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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在奥地利大公国和普鲁士王国之间做一个比较，来看看二者都有哪些不同，又在哪些方面不相上下，或要知晓命运会将怎样的事件推上历史舞台，那我们就有必要先将目光投向两个国家各自的历史和资源，以及长久以来形成的国民性格。自1740年即位起，普鲁士王国的腓特烈大帝就一直扮演着一个不安分的天才的角色。战争也好，政治也罢，为18世纪带去过那么多经验和教训，并使那个时代感到那般惊喜与恐惧以及迷惑的人，除他之外再无第二个。1740年冬天，腓特烈大帝第一次进攻奥地利大公国，用武力征服了西里西亚。敌方联盟的进攻、战场上的失利及外交上的挫败都不能阻挡腓特烈大帝前进的步伐。腓特烈大帝不是没有在这样或那样的事情上犯过错误，但他源源不竭的才智和无比旺盛的精力总能帮他修补这些过错。1746年，西里西亚被全权割让给腓特烈大帝。虽然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11]囊括了欧洲所有强国，但只有腓特烈大帝从中取得了巨大收益。如此辉煌的成功是危险的。它促使其他国家一步步和普鲁士王国走向对立。接下来的十年，腓特烈大帝面临的形势变得越发严峻。这位国王很快发现，欧洲大陆除大不列颠王国外的所有国家开始联合起来反对他。因此，他不得不只身面对一个庞大的联盟。这个联盟最终包括奥地利大公国、俄罗斯帝国、法兰西王国、瑞典王国、萨克森选帝侯国^[12]和整个神圣罗马帝国。意识到危险正在日趋迫近，腓特烈大帝只好和大不列颠王国结成攻守同盟，以在暴风雨到来之前巩固他的实力。然而，七年战争^[13]引发的新一轮大规模斗争即将使全世界对腓特烈大帝另眼相看。在世人的注视下，腓特烈大帝经受住了命运给出的所有考验，并在一个又一个关键时刻运用智谋化险为夷。他频频受阻，却总能在灾难中取得胜利。1757年之前，世人眼中的腓特烈大帝只是一名坐拥一支顶尖军队的老练的指挥官。1757年后，人们一下子意识到，原来腓特烈大帝和他的军队拥有能将整个欧洲难倒的本事。对手的数量再多，也吓不倒在罗斯巴赫战役^[14]中打过胜仗的士兵们。没有一个将军能和在洛伊滕战役^[15]中以绝世骁勇之姿惊艳世界的那位领导者^[16]相提并论。即使是七年战争最后时期的种种混乱和灾难，也不曾遮盖腓特烈大帝的光芒和减损他的威名。精疲力竭的腓特烈大帝以胜利者的姿态走下战场。他赢得了自查理五世^[17]时代起便再没有人能担当得起的名号。腓特烈大帝击败了奥地利大公国军队，赶走了法兰西王国的军队，用这两场胜利^[18]为神圣罗马帝国的未来打下基础。

在很大程度上，腓特烈大帝的性格决定了他的执政风格、外交手段与作战特点。因此，如果对他的性格做一个小小的分析，那么将会对我们做进一步的研究大有裨益。我们能从腓特烈大帝身上看到许多截然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间的反差之大简直让人难以相信它们都属于同一个人。而这种反差也恰好印证了腓特烈大帝古怪的性格。走近那些逼真的肖像画，只见一双灰蓝色的大眼睛照亮了画中人的神情，并为那张严肃而冷酷的脸增添了唯一一抹柔和的色彩。虽然这样柔和的色彩或许也映射出了他的某些弱点，但这些弱点你只能从他的眼睛里找到，在别处就无迹可寻了。正是这样的性格和容貌让关于他的这些故事听起来都显得合情合理。他允许街头的男孩儿们骑他的马；他拍着掷弹兵们的肩膀让他们叫他“老弗里茨”。又或那个高尚的传说，讲战争结束后的他在夏洛滕堡^[19]因听到吟唱赞美诗的歌声流下眼泪。那些尖刻的讽语和那个拥有钢铁般轮廓的下颌以及那张渗透了不择手段的神情的脸足以让我们对他做下的这些事深信不疑。他用尖锐的语气开着宗教的玩笑，用令人作呕的卑鄙手段对待老友，也用冷酷的心肠对待他的某个兄弟和许许多多的老兵。抛开个别的友善之举，腓特烈大帝并不是一个宽厚和大方的人。除去对公共事业的终身奉献，腓特烈大帝只在某些意义上算是个好人，但也远没有好到无可指摘的地步。与同时代的任何人相比，他都更像埃德蒙·伯克^[20]描述的那种“历史上伟大的坏人”。此外，虽然缺乏阿尔芒·让·迪普莱西·德·黎塞留^[21]所拥有的深刻洞察力和威廉·皮特父子^[22]所具备的那种绝妙的灵感，但腓特烈大帝拥有迅速取得成功并攫取利益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他那个年代甚至任何年代的人都望尘莫及的。

除了战争方面的成就，腓特烈大帝对国家内部的改革和管理也很有成效。他树立了18世纪统治者的模型——哲学家式暴君^[23]。他为世界树立起一个开明统治者的榜样——尽管他不是第一位这么做的统治者。他还清除了宫廷里的骄奢淫逸之风。他脑子里装的不是古板的教条、各派系的利益及阶级的特权，而是整个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利益。编纂法典、规避酷刑、确立对待贫富一视同仁的司法理念及更大限度地容忍公民的意见和宗教方面的声音，这些都是腓特烈大帝在欧洲引进或大力普及的改革举措。虽然腓特烈大帝并非这种行政管理体系的原创设计师，但他对这个体系做了改进并使它运转得比之前更加顺畅和高效，从而对普鲁士王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空前的促进作用。在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24]看来，腓特烈大帝治下的普鲁士王国正是一个国家应该有的样子。腓特烈大帝比任何一个地产商都更能识别一块土地的价值，并更懂得付出努力去对它进行开发和维护。另外，与增加税收、操练军队或攻夺新的领地相比，这位国王对鸡的饲养、咖啡的价钱及瓷器的制造同样抱有浓厚的兴趣。普鲁士王国的行政官员们从上到下完全听从国王的指挥。官员们介入到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指导生产，引进移民，在荒地上建立移民聚居区，排干沼泽，开垦沙漠，修建道路，开辟运河，扶贫解困，鼓励节约并惩治游手好闲之徒。与此同时，那些非物质性的东西同样得到了这些官员的重视。伏尔泰曾说过，腓特烈大帝早晨是斯巴达人，下午是雅典人。腓特烈大帝不计其数地设立兵营和建造要塞，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为自己建造宫殿和为他的子民修建学校。他招募文人学士到柏林工作，兴建歌剧院，鼓励艺术发展并资助文学事业。当时的普鲁士王国仍然呈现出一派中世纪的封建特色。贵族享有极大的社会和政治特权，譬如免除赋税与垄断军职。大多数农业人口都还是农奴，并承担着沉重的税收。但有失必有得。在有序的管理模式和逐渐形成的严格风纪之下，贵族们成了国王手下顺从的仆人。团结一致抗击外敌的国家是最安全的。眼看国家日益强大起来，普鲁士王国的农民便不再认为自己受了亏待。在普鲁士王国，和平与秩序得到维护，各阶层之间加强了沟通交流，国家的物质条件也得到了极速改善。此外，腓特烈大帝还掌握着一个几乎能够压倒其他所有国家的优势。在他的统治下，普鲁士王国的经济是那样繁荣。他又仔细地照管着国库里的资金，所以从不需要从别的国家贷款——即便在战争的重压下也是如此。尽管收取着大不列颠王国的补助金^[25]，但腓特烈大帝在财政上仍然非常节俭。这笔补助金足够普鲁士王国按期偿还每一笔欠款。因此，虽然七年战争使普鲁士王国遭受了巨大的伤痛，但并没有让普鲁士王国抵押上自己未来的资源。而当奥地利大公国还在堆积成山的债务中苦苦挣扎时，普鲁士王国已经靠着腓特烈大帝的收支平衡系统为子孙后代免除了债务的拖累。腓特烈大帝曾将战争结束时的普鲁士王国比作一个全身遍布伤口并血流不止的人。不过，此人一旦止住了血，就不会再有伤口化脓和旧伤复发的危险。

腓特烈大帝治下行政管理体系的真正缺陷恰恰在于它实在太成功了。这个体系运转得太完美了，结果是整个局面开始朝机械化的方向发展起来。从理论上来讲，只要腓特烈大帝的手还操控着这个体系，他强大的能量就会源源不断地灌输到体系中的每一个部分，从而维持整个机器的运转。但有迹象表明，在统治末期，腓特烈大帝的力量已经不能胜任这项任务。此外，作为一个单枪匹马的个体，腓特烈大帝一人确实难以预见千千万万人的需求和愿望。普鲁士王国内部已经形成一种模式化结构。它的首要驱动力成了一种机械化的力量。普鲁士王国昔日的创造力消失了。这在1777年就已初见端倪。也正是在1777年，休·艾利奥特写道：“普鲁士王国的政体使我联想到一个无比巨大的监狱。监狱的中心是伟大的监狱长。他正忙着看管他的囚犯们。”^[26]

腓特烈大帝的行政管理系统缺乏弹性，其严密程度之高压制了个体的活力和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自然力量。这些缺陷对军队造成的伤害更大。腓特烈大帝从他父亲腓特烈·威廉一世^[27]那里接管了世界上最训练有素的步兵。他也向世界证明了自己不管在任何地方都能很好地指挥这些步兵进行作战的能力。无论是在波茨坦的练兵场还是在许许多多的战场上，腓特烈大帝指挥的军队都表现得非常精彩。然而，我们很难说他提升了这群步兵的精神面貌或改善了军队的纪律。到了晚年，腓特烈大帝的绝对主义^[28]渐渐占据上风。虽然他确实曾有一次将决定权交给了元帅和将领们，但从整体来看，晚年的腓特烈大帝对任何显露出独立特质的人和各种独创性思想都抱有提防之心。腓特烈大帝最喜爱的领导者是那些不考虑具体形势、只会温顺地执行命令的人，或那些愿意为种种错误背黑锅的人，哪怕这些人本可以靠一己之力避免这些错误。独立的个体变成机械的部件，受一部冷酷的机器掌控。这部机器则仅由一人指挥。用这种方式运转一个国家势必会带来不可避免的后果。在普鲁士王国，将领们的智力退化了，军队的活力也减弱了。士兵们的程序化操练进行得非常顺利。军队里那种堪比自动化的运转模式也一如既往地令人惊艳。然而，那种曾经在洛伊滕的战场上对士兵们起到激励作用的精神，那种造就了像库尔特·克里斯托夫·格拉夫·冯·施维林^[29]和弗雷德里希·威廉·冯·塞德里茨^[30]这样的将军的训练模式，都在1778年从腓特烈大帝的军队里消失了。普鲁士王国的一切都靠国王一人维系，但此时的腓特烈大帝已经不再是从前的腓特烈大帝了。时过境迁，腓特烈大帝和他的军队再也没有之前那种乐观的心态和强健的力量。曾几何时，正是这种力量带领普鲁士王国闯过一次又一次的灾祸。眼下，虽然普鲁士王国的传统习俗、国风、国纪及君主那无可估量的名望都依旧散发着强大的影响力，但这种强大已经显现出腐朽的征兆。正如一个开始衰老的人，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仍然肌肉强健，但内在的活力在逐渐消减。腓特烈大帝的民政管理体系和他的军事名望为欧洲所仰慕。然而，“权力本身虽值得称道，但当它高居宝座时，也埋下了它葬身的基础”^[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