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对中国共产党和它的伟大事业，信仰坚定，百折不挠。早年在谈到信仰时，朱德曾深刻地指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是与共产主义完全对立的，无政府主义是乱臣贼子主义，自由主义则是用所谓的“人人自由”造成天下多少罪恶，都是我们反对的。我们信仰的唯一真理只有一个，就是共产主义。^[1]在总结中国革命成功的原因时，他又说：“我们在革命斗争中取得胜利，是因为有党。”^[2]晚年的朱德面对“四人帮”企图篡党夺权的局面，多次以“革命到底”题词自勉，表达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坚强决心。

如此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朱德是在经历了多次风雨考验之后才最终确立的。

1908年，朱德从四川体育学堂毕业，强烈的“强身救国”、“教育救国”意识，促使他选择了教师职业。但他的新式教学遇到旧势力的极力反对，用朱德的话说，从此“开始了反对封建主义的真正斗争”。^[3]不久，他就体会到“教书不是一条生路”^[4]。

教育无法实现他的救国梦想，朱德毅然投笔从戎，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一心想拿起武器同敌人作战，报效国家，并立下救国誓言：

志士恨无穷，只身走西东。

投笔从戎去，刷新旧国风^[5]。

此后几年，他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中，血战昆明，护国讨袁，参加护法战争，但他所追求的建立独立、统一、民主、进步和幸福国家的理想并未实现。推翻清王朝以后，代表旧势力的袁世凯又复辟称帝，中国大地依然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得寸进尺。

为什么中国革命屡屡不能成功？这个问题使当时许许多多有志之士陷入深思。就在这时，一个名叫孙炳文的同盟会骨干、后来成为朱德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引路人和良师益友的出现，使朱德眼前闪出一线希望之光。孙对时局、时弊的精透分析，特别是对中国新文化、新思潮的兴起和《向导》、《新青年》等大量进步书刊的介绍，使朱德较早地了解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从此时开始，朱德大量地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和介绍苏俄新社会制度的书刊文章，特别是俄国革命的成功和我国五四运动的爆发，使朱德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时，朱德虽然还没有明确地找到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但是，通过把自身的经历同苏俄的现实进行比较，逐渐认识到，旧民主主义革命已经走到了死胡同，采取与军阀结盟的策略，结果总是革命派败北，军阀势力继续横行。要谋求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有必要学习俄国的新式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来从头进行革命”。^[6]于是，他远涉重洋，先后到法国、德国留学考察工人运动，学习俄国十月革命经验，使朱德坚定了只有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原则，才有可能使人民摆脱压迫和苦难的信心。

朱德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之时，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一年有余。朱德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把终生献给党的事业。他和孙炳文一起从云南辗转到重庆、上海、北京，最后再次来到上海找党。终于在闸北的一所简陋房子里，见到了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陈独秀对这位滇军将领的来访深感意外。当朱德向他提出入党的要求时，陈独秀用审视的目光打量着朱德。因为在此之前还从未有过像这样一位在旧军队中有着高层地位的将领愿意舍弃高官厚禄来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他要考一考朱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在提问“读过《共产党宣言》吗？”“读过《资本论》吗？”两个问题回答都是“没有”之后，陈独秀作出了这样的定论：“可以说你对马克思主义一无所知啊！”他接着说：“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在中国必定成功，这是毫无疑义的。不过，在这个胜利到来之前，等待共产党人的却是无数的艰难困苦……”朱德马上慷慨激昂地回答：“这没有什么，只要中国的百姓能够得到解放，我们的国家能够昌盛富强，我个人吃苦也甘之如饴。”陈独秀继续侃侃而谈：“参加共产党，必须要以工人阶级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以工人阶级的宇宙观为自己的宇宙观。这对您这样的行伍出身的旧军人来说，恐怕需要经过一个脱胎换骨的思想转变哩。”朱德诚恳地说：“当然，像我这样的人，要与工人和劳苦大众站在一起并肩战斗，是需要有个痛苦的转变过程。但是，我决心已定，申请参加共产党。请相信，我有这个要求，绝不自今日始。”^[7]显然，陈独秀并没有相信他的决心和意志，否则就不会出现拒绝朱德入党申请的一幕。

上海找党之行没有实现入党的愿望，这对于已经抱定毕生献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朱德来说，其沉重心情可想而知。但朱德是个原则观念很强的人，确定了正确的人生追求，就决不回头。1922年9月，朱德和孙炳文一道踏上了前往欧洲的旅程，他要到马克思主义的故乡继续找党。到法国以后，听说那里的中国共产党留学生支部主要组织者周恩来已到德国，朱德又马上赶到柏林，找到了周恩来的住所。抗日战争初期采访朱德的史沫特莱这样描述朱德那天与周恩来会面的情景：周恩来客气地将他让进房门时，“朱德顾不得拉过来的椅子，端端正正地站在这个比他年轻十岁的青年面前，用平稳的语调，说明自己的身份和经历：他怎样逃出云南，怎样会见孙中山，怎样在上海被陈独秀拒绝，怎样为了寻求自己的新的生活方式和中国的新的道路而来到欧洲。他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柏林的党组织，他一定会努力学习和工作，只要不再回到旧的生活里去——它已经在他的脚底下化为尘埃了，派他做什么工作都行。”朱德“把经历说完后，周恩来微笑着说，他可以帮助他们找到住的地方，替他们办理加入党在柏林的支部的手续，在入党申请寄往中国而尚未批准之前，暂作候补党员”。^[8]一个月后，经中共旅欧组织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介绍，朱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自此以后，朱德把个人与党的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并为之奋斗终生。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无论遇到多少艰难困苦，始终不渝地跟党走。

1927年秋，朱德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全力协助周恩来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但是，起义成功之后，部队很快就处在朱培德、张发奎部队的四面包围之中。起义军撤离南昌、南下广州刚到临川，就遭遇蒋介石嫡系部队钱大钧部两个师加两个团的拦击。作为先遣司令，朱德率部先是攻占瑞金，后又苦战会昌。特别是三河坝分兵以后，为了确保主力进军潮汕，朱德率部与5倍于我的敌军激战三天三夜，虽然粉碎了敌人增援潮汕的企图，但也付出了伤亡的代价。当他带领余部追赶主力之时，从前面传来主力部队已经失败的消息，这无异于晴天霹雳。面对后有追兵，前无救援，供给已尽，有的人开始动摇，有的“开了小差”，有的流露出“我们解散算了”的消极情绪。

朱德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此时解散，无异于对革命的背叛，起义先烈的鲜血岂不白流？革命何时才能成功？如果放任此种消极情绪，也将难以摆脱险恶境地，甚至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强烈的使命感使朱德勇敢地承担起领导这支革命队伍的重任。他迅速召开干部会议，否决了关于解散部队的提议，并作出了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正确方针。在部队转移途中，为了扭转对革命失去信心的混乱思想，朱德反复向部队晓之以理。他说：“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革命也会有‘1917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就能成功。蒋桂战争一定要爆发，蒋冯战争也一定要爆发，军阀不争地盘是不可能的，要争地盘就要打仗，现在新军阀也不可能不打。他们一打，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发展了。”^[9]朱德慷慨激昂的思想动员、精辟深刻的形势分析和富有远见的战略预见，使大家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在困难中认清了方向。经过“赣南三整”，在井冈山与毛泽东胜利会师。朱德在紧要关头挺身而出，宣传革命，正确决断，对保存南昌起义剩余下来的部队这支革命火种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后来陈毅回忆说：当时如果没有朱德的马列主义远见，“没有总司令的领导，这个部队肯定地说，是会垮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