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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8年腓特烈大帝治下的普鲁士王国和1740年玛丽亚·特蕾莎^[32]治下的奥地利大公国差异显著。普鲁士王国的国家体系机械化色彩浓厚，全国上下都紧密联合在一起。奥地利大公国仍然保留着中世纪的遗风，国家内部组织涣散。玛丽亚·特蕾莎继承了一个地理层面上比普鲁士王国更加分散的王国。这个王国里的一些未开化的居民足以将普鲁士王国愚昧的农奴衬托成深受教化的文明人。玛丽亚·特蕾莎在南尼德兰和位于今意大利地区的殖民地，以及她在德意志南部与西部的那些如尘屑般分散的领地，与其说是权利的象征，不如说是危险的源头。因为对于西班牙王国或法兰西王国那贪婪的胃口来讲，这些领地都是巨大的诱惑。在奥地利大公国的领地上，风俗习惯花样百出，行政手段风格各异。虽然中世纪的精神仍然随处可见，但帝国该有的秩序已经无处可寻。事实上，奥地利大公国只是一片大陆，而非一个实际意义上的国家。维也纳贵族和特兰西瓦尼亚^[33]农民之间的差别跟巴黎的大领主和俄罗斯帝国农奴之间的差别一样大。人种、气候和民族之间，以及国民的富裕程度和文化程度之间所产生的对比从始至终都令人震惊。奥地利大公国、施蒂里亚^[34]和卡林西亚^[35]的大公国，以及蒂罗尔^[36]和西里西亚这些地区的主要人口都是德意志人。因此，用神圣罗马帝国的惯用办法和统一规范来治理这些地区会更加容易。此外，这些地区的人实际上也是整个奥地利大公国最聪明和最富足的。波希米亚^[37]和摩拉维亚^[38]则完全是另一番光景。这两个地方的土地非常贫瘠。当地的国民都是捷克人。这些人愚昧得无可救药，并且对专制地主们怀有造反情绪。伊利里亚^[39]生活着一群野蛮无知的民众，他们的各种生活习惯和行为举止都和那些野蛮的俄罗斯帝国农奴一样低级——甚至比他们更加低级。虽然上面提到的这些地区都属于世袭省^[40]，但这些地方和整个匈牙利王国之间仍然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作为一个独立王国，匈牙利王国国力强大并以自我为中心，由生性骄傲又满怀激情的马扎尔^[41]贵族们统治。他们掌控税收和管理国家，并将外国人——德意志人拒之门外。可以这么说，在这个国家，一个完美的封建贵族统治模型受到了防腐处理，并一直保存了下来。中世纪的匈牙利王国和18世纪的奥地利大公国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对比就和那些饰有羽毛的大毡帽、毛皮制成的多曼^[42]、半月形的弯刀、凶狠的八字胡和长长的头发的匈牙利王国贵族和面庞白净、头戴假发并穿着丝绸的维也纳贵族们之间形成的对比一样强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1740年，以腓特烈大帝为首的众多欧洲国家向这片通过奇异的方式联合在一起，又被极端复杂的局势所笼罩的土地伸出了掠夺的双手。最终结果是匈牙利王国失去了西里西亚。然而，这一打击虽然有苦涩的成分在，但对哈布斯堡家族来说也未尝不是件好事。

这场空前巨大的灾难^[43]及这种现代的组织管理方法跟过时的中世纪体系相撞时所产生的强大冲击，终于促使奥地利大公国开始想办法做出改进。要想在未来避免类似的灾难，奥地利大公国就必须大刀阔斧地改弦更张，以使国家体系与当前的时代环境相适应。玛丽亚·特蕾莎本质上倾向于保守。然而，1748年后，她还是坚决地推行了改革重建工作。玛丽亚·特蕾莎在军队方面进行了重点改革。虽然她那支曾经在1756年到1763年和普鲁士王国对峙的军队依旧不能和腓特烈大帝手下的军队相提并论，但与她在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时征用的那些雇佣军和从国家各地征募的士兵和非正规军相比，改革过后的军队有了很大进步。政府内部也发生改观，财务得到整改，征税办法有了改进，行政机关也变得更加高效。1758年，玛丽亚·特蕾莎建立了一个国务委员会，将原先同时存在并且乱作一团的各种执行委员会、临时委员会和政务会合并成一个单位。接着，这种协作和集权的理念逐渐系统化地传递到奥地利大公国的每个角落。对于匈牙利王国，足够明智的玛丽亚·特蕾莎并未尝试任何翻天覆地的变革。这一方面是出于她对匈牙利王国在1740年的黑暗时期^[44]一直支持她的感谢，另一方面则出于她一贯的慎重。匈牙利王国虽然也难免沾染到改革的气息，但总体还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单元保留了下来，由玛丽亚·特蕾莎手下那群思想滞后而又深爱着自己国家的贵族们管理。这样一来，这些骄傲的匈牙利贵族变得飘飘然起来。他们学起了德语，却忘记了本分。不过，这些贵族并未干出其他逾矩的事情。在他们的管理下，匈牙利王国仍然奉行着贵族民主制^[45]。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的贵族阶级主要是德意志人。因此，在这群人中间推行中央集权制相对容易一些。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这两个地区并没有被小地方的某些行政组织支配而在死气沉沉的规章条例下维持着准独立状态，而是被划进维也纳官僚体制所能触及的范围内。这样一来，公务员们变得更有活力，也更加具备公益精神。组织性和纪律性终于在人们身上体现出来。效率提升后的行政管理部门获得了翻倍的税收。于是，在晚年的玛丽亚·特蕾莎的统领下，这片一度在查理六世^[46]手中沦为波兰-立陶宛王国那般惨淡模样的土地，一跃成为能够比肩法兰西王国的强大帝国。

和普鲁士王国一样，奥地利大公国的统治风格也带有统治者强烈的个人色彩。然而，正如1765年后频繁出现的报道所讲的那样，波茨坦只有一位国王，而维也纳有三位。这三位分别是女王玛丽亚·特蕾莎和她的儿子——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约瑟夫二世，以及身份差不多相当于大维齐尔^[47]的奥地利大公国国务大臣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48]。一幅幅中世纪面孔面对着我们，或愤世嫉俗，或粗蛮狂野，或浸淫肉欲，或道德败坏。在这些面孔中，玛丽亚·特蕾莎那张女性的脸庞尤其散发出一种不可名状的吸引力。她的额头宽阔而高贵，嘴部的表情很坚定，但同时又流露出敏感与和善的气质。她的眼神直率、清澈又真挚，面部神情纯真、诚恳而充满力量。她的举止高贵威严，但女王的庄重之气并未削减她作为女性所独有的甜美气质和母性光辉。在那些私情遭到揭露之后，在人们往她身上安插了那么多罪名之后，她的画像仍然能被这样完好地保存下来，这也印证了她所具备的那种非常独特的人格力量。这种人格力量异常强大，并且具有一种别致的纯洁性。玛丽亚·特蕾莎或许不是最伟大的政治家，但她有着唤醒激情的力量、坚定的意志及一贯正确的洞察力。面对不忠的丈夫、阴险的审判庭和腐败的行政部门，玛丽亚·特蕾莎克服重重困难，以她独特的女性气质、勇气和治国才能赢得了对手的尊敬，成为一位受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爱戴的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者，并使她的统治焕发出黄金时代^[49]的光彩。在她的领导下，国民安居乐业，国家声名远扬。在查理六世统治期间，南尼德兰被割让给了奥地利大公国。在玛丽亚·特蕾莎统治期间，西里西亚失守。即便如此，在国家的光辉形象和繁荣程度方面，也没有人敢拿查理六世的统治成果和玛丽亚·特蕾莎的统治成果进行对比。

无论是性格还是外貌，玛丽亚·特蕾莎和她的国务大臣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都形成了鲜明对比。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那张脸精瘦又强硬，犹如假面一般。玛丽亚·特蕾莎的脸则舒展大方且流露出健美的气质。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善于调动圆滑的外交手腕来施行各种狡猾而微妙的政策。玛丽亚·特蕾莎则无论走到哪里都抱着毫不做作的淳朴姿态。她对宗教怀有虔诚之心。这种虔诚甚至延伸到外交方面，促使她坚持以一副真诚的心肠来和别国交往。这位极受玛丽亚·特蕾莎赏识的奥地利大公国国务大臣则是一个典型的18世纪中叶政治家。他从头到脚散发着矫揉造作的贵族习气，头发总是扑着粉，衣服上缝有最时兴的花边。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精明练达，举手投足间透着优雅的风度。没人比他更会将轻薄浮佻和外交之道相辅结相成地结合在一起。他的一些最重要的密友都是在台球沙龙里认识的。他在外交上取得的很多胜利用的都是一些毫无道德底线的人才会用的办法。他无疑是那个时代最纯正的产物，对人性怀有极大的鄙夷，并生就强烈的愤世嫉俗之情。因此，他自然而然地接受了那种比较极端化的认识，视牧师为伪君子，视宗教为迷信。出于对玛丽亚·特蕾莎的尊敬，在她统治期间，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将自己在宗教方面的极端倾向隐藏起来。然而，平心而论，没有哪个国家的政治家像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这么坚决地反对教权。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遭受了太多来自同阶级的偏见，而他种种反人民的观点和他对人性的多疑也从没带给他什么好处——作为一个政府内部机构的改革者，上述两个原因使他的改革收效甚微。然而，作为一名外交家，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确实具备许多顶级的职业素养：泰然自若的风度、机敏的才智、永远温文尔雅的行为举止、一个或许不够深刻但足够清晰的头脑和种种荒诞又别具独创性的巧思。奥地利大公国、俄罗斯帝国和法兰西王国的三国联盟^[50]是一件外交杰作。这件杰作的首席设计师正是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七年战争期间，这个三国联盟对腓特烈大帝几乎造成毁灭性打击。然而，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还是过于依赖国家联盟、政治手腕及外交策略的力量了。如果这些因素真能决定一切，那么腓特烈大帝早就被赶下台了。现实情况狠狠地嘲笑了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脑海中不切实际的美梦。七年战争的结局为普鲁士王国国王又增添了一份光荣。奥地利大公国外交官的名声也因此遭到轻微的贬损。奥地利大公国为自己招来了一笔巨大的债务，并极大地损耗了国家资源。与此同时，收复西里西亚的愿望也破灭了。这就是那场结束于1763年的七年战争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玛丽亚·特蕾莎更愿意听从除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之外其他顾问的建议，也就情有可原了。

约1765年，约瑟夫二世首次崭露头角。自此，奥地利大公国的国家政策呈现出新的特点。各类方针都洋溢着蓬勃的活力，体现出政府对于改革的热情。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当时的情势，以及玛丽亚·特蕾莎和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的心血来潮之举，但约瑟夫二世发挥的作用同样不可小觑。约瑟夫二世早期的画像显示出一种深沉甚至忧郁的特征。循着他的相貌，我们不难识别出他身上具有的品质——那些为哲学家所珍爱却为神父所痛恨的品质，为他赢得了所有说德语的人的爱戴和所有匈牙利人的憎恶。一些人宣称，约瑟夫二世具备异乎寻常的天赋，但他的缺陷也同样大得惊人。而他之所以是这么一个瑕瑜互见的人，一方面是因为他是弗朗茨一世^[51]的儿子，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也是个洛林^[52]人，而非真正的鲁道夫家族^[53]或马克西米利安家族^[54]的子孙。虽然约瑟夫二世的脸部轮廓看起来不像是哈布斯堡家族的人，但他拥有一双典型的玛丽亚·特蕾莎式的眼睛。他早期的画像是一张平滑和椭圆形的脸，脸色愉悦舒展，嘴唇丰满灵活又敏感，面部神情显得坦率大方且全神贯注。而他真正的人格体现在那双大大的、晶莹的蓝眼睛之中。这双眼睛曾为整个维也纳所仰慕，双眸透射出强烈的同情、温暖的人性及不顾一切的渴望——这些都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应该具备的性情。约瑟夫二世的缺点有很多，譬如思想混乱、行为鲁莽、拿恶劣的态度对待下属，以及将精力用在不该用的地方。然而，这些都不能抹煞他对子民怀有的热情和他对弱势群体流露出的真诚的关怀。一颗一如既往的温柔的心一直在这位君主的胸腔里跳动着。

浓厚的人道主义情怀和严密且机械化的逻辑是约瑟夫二世身上最突出的特征。他时而是热心肠的慈善家，容易受个人情绪支配，显得很冲动；时而是残酷无情的官僚主义者，坚持用军事化手段贯彻各种迂腐的理念。前者是子孙后代对他的看法，有关他的传说就和哈伦·拉希德^[55]的一样多。约瑟夫二世爱去奥地利大公国广阔领土上那些偏远的角落旅行，并且不告诉任何人，只带上勉强够用的侍从，穿一件朴素的纯黑色大衣，化名“法尔肯施泰因伯爵”。相比山上的城堡，他更喜欢睡在乡村小客栈里。他爱用自己的眼睛打量这个世界，就像一位真正的人民的“父亲”一样。有一次，约瑟夫二世匆忙走进一家科林^[56]的小客栈。靴子上的泥巴弄脏了地砖。“走开！”正在擦洗地砖的女仆怒气冲冲地朝他喊道。然而，这位高个子年轻人微微一笑，给了她一个达克特^[57]。谁会一下子扔掉这么多钱呢？除了伟大的，不，应该说是最伟大的皇帝？女仆这么想着，询问之下发现对方的确是约瑟夫二世本人，自然也就感到窘迫万分了。^[58]还有一个更有名的故事发生在布尔诺^[59]附近。这个故事讲的是约瑟夫二世从一位捷克农民手里接过犁并在地上耕出一条犁沟，以展现他对农民和各行各业最光荣的劳动者们的敬爱之情。^[60]不管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怎么说，约瑟夫二世至少赢得了农民的心。农民将约瑟夫二世的画像和圣母玛丽亚的画像并排挂在自家的小房子里。人们还创作了数以千计的传说和歌谣，以铭记这位好皇帝——这位致力于将农民从农奴制中解放出来的农民的恺撒，这位曾经为劳苦大众带去过一线希望和同情的人，这位渴望被人们冠以“热爱人民的人”的称谓的君主。

1765年弗朗茨一世驾崩后，约瑟夫二世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此前，他已经是罗马的国王。从此，约瑟夫二世成为公认的神圣罗马帝国元首和基督教世界名义上的统治者。然而，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实际上并不具备太大的影响力，而他在文明世界所拥有的那份界定不明的王权也一样发挥不了太大作用。一贯性急的约瑟夫二世奋力要为已然凋敝和饱受蛀虫啃噬的神圣罗马帝国注入一些能量。然而，他的努力遭到了最具羞辱性的排斥。宫廷议会、最高法院^[61]和帝国枢密法院^[62]早已陈旧，内部运转低效并且腐败不堪。约瑟夫二世试图恢复这个笨重体制的往日风貌，并在各机构中重建以前的秩序，但他的努力不仅失败，还引起人们强烈的怀疑。这些怀疑并非毫无道理——人们认为他只是想利用职权为奥地利大公国谋取私利。

继任初期的变革尝试遭到挫败后，约瑟夫二世将注意力转移到奥地利大公国的发展上来。毕竟，奥地利大公国是他自1765年就开始和玛丽亚·特蕾莎共同治理的国土。年轻冲动的他很快就跟经验丰富的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和小心谨慎的玛丽娅·特蕾莎发生了冲突。尽管如此，他还是推行了重大改革。在促进经济发展和推动财政改革方面，约瑟夫二世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是当时最需要进行整改的两个领域。历史上的奥地利大公国一直都面临着破产的威胁。七年战争后，形势一度万分危急。但到了1775年，经济又恢复了活力。奥地利大公国甚至可以骄傲地宣布，政府不仅避免了财政赤字，还实现了实实在在的财政盈余。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约瑟夫二世在宫廷中推行了最严格的节约措施。约瑟夫二世还从自己的腰包中掏出两千万基尔德^[63]，并抵押了他在波西米亚、摩拉维亚、奥地利大公国和匈牙利王国的地产，最后甚至押上了他的泰申公国^[64]，以偿还奥地利大公国的国债。通过这些办法，奥地利大公国的国债从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六左右的水平下降到百分之四。到最后，国家居然实现了收支平衡。单凭这些措施，奥地利大公国就避免了破产的命运。这项成果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而为该成果贡献最大的人正是约瑟夫二世。使奥地利大公国避免破产，促进教育发展，改善监狱条件，废除奥地利大公国的农奴制，推行人性化的刑罚并废除酷刑等成果极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约瑟夫二世。

脑海中悬着一幅空想式的完美图景，对习俗惯例抱着不管不顾的态度，约瑟夫二世在治国理政方面提出了很多完全不切实际的想法。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和玛丽亚·特蕾莎对约瑟夫二世的大多数想法都予以反对，这不失为明智之举。约瑟夫二世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儿子。然而，对于一个热情高涨又办事冲动的年轻人来说，母亲的这种反对仍然很容易引起他的怨恨。1765年，为了转移儿子的注意力，玛丽亚·特蕾莎将军队大权全部交到儿子的手里。虽然这个主意很巧妙，但结果令人咂舌。因为这种管理形式实际上最容易使约瑟夫二世倾向于专断独裁。抱着军事领域的那套观念，约瑟夫二世认为，他可以像指挥军队一样轻易地命令所有人朝同一个方向前进，也可以用下达军事命令时的那种生硬机械和说一不二的办法来制定和执行国家的法律。他还认为，无论对于哪种形式的反对意见，他都可以用武力来解决。约瑟夫二世干劲十足，他的朋友弗朗茨·莫里茨·冯·拉西^[65]则拥有强大的智力资源。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这两个人将出色地结合各自的才能，大大提高奥地利大公国军队在人员配备和物资供给方面的实力。军队如此，国家也是一样。自1740年起就一直保有中世纪特色的奥地利大公国，虽然直到1778年也没有表现出丝毫现代化的特征，但正在疾速地进步。和之前相比，奥地利大公国的资源丰富了不少。行政管理体系也变得更加高效而统一集中了。奥地利大公国既没有普鲁士王国的完美技术，也不像对方那样盘踞着道德的高地。但话又说回来，奥地利大公国既没有困在往昔的传统中无法脱身，也没有被眼下的成功束缚住手脚止步不前。自腓特烈大帝即位到1763年，当时的奥地利大公国和普鲁士王国即便实力仍不对等，也至少最接近相持状态。接下来，就请读者继续和我一起去调查一下1763年以后的历史，看看在外交场的风云竞技中拔得头筹的究竟是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