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班子、一个群体中，工作中出现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能正确地处理同志间的意见分歧，就会成为团结的障碍。在党的历史上，宗派主义一度对党的事业造成重大损失。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全党的四年多时间里，宗派主义盛行，一些没有“喝过洋墨水”、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成长起来的领导干部不被重视甚至遭到排挤。长征途中，张国焘依仗人多兵多，向党要官、要权、闹独立，甚至“另立中央”，最后叛逃当了国民党的特务。抗日战争开始后，王明回国，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自居，对中央的工作指手画脚，否认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抗战初期在武汉任长江局书记时给党带来很大损失。

党内出现的这些问题，既与领导干部个人的政治品德、思想修养、能力素质有关，也与党内政治生活制度有关。为了从根本上统一全党思想，确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毛泽东领导下，全党开展了一场思想整风运动（即延安整风运动）。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他解释说：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绝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这一方法后来被概括为“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积极的思想斗争达到新的团结。

运用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使我们党不断在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中前进。即使发生了“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严重错误，在全党的共同努力下，粉碎了林彪、“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结束了十年内乱，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开辟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在苏东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的严峻考验面前，党中央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顶住了外部压力，粉碎了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实施“分化”、“西化”、和平演变的图谋，奋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

加强团结，作为共产党人必须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他人的缺点和错误，从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和对同志的关心爱护出发及时予以指出，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勇于开展自我批评，自觉解决自身问题。毛泽东虽然是党的领袖，一生中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建立不可磨灭的功勋，同时也犯过错误甚至发生过“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方向性的严重错误。但对自己的不足，一旦认识就认真改正。他说：“犯错误是难免的。谁不犯错误呢？难道帝国主义犯错误犯得少吗？算账总有正负，对错误即负的必须批评，成功的经验即正的必须保护。错误往往是由于经验不足造成的，马克思主义总共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错误是一定会犯的，各个国家的革命和建设都会发生错误。中国将来也一定会犯错误。认真一些，就会少犯错误，少犯全国性的错误，即使犯了全国性的错误也会及早纠正。”^[11]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久就发现存在严重问题，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的严重泛滥，造成严重恶果，使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面对这些困难，在1958年底到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和党中央已经觉察这一错误，并试图予以纠正。由于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此后，毛泽东写下《十年总结》，特别是对1958年以来的三年工作进行深刻反思，认真作了自我批评，指出：“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他说，高指标要下决心改，改过来就完全主动了。“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在人们头脑中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他承认：“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1962年1月30日，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再一次作了自我批评，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毛泽东说：“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12]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在一次与朱德谈话时，对“文化大革命”中处理贺龙、罗瑞卿、杨成武等人的问题，坦承自己有错误。他说：“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赞成。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13]他曾痛悔自己对林彪认识不准，重用了身边的赫鲁晓夫。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曾引用唐朝诗人白居易的诗：“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说明认识一个人常常需要一个过程。

毛泽东是善于团结的模范。他善于团结党内同志，善于团结各党派人士，善于团结各个阶层思想进步的人们。甚至可以说，毛泽东赢得了国内外不同肤色、不同党派、不同政见的人们的尊重和敬仰。在领导班子的团结方面，他通过《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关于健全党委制》等文章阐明了团结的极端重要性及如何维护团结。即便在长征之前和途中他深受“左”倾宗派主义者排挤的情况下，毛泽东也能加强与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等人的沟通交流，与之达成广泛的思想共识，团结一致、协力纠正博古、李德等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在善于团结和争取其他党派方面，毛泽东通过统战工作把各民主党派团结起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毛泽东主张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他领导和制定“和平处变”方针，通过有条件释放蒋介石，团结国民党，顺利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实现全民抗战、打败日寇奠定了重要基础。在善于团结最广大人民群众方面，毛泽东通过军队的工作队作用，最大限度地动员发动群众，通过军队生产队的作用和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人民群众建立血肉相依的鱼水关系。通过军队战斗队作用，切实保卫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使人民群众坚定跟党走，为了共同目标贡献一切，甚至是生命。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毛泽东表现出的伟大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和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赢得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爱戴和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