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一个具有坚定信念的伟人。他在自述中说：“1920年，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定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6]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使毛泽东勇敢地承担起全中国人民求解放、谋幸福的历史使命。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由于缺乏经验，盲目接受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的指导，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损失。毛泽东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看到中国革命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走自己的道路。他把秋收起义失利后的部队拉上井冈山，创建工农武装割据政权，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由于这条道路不同于苏俄十月革命采取的“以城市包围农村”的斗争模式，因而受到奉行“左”倾路线的临时中央的排挤。

——1931年10月，削弱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由博古签署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致中共苏区中央局电，作出在即将成立的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中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定，并提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人选为：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这等于把毛泽东担任的苏维埃中央军委主席一职撤销了。中革军委成立后随即取消了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这又变相地把毛泽东担任的红军总政委撤销了。

——1933年，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消除毛泽东在红军和苏区的影响。博古在党的七大的发言中承认：“苏区中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用，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有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闽赣的罗明路线，湘赣的罗明路线等等。”^[7]

——在1934年1月召开的标志着把“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议题之一是进一步削弱毛泽东在苏维埃中央政府的职权。这时，毛泽东在中央政府担任两个职务：一是中央政府主席（即国家主席），一是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总理）。这次会议决定将毛泽东担任的拥有一定实权的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安排给张闻天。同年，博古又建议让毛泽东去苏联养病，以逐步消除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影响。据时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土地部长高自立后来回忆说，1934年五六月份，博古等派我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并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等报告了国内情况。我在报告中转达了博古的口信：毛泽东“大事有错，小事没有错的”；“毛、周想到苏联养病”。王明插话说，毛泽东“能抓得大事”；“这么大的人物来，谁保险？”这样，让毛泽东去苏联治病之计又未实现。^[8]

在逆境中，毛泽东百折不挠，忍辱负重，终于赢得党内多数同志的支持，在遵义会议上改变了临时中央的错误领导，重新确立了他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毛泽东自信所坚持的道路是正确的，来源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真谛的深刻理解，他对当时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农民阶级的正确认识。早在井冈山割据时期，毛泽东在农村调查中就发现，农民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80%以上。在井冈山割据内，60%以上的土地在地主手里，40%以下在农民手里。江西方面，遂川的土地最集中，约80%是地主的；永新次之，约70%是地主的；万安、宁冈、莲花自耕农较多，但地主的土地仍占大多数，约60%，农民只占40%。湖南方面，茶陵、酃县两县均有约70%的土地在地主手中。对此，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最大部分的目标在于使农民得到解放，农民如不得解放，国民革命断不能完成。”从此，他把革命的基点建立在农民这支革命的生力军上。

1945年6月，中共七大胜利闭幕。面对抗战胜利后内战即将爆发的严峻形势，毛泽东再一次认识到，在国共的角逐中，谁赢得人民，谁将赢得未来的中国。大会提出：“党的路线，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9]为了坚定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胜利信心，毛泽东在大会闭幕时发表了题为《愚公移山》的著名讲话，借用中国古代“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说明“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道理。要求全党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要让全国人民坚定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在七大精神的鼓舞下，我们党依靠全国人民，发扬愚公移山精神，经过三年解放战争，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依靠人民群众与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追悼大会上发表著名演说，深刻论述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意义，借用司马迁“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一语，强调“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就比鸿毛还轻”。号召全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10]

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损害人民利益的害群之马，毛泽东始终绝不轻饶。1949年初，在中共即将掌握全国政权之际，毛泽东即向全党发出“两个务必”的警示。1953年，天津市发生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贪污大案：原任地委书记刘青山和现任行署专员张子善贪污腐化的问题被揭露出来。在天津市因战争创伤及不法商人投机倒把、囤积居奇，不少群众无粮无衣、冻饿街头的情况下，刘青山竟接受不法商人的巨额行贿，用中央救济款建造自己的豪华官邸，吊打詈骂体力不支的工人；张子善不仅贪污受贿，还下令驱打来访的群众，以“反革命分子”名义逮捕无辜群众。当时，党内对这一案件的处理出现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对“违法乱纪，（要）明正典刑”；一种认为，建国之初，干部奇缺，刘青山、张子善是经过战火考验的年轻的“老革命”，有功之臣，应戴罪立功。面对前来讲情的人，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