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是刘少奇治国理政的一大原则，也是他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他说过：“我们反对国民党，是因为国民党欺压群众。如果我们自己执政，不代表群众的利益，脱离群众，甚至欺压群众的话，那么我们与国民党有什么区别？”^[7]王光美回忆说：“为了保证党不变质，他主张首先要加强群众对党的监督。每个党员，包括他在内，都要受群众、受组织的监督，而且应该欢迎别人监督；作为领导干部更应该这样。少奇同志参加制定和执行政策时，都是坚持群众路线的。无论到哪里，他总要向那里的群众请教，做调查研究。即使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也从不轻率作出决定，总是反复推敲，权衡利弊，与群众共同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现在找到不少他的笔记本，上面记录着他在找人谈话时听到的情况和意见，其中有各级干部、工人、农民、军人的反映，也有普通居民和资本家的反映。20世纪50年代初，他还特地从湖南老家找了几个农民，担任他的通讯员，要他们每年给他写一两封信，如实反映情况，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许隐瞒，只要是为大家、为集体的事，他一定回信……‘如果信寄不到，可以直接到北京来。为了群众的事到北京来，路费归我负担。’”^[8]

全国解放前夕，面对民族资产阶级中有些人不了解我们党的政策，纷纷向海外逃跑，许多工厂陷于停工半停工状态，形成了工人大量失业的局面，刘少奇来到天津，同有影响的民族资本家谈话，宣传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宣布我们党不但不会没收民族工商业，而且要保护它们，使它们迅速恢复生产和经营，并欢迎私营工商业能够继续发展，私营工商业发展起来，对国家是有贡献的。同时，刘少奇又同工人群众谈话，劝说他们同资本家合作，说你们虽然受资本家剥削，但在目前情况下，被剥削比失业好。刘少奇这些话阐述了党的一个重要政策，就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尽快地恢复全国的经济，缓解国家由于战争创伤而带来的经济困难，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顺利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必须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允许民族资本主义的存在并得到一定发展。这是从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而考虑的。

1959年4月27日，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据王光美回忆：他到家时，工作人员和家人都跑出来迎接他，同他握手，表示祝贺。但少奇只是向大家点了点头，表情严肃，脸上没有一点笑容，像平常一样向大家招手，就到他的办公室去了。有的工作人员不理解，说少奇同志当了国家主席，怎么也没有显出半点高兴来？王光美说：“我当时看见少奇那种严肃的表情，没向他祝贺，我理解他的心情。虽然，他担任了国家主席，我心里为他高兴，因为这是党和人民对他的信任。他平时说：‘人民信任你，你就绝不能辜负人民的信任。’‘人民给你多大的权力，你就要负多大的责任。’当时，农村情况不好，国民经济严重失调，人民生活已经开始发生困难，国际上反华逆流已经形成且有日益嚣张之势。他是受命于危难之中。在这样的时刻就任国家主席，肩上的担子十分沉重，他又怎么能开怀地笑呢？”^[9]

1961年春，刘少奇回湖南农村进行了为期44天的调查。在他的出生地炭子冲，刘少奇随便到一些农民家里察看，揭开锅盖、打开碗柜看看，见油盐罐子里只有盐，没有油，锅里炒的是野菜。在公共食堂，看到的景象也很不好。由于饥饿，很多人得了浮肿病。群众的住房问题也十分困难，因为“大跃进”中办公共食堂、大炼钢铁、办养猪场等，公家随便占用或拆掉了社员的房子。据统计，刘少奇家乡宁乡县，1958年“大跃进”前原有农民住房70万间，“大跃进”期间总共拆掉了15万间。拆掉的住房超过总数的1／5，当然使群众住房紧张了。湖南省那两年，并没有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为什么群众生活还如此困难呢？调查中，群众普遍认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以炭子冲大队为例，全大队15个生产队（屋场）190户，不到700人，一个劳动力一年才分得50元，欠债的将近1／5。有45户的房子被拆掉，有10多户的房子被公共占用。由于办公共食堂，鸡和猪基本绝种，山林也砍得差不多了。^[10]这次农村调查改变了刘少奇对“三面红旗”的看法，尽管“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毛泽东亲自抓的，而这个问题在当时又十分敏感，谁都不敢触及。

1961年5月31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勇敢地触及这个敏感问题。他说：“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组织人民公社、组织跃进的工作中间，有很多的缺点错误，甚至有严重的缺点错误。最近不仅农业减产，工业生产也落下来了。如果不是严重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减产？为什么要后退？难道都是天老爷的关系？”他举例说：“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有的同志讲，这还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现在看来恐怕不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总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这个比例关系不变，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11]

这些话说出了许多人心里想的却又不敢说的话，但是自从他公开批评“三面红旗”之后，他与毛泽东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他顾不得个人安危，在接下来的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中又重提这些问题，并要求全体党员干部发扬“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五不怕”精神，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此后的事实证明，正是从批评“三面红旗”开始，毛泽东对刘少奇逐渐产生怀疑，并导致最后在政治上分手。

是刘少奇没考虑这样做的政治后果吗？作为国家主席、毛泽东的接班人，刘少奇的一举一动在政治上都是很敏感的。他习惯于做毛泽东的助手，忠实地执行毛泽东的指示，把维护毛泽东个人的威信看作是维护党的团结。每当两人认识不一致的时候，刘少奇常常主动放弃自己的意见，转而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即使有的经过实践证明自己是正确的。

1959年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发起的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刘少奇曾经设想把批判彭德怀限制在小范围内进行，不要影响到纠‘左’的大局。因此在会议结束后的当天，他把胡乔木叫到他的住处，仍想搞一个反“左”的文件。但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这一设想未能实现。后来刘少奇在总结经验教训时不只一次地在党的会议上说过：庐山会议我们犯了一个错误，那个时候应该继续反“左”，不应反右，如果那时能够反“左”就好了。^[12]刘少奇这个反思有两个内含：一是针对自己的。他后悔在彭德怀那封信引起会议议题转向时，自己没能阻止毛泽东发动的反右派运动，至少是“把批判彭德怀限制在小范围内进行，不要影响到纠‘左’的大局”；二是针对彭德怀的。他虽然认为，“彭总信中所说到的一些事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反映问题，即使有些意见说得不对，也不算犯错误，但他并不赞成彭总的做法。中央包括毛主席在内已经开始着手纠‘左’，彭总的做法使人感觉到要追究个人责任，要大家表态站在哪一边，这不是要导致分裂吗？少奇同志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说过，党在幼年阶段曾遭受惨重打击，但仍能发展壮大起来，就因为保存了自己的旗帜，没有分裂。他是把党的团结看得高于一切的。”^[13]

正是基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后来刘少奇开始理性地思考毛泽东的一些政策主张，对于他认为毛泽东做错了的，则尽可能地予以纠正。这从他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以及之后的治国主张上可以看得出来。尽管他在维护毛泽东的威信与纠正毛泽东的一些错误主张方面十分小心谨慎，但是，他最终还是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刘少奇并不后悔。

他在向儿女们留下自己的遗嘱中说道：“将来，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洋，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你们要记住，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你们放心，我不会自杀的，除非把我枪毙或斗死。你们，也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在群众中活下去，要在各种锻炼中成长。你们要记住，爸爸是个无产者，你们也一定要做个无产者。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14]这可以看出刘少奇行事的原则：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在这个大原则下，一切个人名利荣辱都可以牺牲，但对背离这个原则的事，决不让步。这就是刘少奇，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