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艺术的伟大，在于它的内涵的博大精深，在于它无与伦比的形式之美，也在于它艺术语言的完整性。如果将其分割断裂，随意扬弃，试问，还能有所谓敦煌艺术吗？

中国敦煌学研究工作，在近一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几经波折，最终找到了自己的坐标。 自敦煌文物研究所诞生以来，敦煌学研究队伍从弱小到强盛，产生出了其杰出代表，也涌现出了这个群体中的先进个体。

当我们缅怀回顾常书鸿、段文杰等人的功勋时，我们也应该将敬慕的目光投向这个英雄群体。正是有了他们的奋斗，敦煌艺术在中国本土方能得到发扬光大。任何忽略他们的做法都是没有道理的。笔者在采访过程中，接触了一些曾经为振兴中国敦煌学，在敦煌研究所工作了几十年甚至一生的中老年敦煌学研究人员。从他们深邃的目光、感慨的语言、广宽的胸怀、明洁的情愫中，看到了敦煌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笔者强烈的感触是，以往的宣传媒介，或多或少、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他们。同样道理，许多优秀的后起之秀，也需要我们更多的关注。惟其如此，中国敦煌学之川流才能长青活泼，波澜壮阔。刊载于《甘肃日报》上的《敦煌研究院建院五十周年群英谱》，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基本轮廓。

《敦煌学研究群英谱》所反映的人事，从总体把握上是恰当的，是有分量的，它浓缩了一个历史时期由在敦煌那片荒凉洞窟里献出青春的人们的工作与成绩。它的取舍对象是以坚持到底在莫高窟工作为标准的，因此，我们看不到一些曾经为莫高窟作出过这样那样贡献但最终离开了的人们的名姓。我们当然理解，也可以接受这个择题标准，但是，有一个人，有一个曾经为敦煌艺术作出过很大贡献，完全有资格跻身群英谱的敦煌研究院工作人员，却被疏漏于官方的宣传之列，实在是个遗憾。这个人，就是也在敦煌莫高窟度过了50个年头的工人窦占彪。

笔者未曾见过窦占彪本人，对他的身世不甚了解，但也能从有限的资料中获得一个基本轮廓。

《人民日报》1981年12月24日署名文章《为护古物多艰辛》一文中称：“1941年，窦占彪还是个小青年，随同当时西北文化考察团的王子云教授来到莫高窟，并且留了下来。”这是不确的。因为在张大千之子张心智的《张大千敦煌行》一文中，我们找到了出处。张文写道：“石窟里面的壁画……父亲上去作记录，我爬上另一梯子提着马灯给父亲照明，而下面没有人扶梯子，当然十分危险。鉴于这一情况，父亲托城里的朋友介绍了两位油工师傅，一位姓窦，名字记不清了，另一位叫李复。”

这位姓窦的油工师傅，是否就是窦占彪呢？还是在这篇文章中，就有了明确答案：“这次我们到莫高窟来，加上在县城请的李复、窦占彪两位师傅和驻军马团长派的两名士兵，共十四人，仍住上寺……临摹壁画分两组进行，我和李复、窦占彪、孙好恭仍随父亲为一组……我和李复等人的分工是每人着一种颜色。”

这就清楚了。窦占彪是1941年张大千第一次赴敦煌时从敦煌县城招来的油漆工人。而王子云率领的西北考察团是1942年来到敦煌的，那时窦占彪已来敦煌一年了。

翻开敦煌研究院50年的史事记录，几乎没有一处大事记能丢开窦占彪。

1944年8月30日在敦煌莫高窟中寺土地庙发现的北朝写经，是藏经洞打开之后敦煌秘籍又一次在世人面前的展示。它的发现者就是窦占彪。

1952年，在对甘肃永靖炳灵寺石窟、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的勘察中，窦占彪带领工人，制造出了40尺高的天梯，攀登上了难以涉足的悬崖；和麦积山当地木工文德全，设计出来“移桩法”，开辟了飞渡绝壁的通道，成功地完成了架设任务，为勘察工作铺平了前进的坦途，立下了大功。

在修复130窟、427窟剥落壁画、倾圮佛塑时，窦占彪精思巧计，在极小的空间里搭起了宏大的脚手架，出色地完成了修复任务。

在更多的时日里，窦占彪只是以一名普通的维护工人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这儿修修，那儿补补，从不消停，数十年如一日！

窦占彪自称是个“粗人”。可是敦煌研究院的专家学者和研究人员，没有谁说过老窦真是粗人，因为窦占彪50年的业绩毫厘不爽，细致入微，件件在目。他可能识字不多，也可能没有一篇论文问世，但他的研究成果件件嵌刻在莫高窟里里外外，淀积于敦煌研究院的一砖一石之中。和《群英谱》里众多研究人员一样，窦占彪是群体英雄中当之无愧的一员。如果没有他创造性的工作，整个敦煌研究院50年的成就势必要打个折扣。如果仅仅因为他是技工就予以贬低，那倒是门户之见了。

敦煌研究院由所到院，历经四十年有余，而有院至今，也已悠然十载。除了上述人员外，尚有不少热心于敦煌艺术的中青年科研人员和工作人员在默默奉献，他们中间甚至不乏博士、研究生和各种课题的石窟保护研究者，他们是敦煌学研究的主力，是今天和明天的负“大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