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真理的马克思主义品格

刘少奇1898年11月24日生于湖南省宁乡县。1919年夏，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10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7月，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转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1922年春，从莫斯科回国。经陈独秀介绍，到湖南，在毛泽东领导下，与李立三等共同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随后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代主任，主任。1925年5月，出席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当选为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参与和领导了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和武汉工人群众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和主要领导者。1930年夏，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当选为执行局委员，留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因反对赤色职工国际的“左”的错误，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回国后任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936年春，赴华北，先后任中共中央代表、北方局书记，坚定地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并对过去党的秘密工作中的错误——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批评，提出了关于白区工作的正确的理论和策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任中共北方局书记。遵照毛泽东关于“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领导开辟了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1939年7月，在延安马列学院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著名演讲，对广大党员提出了党性锻炼的要求。1943年3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这是他首次进入中央领导核心，成为毛泽东的重要助手。1945年5月14日至15日，在中共七大全体会议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高度概括并系统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期间，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此后，毛泽东外出或生病期间，中央的日常工作均由他主持。1949年6月至8月，秘密访问莫斯科，与斯大林等苏共领导人进行会谈，达成了一系列共识。此次访苏加快了新中国成立的进程，中苏由此进入全面合作的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在制定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等方针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54年9月，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1959年4月，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1965年1月在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再次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受到错误批判，并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政治陷害和人身摧残。1968年，在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和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关于刘少奇的“审查报告”，通过决议，开除其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决议，为刘少奇平反。

投身革命后，为了真理，刘少奇曾多次与党的“左”倾错误进行斗争。在早期工人运动中，特别是安源罢工斗争中和罢工斗争胜利后，都出现过“左”倾冒险行动。安源大罢工开始时，有人要求八方井锅炉房和电机处的工人也来罢工，并要求俱乐部下令给井下停水停电，李立三和刘少奇及时地制止了这种盲目的冒险行动。

后来，在分析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时，刘少奇指出：“大革命的失败，无疑是由于右倾的错误，但在失败以前及以前很久，并不是没有‘左’倾错误的；这种错误至少帮助了反革命，帮助了右倾。”^[1]

20世纪30年代初期，刘少奇又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为此，曾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被撤销职务。

建国前夕，刘少奇对在城市工作中出现的“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左”的倾向，也进行了批评和纠正。在天津讲话中，他不只一次地指出：“在我们的国家里，私人资本主义不但可以允许存在，而且还需要一定程度的发展。资产阶级在他们的青年时代，对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有过他们的历史功绩。”“今天中国资本主义是青年时代，正是发展他们的历史作用、积极作用，建立功劳的时候。”

在同“左”倾错误进行斗争中，刘少奇不断地探索真理。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曾经走过两个极端：一种是过分强调实践，轻视理论的重要性，轻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另一种是过分强调理论，轻视实践的重要性，轻视实践对理论的基源性。因此，解决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问题，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基本问题。

刘少奇从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中较早地看到这个问题。他认为，中国党的一个极大的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因此，中国党过去的屡次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失败，是在指导上的幼稚与错误而引起全党或重要部分的失败，而并不是工作上的失败……中国党只要克服了这个弱点，就能有把握地引导中国革命到完全的胜利。”^[2]

围绕党的“理论准备不足”、理论指导错误，导致中国革命几次遭受重大挫折的问题，1936年4月，刘少奇写了《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一文，从理论上分析了自八七会议以来中央在全局工作指导上存在的“左”倾错误，提出“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的重要战略判断。一年后，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的形成，刘少奇提出的反对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思想的重要性进一步显示出来，中共中央接受刘少奇的意见，在党内开始了反对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斗争，从而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1941年7月2日至3日，刘少奇在华中党校发表《论党内斗争》的演讲。总结党内斗争的经验教训，历数党内机械的过火的斗争的种种表现，阐述了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理论原则和重要方法：

第一，党内斗争是一件最严重最负责的事，绝不可以草率从事，我们必须以最严肃最负责的态度来进行；必须自己首先是完全站在正确的党的立场上，站在为党的利益、工作的进步，为帮助其他同志改正错误和弄清问题的大公无私的立场上来进行；必须自己首先把事情弄清楚，把问题弄清楚，实行系统的调查研究，同时还必须是有组织地、有领导地、有准备地去进行。

第二，党内斗争基本上是党内不同思想不同原则的斗争，不同思想不同原则上的对立。思想原则上界限的明确划分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组织上，在斗争的方式上，在说话与批评的态度上，应该尽可能的不对立，尽可能采取温和的方式来商讨或争论。尽可能不采取组织手段及做组织结论。尽可能完全采用诚恳坦白的态度，多做正面的教育，去求得思想上、原则上的一致。只有在逼不得已的时候，在十分必要的时候，才可以采取对抗的斗争方式与组织手段。

第三，对党的组织、对同志、对工作的批评要适当，要有分寸。一切过分的批评，夸大人家的错误，滥给别人戴大帽子，都是不对的。党内斗争不是斗得愈厉害愈好，而应有适当限度，应讲求适当，“过”与“不及”都是要不得的。

第四，应从总结工作、检查工作中来指出各种缺点错误。应该首先“对事”，然后“对人”。应该首先把事实弄清楚，把问题弄明白，把错误与缺点的性质、严重程度、产生的原因弄清楚，然后再指出对这些缺点错误的负责人，主要的、次要的由谁负责，而不要首先去追究错误的负责人。

第五，必须给被批评被处罚的同志以一切可能的申诉的机会。在给同志做鉴定和组织结论的时候，通常均应通知本人，当面做结论。

毛泽东看到刘少奇这篇演讲后，给予高度评价，称赞是“理论地又实际地解决了关于党内斗争这个重大问题，为每个同志所必读”。

这个时候，刘少奇作为我党理论家的形象被树立起来。当时，在延安的党中央内，被普遍认为理论水平高的，首推毛泽东。毛泽东在党内理论家的地位，自从他作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一系列报告之后，就已牢固地确立。他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新民主主义论》的演讲以及关于整风的三个报告，更进一步证明了他既是党的政治领袖，也是党的理论领袖。再加上刘少奇和张闻天，在不少干部的心目中，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三杰”。

刘少奇是这样一个伟人：为了真理，不惜牺牲自己一切。一旦认识到了一个真理，就坚决地始终如一地捍卫和实践这一真理。

刘少奇逐渐认识到，毛泽东是我们党成立以来最为成熟的领袖，毛泽东的思想、理论、方针、原则，指出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从延安时期起，他就积极加入到研究和大力宣传毛泽东的功绩和理论贡献中。1942年6月30日，在中共山东分局召开纪念“七一”干部大会上，刘少奇作党的奋斗史的报告，突出地宣传了毛泽东的领袖作用。他指出：21年来，我党为民族为阶级而英勇奋斗取得很大成绩，在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中起了很大作用。在抗日斗争中更起了伟大的作用，创造了许多抗日根据地，牵制了半数以上的敌人。党已有了经过长期锻炼的坚强干部，也有了正确的政治路线，更有了精通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情况为每一个党员所拥护的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3]1943年7月4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2周年，刘少奇撰写了《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该文分析了中共党内存在的两条路线斗争问题，提出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概念，认为毛泽东“是22年来在各种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久经考验的、精通马列主义战略战术的、对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抱无限忠心的坚强伟大的革命家”。^[4]文章指出，党22年来的各种经验中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要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这就需要“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5]这篇文章把当时对毛泽东和他的思想的宣传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1944年5月后，受党中央委托，刘少奇把主要精力转向起草七大的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上。在吸收了延安整风以来、特别是在讨论历史决议过程中全党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刘少奇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主要内容作了完整概括，充分阐明了作为毛泽东思想主要创立者的毛泽东同志的伟大贡献。他指出：“毛泽东同志，是我国英勇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传统的杰出代表。他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将人类这一最高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并为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指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毛泽东道路。”“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他不但敢于率领全党和全体人民进行翻天覆地的战斗，而且具有最高的理论上的修养和最大的理论上的勇气，他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件艰巨的事业。”^[6]

在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思想被写进报告和党章，成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成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辉旗帜。自此以后，刘少奇便始终如一地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党的事业。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最困难的情况下，他仍然坚守“一个革命者，生为革命，死也永远为共产主义事业，一心不变”的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