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大志”？周恩来说：“志在金钱者，其终身恒乐为富家翁；志在得官者，百计钻营不以为耻，此志卑之害也。故立志者，当计其大舍其细，则所成之事业，当不至限于一隅，私于个人矣。”^[1]在他看来，一个人必须立大志，为国家民族，不能被金钱左右或谋一官半职，“私于个人”。1918年2月6日，周恩来在日记中写道：“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国，尽力社会。”他认为，立大志对于一个人走好人生之路非常重要，他写道：“凡同一人类，无论为何种事业，当其动作之始，必筹划其全局，预计其将来，抱无穷之希望。然后按此希望之路径以前进，则其结果不致与此希望相径庭。希望者何？志是也。”^[2]为此，周恩来自幼起就立志救国，“为了中华之崛起”而发愤读书。

周恩来的一生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建树了卓著功勋。在大革命中，他出色领导了国民革命军军政工作、震惊中外的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成为我们党最早认识武装斗争重要性和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之一。大革命失败后，他领导发动举世闻名的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此诞生。党的六大后，他成为实际上主持党中央工作的领导人，为推动“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形成作出了突出贡献。红军长征途中，在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为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为在危难中挽救红军、挽救党，发挥了重要作用。西安事变爆发后，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他根据党中央的既定方针，前往西安，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成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新局面。解放战争时期，他协助毛泽东运筹帷幄，推动第二条战线的形成，转战陕北，指挥一系列改变中国命运的战略大决战，筹备召开新政协、主持起草《共同纲领》等，功勋卓著。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担任总理长达26年，为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全面组织和实施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作出杰出贡献。

周恩来居功不骄，行事低调，从来不考虑个人名利、安危。

（一）1931年，党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被国民党枪杀后，由谁接任这一最高职务呢？

共产国际远东局最看好的是王明，但王明没干几天代理总书记就厌倦了。因为顾顺章、向忠发被捕叛变后，中共上海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为了确保王明的安全，党组织安排他到上海郊区的一个疗养院和一个尼姑庵住过一段时间，躲避敌人的搜捕。为此，王明曾写过一首《尼庵小住》的诗：

警犬觅踪何所之？尼庵同隐学禅师。

党人本领通天大，结伴神仙鬼不知。^[3]

这首诗生动地描述了当时恶劣的政治环境，同时也表露了王明对所处环境的不满。向忠发被捕杀头的前车之鉴，令缺乏严酷斗争历练的王明对走出尼庵有着极大的恐惧。通过一番痛苦的思考，王明选择了重返莫斯科，出任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

王明放弃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后，论水平、能力、贡献、资历、威信，周恩来是当之无愧的，但周恩来谦逊地表示，他不适合担任党的总书记。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卢福坦自告奋勇去向王明毛遂自荐，请求出任总负责，王明让他去找周恩来谈谈，周恩来对卢福坦的意见不置可否。王、周的态度表明，他俩都不支持卢福坦。后来的事实证明，没有选择卢福坦是正确的。因为，仅仅过了一年多，卢福坦就于1933年1月被捕叛变投敌。

最后，共产国际远东局挑选了当时还不是中央委员、年仅24岁的团中央书记博古担任临时中央“总负责”。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其他成员有：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康生、陈云，其中博古、张闻天、卢福坦被指定为常委。

（二）1932年7月，苏区中央局提议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没有接受。他两次向中央局提出由毛泽东担任该职，并反复陈述理由：“如果由自己任总政委，将会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毛泽东当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引者注）将无事可做。”“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并强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4]

（三）六届五中全会后，张闻天遭排斥，周恩来在中共党内成为排位仅次于博古的重要领导人。但在遵义会议上，他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坚决拥护确立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并为此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甘撑危局，不顾个人安危，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保护了一大批老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