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朱德看来，坚持原则就是坚持真理，如果没有对谁是谁非、谁对谁错、谁敌谁友的准确把握，坚持所谓的原则条条，很可能会陷入盲从之中。早在南昌起义前夕，朱德就说：“要做到真正成为一个革命的人，就要有清醒的头脑，有个明净的眼光，有个坚定的信念。要能明辨是非，要能澄清曲直，要能分清敌我，还要站稳立场。”^[10]在这里，朱德把坚持是非分明，摆到与信念坚定同等重要的位置，并且对如何分清是非提出了四条重要原则，前三条讲的是内涵，解决分清哪些方面是非的问题，后一条讲的是结果，解决怎样才能分清是非的问题。这种在分清是非前提下坚持原则的观点，伴随朱德整整一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德在谈到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建设时，要求纪检部门“要认清是非，坚持原则。所谓认清是非，就是看别人是否违反了政策和纪律？违反的是哪一类？性质怎样？程度如何？所谓坚持原则，就是不怕得罪人，不犯自由主义”。^[11]他认为这样才能按照党的政策来区别对待犯错误的党员干部，使他们心悦诚服、易于接受；才能坚持党性原则，达到纪律检查的真正目的。1957年后，我们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走向失误，把党内关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思想认识分歧，看成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朱德对这种把“党内斗争有时同对反革命分子的清理混淆了”的政策失误提出批评，他要求领导者应当注意“反‘左’容易出右，反右容易出‘左’”，“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啥反啥，没有就不反。不要一说什么就自上而下地来个普遍化”。^[12]

坚持真理，必须首先认识真理，而认识真理必须加强学习，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判断力。当年，朱德就是通过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而由一个民族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由自己的革命经历联系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所走过的道路，朱德深感掌握马克思主义之重要。他指出：

我们党历史上历次路线错误为什么能统治得那么久呢？因为大多数同志学习马列主义不够，分不清真假马列主义。同时，中国又非常需要马列主义，因此，当错误路线打着马列主义旗号时，大家就相信了。所以，必须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使那些冒充马列主义、假招牌的马列主义非收起来不可，没有办法作怪。

对于怎样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朱德提出了三条重要原则：一是“能正确地认识客观现实，认识世界”。二是“理论与实践的一致”。强调必须“把理论运用到实践中来改造实际，从改造实际中更加丰富、发展理论的内容。学习马列主义一定要和实际联系起来，要能在实际中运用，要能改造实际，这才是真正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13]三是正确处理学习毛泽东著作与同学习马列著作的关系。强调“我们要学习马列主义。不仅要读毛主席的书，还要读马、恩、列、斯的书”。^[14]这三条原则，概括了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方法内容和要达到的标准，反映了我们党理论发展的历程，是理论指导实践的有效而正确的办法。

认识真理，必须坚持求真、求实、求是的科学态度。历史上，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失误都与机械地执行上级指示、照抄照搬别国的经验有关。朱德批评这种教条主义：刚念了几本书，背了几条原则，就自高自大，以为是万能，毫不虚心，处处卖弄教条，搬运走不通的最高原则。开口闭口社会主义原理原则，仿佛对世界各国的事情都懂，就是眼前的实际实事他不懂，不少事情就是他们弄坏了的，结果是一害自己，二害别人，三害革命。朱德认为，在认识真理的过程中，必须以实事求是作格言，以实事求是作世界观和方法论，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国国情、军情出发，遇事走群众路线，“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15]朱德的这一论述是十分正确的。因为人对物质世界的认识，总受到各种主客观情况的影响和制约，要比较真实地反映客观实际，就必须尽可能多地了解客观实际情况，而对客观世界了解的程度，主要的取决于我们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如果我们以粗枝大叶、蜻蜓点水、走马观花的作风，或者抱着个人的主观意愿来观察和认识世界，那就可能得出“一叶障目”的错误结论。因此，朱德强调看问题、办事情，要具体，不要空洞，要实际，不要浮夸。坚持做到：要很好地调查研究，掌握确实的材料；要敢讲真话，不要报喜藏忧；做工作不要只讲有利的一面，而不讲不利的一面，总结经验不要忘记吸取教训。

坚持真理不是人人能够做到的。为了民族解放，为了革命事业，朱德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围绕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是客观上的敌众我寡，还是主观上军事指挥的路线错误，会议形成了以已经被剥夺了红军指挥权的毛泽东为一方，以中央临时负责人博古为另一方的不同认识。朱德从五次反围剿的不同结果中看到，前四次反围剿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下都取得了胜利，而排斥毛泽东对红军的指挥之后，第五次反围剿却惨遭失败，中央红军遭受重大损失，被迫进行长征。真理使朱德不怕被戴“反党”的帽子，投了毛泽东关键的一票。

在这次会议上他两次发言支持毛泽东。第一次是在王稼祥、张闻天发言之后，他态度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他说，毛泽东批评李德是瞎指挥，我完全赞同。第二次是在另一位喝过洋墨水的与会者公开反对毛泽东的主张之时，朱德再一次起身发言说：“我们大多数将领都没有喝过洋墨水。我倒喝了一点，喝得也不多。但是，事实胜于雄辩，谁对谁错，历史是最终的证人。李德同志总揽全局以来，一切照搬外国，致使红军节节失利，全局溃败……我不反对学习外国的理论与经验。但是，一定要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靠背教条指挥战争，没有不失败的。毛泽东同志与我共事时间长，连敌人也称我们叫‘朱毛’，我对他的了解就是他创造和运用了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取得了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事实证明，他具备指挥中国革命战争的杰出才能。所以，我和恩来提议，让他进入到中央领导中来！”

朱德的提议遭到少数人的反对，说“这是反党行动！”历来谦逊稳重的朱德这时厉声地说：“我本来讲，要对事不对人。这次会议只解决一些重大原则性问题。现在看来，你们还有人要坚持原来的领导。好！我就重新声明我的立场：如果由你们继续领导，我就不会再跟着你们走下去！”^[16]朱德的话在会议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会议最后形成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分清了红军战略战术中的根本是非，肯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在前几次反“围剿”中取得胜利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并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实际上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后来英国作家威尔逊曾客观地说：“遵义会议如果朱德将军投周（恩来）的票而不投毛（泽东）的票，那毛很可能失去机会。因为朱在红军内举足轻重，朱不仅是毛长期的合作者，也是周长期的朋友。”^[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