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不成名誓不还

毛泽东的童年时代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婆家度过的。外婆虽然是农民，但毛泽东有一个开馆教书的舅舅，这使毛泽东有机会较早地接受一些新知识。1902年，在9岁时，毛泽东正式入私塾读书。天资聪颖的毛泽东很快读完了《三字经》《幼学琼林》《论语》《孟子》《中庸之道》《大学》等儒家经典。学问不深的老师以出对联、背书难为毛泽东，都被他轻松应对。1904年秋，毛泽东转学到关公桥私塾。不到半年，再次转学。然而，老师所授的课程仍然不能满足他饥渴的求知欲。于是，毛泽东开始利用课余时间读一些被视为“杂书”的《精忠传》《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等。这些书对培养毛泽东对英雄的崇拜，激发他对改造客观世界的历史使命感，产生了重要作用。毛泽东的同窗好友邹普勋回忆起毛泽东时说：“他读书时，十分认真，特别是善于独立思考，经常在书上打圈点，写批语。他的记忆力和理解能力非常强，除了老师授的经书外，还喜欢看《水浒》《三国演义》等小说。”^[1]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学习的知识增多，毛泽东越来越感到私塾教育不能适应他的求知欲望。1906年，他在井湾里私塾呈毛宇居老师诗一首：

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

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

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2]

这首诗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对学习现状的不满和对新生活的渴望。

四年后，毛泽东所渴望的新生活终于来到，他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这是毛泽东人生道路上的一次重要转折。行前，他曾抄诗一首送给父亲：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这首诗表达了毛泽东一心向学、志在四方的决心。

走出韶山冲的毛泽东，果然如鱼得水。1912年上半年，他读了《资治通鉴》中一则“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讲的是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准备实行变法。变法令公布之前，为了展示朝廷的决心，获取公众的信任，就贴出告示：凡能把“三丈之木”从国都市南门搬到北门者重奖“十金”。搬一段木头能得到这样的重赏，这使很多人不敢相信。于是，朝廷又下令：“能徙者予五十金！”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结果，有一人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把“三丈之木”从国都市南门搬到北门，朝廷果真“辄予五十金”。“徙木即赐”，让人们亲眼看见并且相信朝廷颁布的任何命令都是要执行的，从而为变法实行新政作了思想准备。

这则故事蕴含的道理并不深奥，但毛泽东却运用他所知道的美国民主政治制度和当时世界上崇尚的民主、法制等比较先进的治国理念，与这则故事联系起来，写了一篇寄托着他的远大抱负的天下奇文《商鞅徙木立信论》，全文如下：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最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闇、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国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噭舌而讥矣。乌乎！吾欲无言。^[3]

此文虽然只有400多字，但紧密联系中国社会的实际，借鉴美国等西方法制国家理念，提出了救国安邦的思路，表现出了毛泽东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怀和“利国福民”的改革抱负。文章切中时弊，道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国民之愚”“民智黑暗”，最高当局未能唤醒民众、开启人们参与政治和追求幸福的热忱。国文教员柳潜看到此文后，十分高兴。1912年6月28日，柳潜将毛泽东此作评为100分的满分，批示：“传观”，并作了很长的评语。评语说：此文：“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入古。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积理宏富。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点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4]

柳潜将毛泽东此作评为100分，是基于怎样的考虑，后人无法得知，但他评价毛泽东“自是伟大之器……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积理宏富”则体现了他的“目光如炬”，有先见之明。毛泽东后来果然如他预见，“力能扛鼎”，成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

成了伟人的毛泽东仍然十分重视学习。曾经担任毛泽东的图书管理员、后来担任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的逄先知回忆说：

毛泽东常常废寝忘食地阅读古今中外的各种书籍。即使在最艰苦最紧张的革命战争环境，他也总是不忘读书。到陕北以后，毛泽东通过各种渠道，尽一切可能，从国民党统治区购买各类书报。到了延安，他的书逐渐多起来了，并有专人替他管理。他的书起先放在离住处不远的一排平房里，后因日机轰炸，搬到一个很深的窑洞里，保护起来。1947年从延安撤退的时候，别的东西丢下了很多，但是他的书，除一部分在当地埋藏起来以外，大部分，特别是他写了批注的那一些，经过千辛万苦，辗转千里，以后搬到了北京。这些书是毛泽东藏书中最宝贵的一部分，是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珍贵资料。

毛泽东读书的范围十分广泛，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马列主义著作到西方资产阶级著作，从古代的到近代的，从中国的到外国的，包括哲学和经济、政治、军事、文学、历史、地理、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方面的书籍以及各种杂书。他对宗教问题是比较重视的。代表中国几个佛教宗派的经典如《金刚经》《六祖坛经》《华严经》以及研究这些经典的著述，都读过一些。对于禅宗的学说，特别是它的第六世唐朝高僧慧能的思想更注意一些。《六祖坛经》一书毛泽东有时外出还带着，这是一部在慧能死后由慧能的弟子编纂的语录。哲学刊物上发表的讲禅宗哲学思想的文章，毛泽东几乎都看。基督教的《圣经》，他也读过。毛泽东阅读宗教经典，既作为哲学问题来研究，也当作群众工作问题来看待。他说：“我赞成有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教的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稣教等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有那样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我们却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5]

1958年，刘少奇曾以唐朝诗人贺知章的诗《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作为古代官吏禁带家属的例证。毛泽东觉得不妥，为查明此事，不仅翻阅了《全唐诗话》等书，还特地查阅了《旧唐书·列传》的贺知章传，发现贺传中并无不带家属的记载。毛泽东随即写信给刘少奇，陈述自己的看法，并送去载有贺传的那本《旧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