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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家的品格
1.3.3.3.3 处理与领袖、群众、亲友关系中的人格魅力
处理与领袖、群众、亲友关系中的人格魅力

在刘少奇的革命生涯里,毛泽东是他的重要支持者。从领导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到白区会议上的争论,从领导北方局、中原局、华中局和新四军的工作,到延安整风运动,从新中国成立后与高饶反党集团的斗争到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决策,都是如此。刘少奇也没有辜负毛泽东的信任,他成为“工人运动领袖”“党在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党的理论家”和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创立者。正因为如此,在毛泽东的积极建议下,刘少奇较早地进入中央领导核心,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也有长达20余年。也由于这个缘故,刘少奇对毛泽东有着特殊的复杂的感情。

一方面,他对毛泽东的政治智慧由衷敬佩。刘少奇高度评价毛泽东“当着革命是在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之下,革命就胜利,就发展;而当着革命是脱离了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时,革命就失败,就后退”。他认为,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是“最杰出的创造者和领导者”,是“我国英勇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和“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传统的杰出代表”。同时,刘少奇认为毛泽东同志“具有最高的理论上的修养和最大的理论上的勇气。”他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不搞教条主义,他在思想上、政治上从来不受任何死的公式束缚,从来不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不可改变的僵死的教条,能够根据中国革命斗争发展的具体条件和新的任务经常改进工作的方式、方法。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非人折磨的情况下,依然不改对毛泽东的信任。1967年8月7日,《北京日报》发表了题为《篡党篡国阴谋的大暴露》的大批判文章,毫无根据地诬蔑刘少奇策划、支持了所谓“畅观楼反革命事件”,反对毛主席。刘少奇看后十分气愤,他立刻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信予以反驳,信中说:“当我看到说我的目的就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要阴谋篡党篡国’等,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而我想的都是同这些相反的。”“我从来都反对在党内搞派别活动,而且长期抵制和厌恶那些过分吹捧我的人。我没有在党内组织任何派别,没有在党内进行过任何非法的组织活动。”[15]

另一方面,他又始终把毛泽东当作是他政治上的引路人,十分敬重毛泽东。新中国成立后,他告诉身边工作人员:“在我们党内,只有3个人:一个是毛主席,一个是周总理,一个是朱总司令,大家称他们主席、总理、总司令,都习惯了,不必改,其他人,应该一律互相称同志。”[16]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有一次,秘书杨俊去向他汇报工作,喊了一声“委员长”。开头,刘少奇好像没听见,根本不理。当叫了第三声“委员长”时,他不高兴地反问杨俊:“你怎么突然叫这个,不感到别扭吗?”平时很少责怪工作人员的刘少奇为这事不高兴,使杨俊当时感到很不好意思。幸亏在场的王光美出面解释:“你怎么叫他‘委员长’呀?委员长是对外的,在家里还叫‘少奇同志’嘛!”刘少奇也说:“以后不要叫这个了,叫同志多顺口啊!”[17]

刘少奇这样做,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干部之间平等的革命关系,而且从各个方面表现出他的谦逊态度。这里还有一例。据王光美回忆,在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这年国庆节,《人民日报》等报刊第一次头版刊登了毛主席、少奇同志两个人的标准像。事前在一个小范围的会议上议过。少奇同志不同意登他的照片,说:‘我们国家是共产党领导,党领导一切,毛主席是党的主席,所以登毛主席的照片就可以了。’有关部门提出这里有个对外的问题。毛主席当时就说不登不好,一定要登。有人提议毛主席的照片大一些,少奇同志的照片小一些。毛主席马上说:‘为什么要小一些?一样大!’这事就这样定下来了。”[18]

后来,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工作上产生了分歧,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刘少奇对毛泽东个人的感情。即使在毛泽东亲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非人对待的时候也是如此。1967年4月9日,他对夫人王光美和儿女们说:

“我绝没有反过党,没有反过毛主席。别人反对过毛主席,林彪反过,江青反过,我一直是拥护主席的。在我主持中央工作的几十年里,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有,但没反过。工作错误有,但都是严格遵守党的原则的。我没有搞过阴谋诡计。工作是大家一起做的,要我承担责任可以!但错误得自己去改!”“去年8月,我就不再过问中央工作。从那以后,错误仍在继续;将来,群众斗群众的情况还会更厉害,不改,后果更严重。责任不能再推到我身上。这么多干部都被打倒了,将来的工作谁去搞?生产谁来抓?”

“有人要逼我当反革命,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不论过去和现在,就是将来永远不反毛主席,永远不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个革命者,生为革命,死也永远为共产主义事业,一心不变。”[19]

对待领袖、同事是这样,对待普通群众也是这样。刘少奇说:“一个好党员、一个好领导者的重要标志,在于他熟悉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劳动状况,关心人民的痛痒,懂得人民的心。”[20]1966年8月,苏州市中学学生高德兴给刘少奇写信,认为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有误。刘少奇经过查证觉得他提的意见对,就于同月23日给高德兴复信,说:“你对我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的一段,提出了你的意见,我认为你的意见是正确的,可将‘使他不能(其实也能,如斯达汉诺夫就是技术工人中出来的)扬名一时’这一句删去。我十分感谢你向我提出的意见!”与此同时,刘少奇还按高德兴的要求,嘱中办信访处找一本解放军总政治部出版的《毛主席语录》寄给高德兴,勉励高德兴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作为国家主席,虚心接受一名中学学生对他的著作提出修改意见,足见他的胸怀和气度。

对于他的几位前妻,刘少奇的所作所为也令人敬佩。他始终认为,爱情已去,但亲情尚在。刘少奇在与王光美结婚前曾有过五次婚姻经历:

第一任妻子周氏,是刘少奇19岁那年,母亲为拴住已许身革命的刘少奇的心,在邻村为其找的一个农家姑娘。刘母以病重为由骗得儿子归里,而儿子踏入家门进的却是洞房。坐了一夜板凳,讲了一夜自由……周氏姑娘无论如何不能接受重返娘家的劝告,唯一要求是刘少奇在将来有儿子时,送给她一个养老。刘少奇深深同情这位封建礼教的牺牲者,把自己名下的30亩地划给周氏,后来并践诺,将自己与何葆贞所生长子,托给了周氏。

第二任妻子何葆贞,是刘少奇的革命伴侣,两人于1922年结婚,她在1934年牺牲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刘少奇对于她的感情,如同毛泽东对于杨开慧,至醇至浓。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第一次由北京南下,便偕王光美专程到了南京雨花台,深切哀悼这位永铭心髓的革命伴侣。

第三任妻子谢飞,是一个华侨、渔工的女儿,干练、爽快、直性子,经邓颖超撮合,两人走到了一起。但她的“工作资历”和“那样的性格”,无法长期忍受“只在刘少奇身边,干些收收文件、发发信函的事”,于是,两人分手。但是,即使在刘少奇身后,谢飞接受采访与写文章,仍然始终不渝地高度赞扬着刘少奇的革命精神与人格魅力,其情感人。

第四任妻子王前,与刘少奇生有一子一女。

第五任妻子王健,是朱总司令与夫人康克清介绍的,目的是要为刘少奇找一个人品贤淑、禀性文静的伴侣,使少奇的儿女有所依,身体有所养,“后方”有所安。恰巧,在他们身边的工作人员中,就有那么一位,这便是王健。朱德夫妇满以为他们成全了一桩美事。但谁也不会想到,某些健康的因素,也会使婚姻无法成活。这段关系几天就结束了。刘少奇非常体谅、周到地将王健托付给自己的老部下、老战友林枫、郭明秋夫妇,把她送到东北一个著名的疗养胜地,并请王健的姐姐陪伴着。

五次婚姻,尽管与刘少奇的政治生活一样,历尽坎坷,却说明了一个道理:刘少奇不仅是我党写“修养”论“修养”的第一人,也是一个真正以“修养”立身的人。

对待自己和子女,刘少奇却要求极其严格。他说:我当国家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在任何岗位上都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有一段时间,刘少奇的一些亲属以为他在北京当了大官,办事只要一句话,于是都来找他帮忙。有的想从农村进城当工人,有的要调动工作,有的想用内部价买手表。刘少奇当然不能帮这个忙。为了教育家人,他专门召开家庭会,晓以利害。刘少奇说:“你们以为我当了国家主席,给你们点方便,给你们点东西很容易。但我和你们的看法不一致,这就是个矛盾。有了矛盾就要正确处理。现在解放了,在农村的也好,当工人的也好,生活都比过去好多了。当然完全的平等现在还做不到。你们在农村的想进城,希望我帮忙。不错,我是国家主席,硬着头皮给你们办这些事,也不是办不成。可是不行啊!我是国家主席不假,但我是共产党员,不能随便行使自己的职权……”20世纪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刘少奇的几个年龄还小的子女都在上学。但他们都和普通人家的孩子一起,坚持在学校住宿。刘亭亭几次饿得晕倒在学校里。当时,许多人都劝刘少奇夫妇把孩子接回家吃住,这样生活可以比学校过得好一些。但刘少奇坚决不同意。他对王光美说:“人民吃不饱,我们有责任。让孩子们尝尝吃不饱的滋味,有好处。等到他们为人民办事的时候,将会更好地总结我们的经验教训,再不要让人民吃不饱饭。”[21]

刘少奇就是这样伟大,这样无私,连子女经受吃不饱的考验都与“为人民服务”联系起来。他不愧是真正的人民的主席,真正的“人民的儿子!”

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坚强的共产党员党性、实事求是和执政为民的领导作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顽强意志、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优秀品格,成就了刘少奇的一世伟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刘少奇是全党公认的毛泽东的接班人,曾三次代理中共中央主席,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他提出的有关白区工作的一系列理论、路线和政策,对推动中共中央及时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创立共产党员修养的理论,对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对丰富和发展党的建设理论,作出过重大贡献。在他主持下起草通过的七大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的报告,对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作了完整概括,充分阐明了作为毛泽东思想主要创立者——毛泽东同志的伟大贡献,从此,毛泽东思想写在了党的旗帜上。

在从一个农村青年学生最后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和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的过程中,这些优秀思想、崇高风范、高尚品德使他能够始终坚持崇高理想、坚定信念,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勇于创新,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始终坚持为人忠诚坦荡、光明磊落,敢于讲真话、讲实话,从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坚决反对弄虚作假;始终坚持廉洁奉公、无私奉献,把党和人民事业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把党和人民放在第一位,无条件服从党和人民安排,并把全心全意做人民的忠实勤务员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刘少奇的一生,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缩影。即使在遭到错误批判的日子里,他仍然坚信共产主义,坚信毛泽东思想,展现了杰出政治家的伟人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