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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孙皇后最突出的政治见解就是防范外戚专权，哥哥长孙无忌文武双全，早年即与李世民为至交，并跟随李世民出生入死，立下汗马功劳，本应位居高官，但因妹妹是皇后，反而处处避嫌，以免给人留下话柄。

太宗原想任他为相，长孙皇后却奏称：“妾已托身皇宫，位极至尊，实不愿兄长再布列朝廷，成一家之政。汉朝吕后之行可为前车之鉴，万望圣明，勿封妾兄为相。”

但太宗则不以为然，他认为长孙无忌任相，全凭自己的功勋与才干，可谓“任人不避亲疏，唯才是用”。而长孙无忌也体会妹妹用心良苦，不愿位极人臣，唐太宗万不得已，只好让他任开府仪同三司，位清高但不掌实权。长孙无忌仍要推辞，理由是：“臣为外戚，任臣高官，恐天下人误认陛下为私。”

太宗正色道：“朕为官择人，唯才是用，若无才，虽亲不用，襄邑王神符是也；若有才，虽仇不避，魏徵是也，今日之举，并非私亲也。”长孙无忌才接受。

长孙皇后一再以汉朝吕氏与霍氏等外戚专权的历史事实，自我警惕并告诫唐太宗注意防范出现外戚专权现象，更要求兄长成全。她这种以历史教训为切肤之戒，实不失为有远见卓识，贞观之治未出现外戚干政的局面，长孙皇后的确是功不可没。

在李世民夺取皇位继承权的兵变中，长孙无忌称得上是首功之人。在酝酿政变时，他态度坚决，竭诚劝谏；在准备政变时，他日夜奔波，内外联络；在政变之时，他不惧危难，亲至玄武门内。所以，唐太宗至死不忘长孙无忌的佐命之功，临死前仍对大臣们说：“我有天下，多是此人之力。”　

李世民成了皇太子后，长孙无忌被任命为太子左庶子。不久李渊把帝位让给了李世民，长孙无忌升为左武侯大将军，后任吏部尚书，晋封齐国公，实封一千三百户。唐太宗几次要任命长孙无忌为宰相，但长孙皇后一再说：“妾备位椒房，家之贵宠极矣，诚不愿兄弟复执国政。”她提醒太宗要吸取汉朝吕氏、窦氏等专权的教训，长孙无忌自己也要求逊职，但太宗不听，拜长孙无忌为宰相，任命他为尚书右仆射。

在唐太宗夺取皇位的斗争中，长孙无忌确实立有殊功，但担任宰相，他的才能似乎还不够。

长孙无忌以盈满为戒，主动要求降级，他恳请太宗批准他辞去宰相要职，长孙皇后也为之请求，太宗不得已，让他辞去了尚书右仆射，而拜开府仪同三司。

这一年，唐太宗在文武大臣的陪护下，亲至长安西郊祭祀，起驾返回时，特令长孙无忌与司空裴寂二人升用金辂以示宠幸。

贞观五年（631），长孙无忌与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四人，以元勋封每人一子为郡公。贞观七年（633），太宗册书，任命长孙无忌为司空，无忌坚决推辞不受，太宗不准，还特意写了一篇《威凤赋》赐给长孙无忌，追思创帝业之艰难和长孙无忌的佐命之功。

在贞观元年（627）时，突厥因天灾人祸和内部矛盾激化，多部反叛，实力大衰，朝廷中许多大臣请求乘机出兵攻打突厥，但唐与突厥在不久前刚订立盟约，太宗因此有些犹豫。

长孙无忌说：“虏（突厥）不犯塞而弃信劳民，非王者之师也。”他认为：“今国家务在戢兵，待其寇边，方可讨击。彼既已弱，必不能来。若深入虏廷，臣未见其可。且按甲存信，臣以为宜。”

唐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放弃了马上出兵的打算。又如，唐太宗十分仰慕周代的分封制，不顾许多大臣（如魏徵、李百药、颜师古等）的反对；贞观十一年（637），诏令以荆州都督荆王元景为首的二十一名亲王为世袭刺史，以赵州刺史长孙无忌为首的十四名功臣为世袭刺史。

唐太宗正式下诏，一般大臣不敢再谏，但侍御史马周和太子左庶子于志宁仍冒死谏诤，唐太宗根本不听。最后，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被封功臣呈递了抗封的表文，长孙无忌又通过自己的儿媳长乐公主再三向唐太宗请求，说：“臣披荆棘事陛下，今海内宁一，奈何弃之外州，与迁徙何异！”唐太宗才不得不“诏停世袭刺史”。

贞观十二年（638），唐太宗亲幸长孙无忌府第；贞观十六年（642），拜长孙无忌为司徒；贞观十七年（643），唐太宗将二十四位有特殊功勋的大臣图形于凌烟阁，以彰其功，长孙无忌排在第一位。

贞观后期，唐太宗心骄志满，魏徵多次提出批评劝告，唐太宗口头接受，但行动难改。许多大臣对太宗都阿谀奉承，歌功颂德，这些人中也包括长孙无忌。

贞观十八年（644）四月，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人臣顺旨者多，犯颜者少，今朕欲自闻其失，诸公其直言无隐。”

这应该是劝谏唐太宗的良机，但长孙无忌等人却违心地说：“陛下无失。”当时，只有刘洎和马周谈了太宗的过失。同年八月，太宗对长孙无忌说：“人苦不自知其过，卿可为朕明言之。”又一次令长孙无忌谈自己的过失。

长孙无忌说：“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将顺之不暇，又何过之可言。”长孙无忌的话虽然好听，但唐太宗并不是昏聩之君，他当即指出，这是“曲相谀悦”。

唐太宗晚年，因自己对嫡次子李泰的过度偏爱，导致了嫡长子李承乾的谋反。因为这件事，唐太宗伤心不已，沉浸在过度的悲伤之中。这时候，李泰的表现有些过分，他为了继承皇位，竟然抛出一个连他自己都未必相信的“杀子传弟”之说。

人们经常说，人一老就糊涂，唐太宗也未能免俗，他竟然相信了李泰“杀子传弟”的鬼话。

最后，在褚遂良的提醒下，唐太宗这才看清了李泰的野心，本来“阴许立泰”的唐太宗，再三思量之下，决定立李治为太子。

长孙无忌在这场斗争中本来一直都置身事外，直至看到唐太宗被李承乾的事弄得思绪大乱，这才站出来扶了一把。历来人们都以为，长孙无忌之所以推李治当上太子，是为了自己的野心，其实，长孙无忌当时力挺李治的原因无非是两个，一来是李泰“杀子传弟”的说法过于荒谬；二来长孙无忌也看准了李世民想保全三个嫡子的想法。

唐太宗对大臣们说：“且泰立，则承乾与治皆不全；治立，则承乾与泰皆无恙矣。”

唐太宗之所以选择李治，是有个人感情因素在内的。长孙皇后去世后，李世民对长孙皇后所生的七个子女宠溺至极，在李承乾和李泰已然成仇的情况下，选择年幼但性格温和的李治，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个时候，长孙无忌只不过是在李世民犹豫的时候推了他一把，让李世民更加肯定了自己的决定。

长孙无忌一生都尽忠于大唐，作为至亲的舅舅，长孙无忌在高宗即位之后给他极大的帮助，除了教导李治如何做一位明君之外，他还加紧律法礼法的修订，著名的《唐律疏议》便是在这段时间产生的，并被后世视为典范，赞之为“西有罗马法东有唐律”。正所谓“礼义廉耻，国之根本”，长孙无忌奠定了大唐两百多年的律法根本。同时，以法治国，也为李治帝位的平稳铺平了道路。但是，外甥和舅舅之间的矛盾，最后在武则天立后的问题上彻底爆发。

永徽元年（650），唐高宗立妃王氏为皇后，但王皇后无子无宠，萧淑妃不但生有一子，而且天资聪慧，深得高宗喜爱，为此，王皇后十分憎恨萧淑妃。高宗为太子时，太宗卧病，太子入侍，结识了太宗的才人武氏（武则天），很喜欢她。

太宗去世后，武才人随众宫女到感业寺做了尼姑，太宗祭日时，高宗去感业寺行香，遇到了武氏，二人相对而泣。

王皇后闻知此事，暗中让武氏蓄发，劝高宗将其纳入后宫，想用武氏离间萧淑妃之宠。不久，武氏便备受宠幸，被封为昭仪，又为高宗生下一子，王皇后与萧淑妃同时失宠。

武则天并不以昭仪之位为满足，还想当皇后，不惜掐死自己刚生下的女儿，以嫁祸于王皇后，迫使高宗废了王皇后，立自己为后。

高宗要废王立武，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代表的元老重臣们极力反对，以许敬宗、李义府为代表的一批臣僚则全力拥护，在元老重臣中，只有李 pagenumber_ebook=125,pagenumber_book=116

一人称病而不表态，经高宗再次询问，则以“此陛下家事，何必要问外人”的回答，给了实际上的支持。

但长孙无忌是高宗的舅父，太宗顾托掌权之臣，所以，他的意见特别重要，开始，武则天幻想争取长孙无忌的同意和支持，但使尽种种伎俩拉拢，均遭严词拒绝，这才放弃争取元老重臣支持的想法，下决心与这些“老朽”进行一场生死的搏斗。

永徽六年（655），唐高宗终于不顾大臣们的冒死极谏，诏废王皇后和萧淑妃，册立武则天为皇后。因为劝谏，褚遂良等人被远贬蛮荒之地。

在反对立后的大臣当中，武则天最忌恨长孙无忌，但他不同于褚遂良等，不但是佐命元勋，更是高宗的舅父，想要将他搞垮并非易事。

显庆四年（659），在武则天的授意下，由许敬宗费尽心机，把长孙无忌编织进一桩朋党案，进行恶毒陷害。许敬宗借处理太子洗马韦季方和监察御史李巢朋党案之机，诬奏韦季方与长孙无忌构陷忠臣近戚，要使权归无忌，伺机谋反。

唐高宗先是吃惊不信，继而伤心怀疑，命许敬宗再查，然后，面对许敬宗足未出户编造的关于韦季方交代与长孙无忌谋反的供词，哭泣道：“舅若果尔，朕决不忍杀之，天下将谓朕何，后世将谓朕何！”

许敬宗举汉文帝杀舅父薄昭，天下以为明主之例，宽慰高宗，又引“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古训，催促其下决心。唐高宗竟然不与长孙无忌对质，就下诏削去了长孙无忌的太尉官职和封邑，流徙黔州，但准许按一品官供给饮食，算是对舅父的照顾。

长孙无忌的儿子及宗族全被株连，或流放或杀头，三个月后，高宗又令许敬宗等人复核此案，许敬宗派大理寺袁公瑜前往黔州，逼迫长孙无忌自杀。　

长孙无忌毕生忠于大唐王朝，作为唐朝的开国元勋，他不居功、不自傲，尽力协助唐太宗、唐高宗治理朝政，为唐朝的稳定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不愧为一代忠臣。最终仍旧没有逃过“泰极否来”的规律，死于宫廷斗争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