着你们南下，但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将来你们还得北上。”^[23]10月5日，张国焘公然另立“中央”，自封“主席”。朱德正告张国焘：“你这种做法我反对，全国只有一个中央，我们要接受党中央的领导，不能同中央对立。”“我是总司令，不能反对中央，不能当你封的这个‘委员’、那个‘委员’。”“朱毛朱毛，人家外国人都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哪有朱反对毛的！”“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24]朱德的坚决斗争加上全党的努力，最终粉碎了张国焘分裂红军的企图。毛泽东在回忆这段历史时，高度评价朱德的人品气节和坚毅博大的胸襟。他在给抗日军政大学学员题词时写道：“要学习朱总司令：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25]

朱德认为，人民军队的任务，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夺取政权，建立和巩固自己的政权。不论是夺取政权、建立政权和巩固政权，都必须做到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这就必须提高战斗力，而战斗力是军队制胜能力的综合反映，它既有精神的因素，也有武器装备的因素，还有数量和人的素质的因素等等。身为总司令的朱德对锻造无敌的铁军非常重视，1931年11月，在中国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红军问题报告》中，他指出：“中国红军必须扩大数量，提高质量，加强无产阶级领导，加紧政治军事教育。”^[26]在这里，强大的人民军队的内涵包含四层意思：一是数量要扩大；二是质量要提高；三是党的领导正确；四是战斗精神旺盛。16年后再谈这个问题，他高度浓缩为一句话：“勇敢加技术。”勇敢显然代表的是政治思想和精神状态，而技术则是对武器装备、战略战术的总体概括。这不是语言表达的一般简缩，而反映了他对军队现代化建设重要性认识的升华。此后，他又进一步阐述这一思想，指出：“今后战争的胜利仍然要靠勇敢，但不能只靠勇敢，而必须使军队各种成员精通技术，使各级指挥员精通现代的指挥艺术和善于组织有计划的作战，使勇敢与技术相结合。勇敢加技术，就无往不胜。”^[27]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德在重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同时，更加重视武器技术装备的现代化。他认为，现代军事科技对于战争的胜负起关键作用。在《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的讲话中，朱德讲到：“空军能不能建设好，掌握技术是个关键。在一定的意义上，技术决定一切。如果我们别的都好，就是技术不好，那也不能完成任务。”“空军作战的性质，有时往往是一分钟一秒钟的事情。只有掌握了技术，才能战胜敌人，不然就要为敌人所打败。”不久，朱德就把这种技术决定胜败的思想拓展至武器装备的建设上。他说：先进的武器装备是军队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也是军队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志，要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必须花大气力使我军的武器装备现代化。如果我们的部队是一支具有现代化装备的部队，而使用这些装备的人又是有优良的政治素质，一个个都是赤胆忠心，充满着英雄气概的英雄，那么，我们的部队就称得上是真正钢铁般的、无敌的部队。有了这样一支现代化的部队，我们就能确保中国人民的和平与幸福，直至最后消灭战争。朱德在这里使用的“现代化装备”的概念，不仅包含常规武器装备的现代化，也蕴含着发展尖端武器，搞原子弹和导弹的主张。而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坚持引进先进武器与自主创造相结合。

毛泽东与朱德的想法不谋而合。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支持下，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从社会主义国家引进了一批舰艇、飞机、坦克及60个步兵师的装备，初步改善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落后的局面。然而，实现军队装备现代化，不仅要引进，更要自力更生。朱德专门致函国务院有关部门，提出自己的设想。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期间，国家对原有的兵工厂进行改造，并新建了一批占全国重点项目30%的重点工程，到1954年，全国军工厂共试验成功23种武器。进入60年代，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步入以自行设计、自行制造为主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