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早在1929年，他就明确提出了“群众路线”这个概念。他认为，领袖来自于群众，必须面向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1943年4月22日，在《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的讲话中，周恩来指出：“相信群众力量。”“不仅要教育群众，还要向群众学习，因为领导者本身知识还不完全，经验还不够，领导地位并不能使你得到知识和经验，所以面向群众，汲取群众经验，十分必要。”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第一，与群众接近和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要与他们打成一片；第二，倾听群众意见；第三，向群众学习；第四，教育群众，不做群众的尾巴。^[7]

他主张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要争取多数，“那个多数一直要包括到敌人营垒中的少数开明分子。”“凡是有群众的地方一定要进去工作”，包括黄色工会。他教育党员要有“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前进”的气概，“要画一个最大的圈子”，把党外凡能团结的人都团结起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8]

“文化大革命”中他保护了大批老干部。为了保护陈毅，他多次去陪斗。他把贺龙及其夫人薛明接到自己家中住。邓小平、陈云等革命家都是周恩来设法保护下来的。解放初期，有一位老部长对周恩来的工作部署不理解、不执行，影响了工作。有关部门准备调离他的工作，作降职使用。周恩来得知后，明确表示：“不能这样做，他想不通，可以让他继续想想，可以等待。工作变动一下可以，但不能降职。”这个老部长得知后十分感动。后来他去世时，周恩来还送去花圈，出席了追悼会。

周恩来对自身要求非常严格。他规定，一天24小时，凡有重要紧急的事情，要随时随地向他报告。有一次，河南发大水，为处理此事，周恩来几天几夜没怎么合眼。那天，他刚睡下，又来了急件。秘书就想等他醒了再报告。结果，他醒后处理了急件，严肃地批评了秘书，说：“我的时间不属于我个人。我少睡点觉算什么，发大水关系到几百万人的生命安全问题。”

在家庭生活中，周恩来对亲属及其子女也从严要求。他教育晚辈有三条戒律：一是要不靠关系自奋起；二是要不搞特殊化；三是要艰苦奋斗一辈子。新中国成立伊始，在确定政务院各部门领导人选时，有的民主人士找到周恩来，提请让邓颖超在政府里担任一项职务。的确，邓颖超在当时的女干部中是出类拔萃的，当个部长实不为过。但遭到周恩来坚决回绝。他说：“我不能这样做！”“我是政府总理，如果邓颖超是政府的一个部长，那么我这个总理和她那个部长就分不清了；人家会把她那个部长说的话，把她做的事当成是我支持的……”他坚决地说：“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在周恩来的教育下，他的侄儿、侄女都到了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

1975年12月20日，周恩来病情已很危重。这时他突然提出要见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当罗青长走进病房时，周恩来已经昏睡过去。几个小时后苏醒过来。看见罗青长，周恩来急切地用微弱的声音说：“我们不要忘了台湾同胞，更不能忘了那些为革命作过贡献的台湾朋友，哪怕他一生中只做过一件有益于革命的事，比如还在台湾的两位姓张的朋友……”

周恩来所说的两位姓张的朋友，一位是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另一位是曾任国民党重庆宪兵司令张镇。张学良因为发动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结束了长达10年的国共内战，开始了联合中共合作抗日的进程。张学良这一壮举，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而言，都是不世之功。张镇因为曾经保护过毛泽东——1945年秋，毛泽东在赴重庆谈判期间，国民党特务系统不时传出有人企图谋害毛泽东的消息。为确保毛泽东在渝安全，周恩来找到了张镇。张镇爽快地答应了周恩来的请求，亲自布置毛泽东的警卫工作，与毛泽东同车出行，并亲自护送毛泽东登上回延安的飞机。毛泽东安全地回到了延安。对于张镇的“护驾”之功，周恩来多次提及并至死不忘。他经常拿这件事提醒做对台工作的同志，说：“张镇的职务是宪兵司令，按我们的政策，是格杀勿论的特务，是没有好果子吃的。只有做对台工作熟悉历史情况的同志记住朋友，才可能处理合适得体，对得住老朋友，坚持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这就是周恩来，赤诚待人，肝胆相照，不管党内党外，他都是最可信赖的同志和朋友。生命最后一息，想的仍是党的事业，报他人的滴水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