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声
扬州之行，在段文杰脑海里并未留下很深印象，这或许与他精心设计的艺术形象被否决有关。也可能是紧接着发
生在敦煌研究所里一件大事使他的关注焦点为之转移，那就是常书鸿的复出。
1972年春，美籍作家韩素音访问敦煌。一般来说，接待这种客人在我国是具有某种外交含意的，不单纯是文化交往。所以此事成了常书鸿复出的契因。
常书鸿自1966年被打倒、揪斗，夫人去省博物馆任职后，他就一直呆在兰州。
从反右开始激化的敦煌研究所内对立两派的矛盾，并没有因“文化大革命”两败俱伤而消弭，所以听到常书鸿到来，不只是段文杰，好多人心里都在嘀咕：他们能改变以往的做法吗？
事实比段文杰他们担忧的还要严重，敦煌研究所面临的完全不是团结与宽容。
在全所会议上，常书鸿给那些运动期间批斗过他的人亮起了红灯：“有些人在‘文革’时很积极，这些人都是大鱼呀，我们这儿庙小，小池塘里容不下。”
这么一来，所里不少人，就想办法走了。先是当年的造反派头头们走了，然后是一些年轻人考上研究生走了，研究所工作几近瘫痪。连段文杰都不打算待了，那时他眼疾又很厉害，就去找常书鸿，问道：“我的前一个课题完成了，现在新课题是否开始？”
“完成了，把作品交来，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常书鸿的回答，仍旧是居高临下。
话不投机半句多。段文杰于是告别莫高窟，请假去兰州治疗眼疾。好在段文杰不是没有自知之明的人，对于形势他做好了变化的精神准备。即使在“右派”问题处理后，他也没有盲目乐观过，而是把自己珍藏的《世界美术全集》《美术丛书》等赠送给了研究所。其他个人书籍，找了一辆所里的卡车，装在上面拉到敦煌城里卖给了收废纸的。段兼善回忆起这件事觉得非常可惜，因为那次他和父亲卖给废品收购站的书，有一些很有价值。如里面有一套线装本《支那南画大成》，市面上已难见到了。
两年以后，常书鸿书信来催。段文杰说病未好，暂时不能回。这倒也是实情，一个王大夫给他开的药方，吃了两百副中药， 白内障也没有消除。
1979年，敦煌研究所群龙无首。一年前，常书鸿及夫人开始了对日本、德国、法国的访问，然后就留在北京。所内工作陷于停顿，一部分工作人员联名上告，从省文化厅告到了文化部，反映敦煌文物研究所积重难返的问题。
材料从北京转到省委，省上派出工作组前往整顿。段文杰也被召回。常书鸿未到。工作组召开了会议，听取了大家的许多意见，省上根据整顿情况作出了改组敦煌研究所的决定，常书鸿为新领导班子所长，段文杰为第一副所长，新调配了所里其他领导，这种安排，虽然带有妥协性，但在当时的客观环境下，也不失为一种可以接受的选择。
由于常书鸿此后一直未回研究所，任第一副所长的段文杰实际全面主持研究所的工作。敦煌文物研究所在经历了一个时期的无序状态后，开始走上正规。
敦煌文物研究所以非正规走向正规，也不光是内部问题，从全国范围看，刚好与整个国家“文革”后的“余震”期相符合，这也是外部环境的影响所致。
既然国家的“拨乱反正”已经开始，那么敦煌文物研究所顺乎时代潮流也就不奇怪了。关键的问题是领导人问题，这一次，历史选择了段文杰，犹如三十余年前历史选择了常书鸿一样。实践证明，历史的这次选择是非常明智的，是正确的，段文杰当之无愧地负起了历史重责，任何清醒者都承认了这种趋势。可惜的是，常书鸿拒绝承认现实，他的思维定势，还仍旧停留在“文革”前后。
1981年8月8日，邓小平视察敦煌莫高窟，接待工作由段文杰负责。因为常书鸿所长两年中一直待在北京，段文杰实际负责所里全盘工作，并且两年来工作卓有实效，作为第一副所长接待贵宾是顺理成章。
就在邓小平抵敦煌的前夜，常书鸿从北京赶回敦煌。
在视察过程中，宾主进行了简短而亲切的谈话。段文杰汇报了所里近年来的发展和存在的困难。
据说邓小平视察敦煌期间，省领导还对敦煌研究所领导的去留问题作了反映。
1982年3月，常书鸿调任国家文物局顾问，兼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名誉所长，举家迁往北京。同时，段文杰被正式任命为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
1994年出版的常书鸿回忆录《九十春秋》中，作者是这样看待离任敦煌的： “1982年，组织上考虑到我年事已高，希望我集中精力进行美术创作和整理自己的文稿，为后人留下这方面更多的东西，安排我到北京国家文物局任顾问，并且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各方面给予我关怀和照顾，使我的晚年过得十分愉快和充实。在北京，我的心仍维系着敦煌，关心着敦煌，做着与敦煌相连系的工作，无论出访或研究、著述，敦煌是我永远的主题。”
可是，根据段文杰和敦煌研究院许多人的说法，常书鸿对于段文杰出任所长一职，一直耿耿于怀，难以自已，以至于“三次告状”，直通中央。而所列“罪状”，又无非是反右以及“文革”间已用滥的东西，措词荒谬。
为此，中央派遣了由中宣部、文化部、统战部、中组部和驻甘整党联络员组成的“四部一联”调查团，解决“敦煌问题”。
根据调查结果，省委向中央写了报告。中宣部定了四条结论性意见：一、敦煌研究院第一个组织班子是好的，不存在“三种人”掌权。二、段文杰同志在敦煌工作几十年是有成绩的，并且从反右斗争一开始就受迫害。三、常书鸿同志在敦煌工作多年，是有功劳的，但在处理人问题上存在错误。四、团结起来，向前看，把敦煌工作做好。
由于段文杰的要求，调查团团长、当时甘肃省委书记到敦煌来，主持召开了几次会议，传达了上述四点精神，同时也对敦煌研究院其他有关人员的问题予以说明，并最后以此讲话下发了一个文件。
至此，反右以来造成的不稳定因素得以排除，调整后的敦煌研究院，在段文杰领导下，以实现敦煌学回归故里为目标，树起了新的里程碑。
历史是教科书，是明镜。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下，敦煌研究所里几十年的恩恩怨怨何以持续不断，驱而不去？这里面究竟是历史的归宿使之必然，还是个体的素质形成了特殊的格局？事情的本身有无警戒和启示？凡是研究中国敦煌学进程的人，都不可能回避这些问题。
除了“家天下”的不民主意识外，敦煌研究院凡是了解常书鸿的，对于他的“学术垄断”深恶痛绝。这也是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最终失望，使常所长“四面楚歌”的关键一点。
史苇湘说：
常书鸿的做法，有很多地方我是为他惋惜的。几十年来由于他的领导方法与我们的想法相差太远而耽误了很多人的青春，耽误了敦煌艺术研究的进程。
有人说常书鸿没把敦煌学研究开展起来是由于大环境极左路线造成的。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曾经搞过很多次学术活动，我们把自己的成果报告过也讨论过，在当财看来都是很有水平的，但讨论完了，这件事也就结束了。有些同志想发表自己的学术报告需要向领导要几张照片做插图，可常书鸿从来不给照片也不支持。那时的领导确实是用当时的时局来压制敦煌成果的发展。大环境是存在，但是大环境下发表一些东西不是不可以的，可常书鸿不但不支持而且反对。
常书鸿一方面发动我们画画，一面又压制着我们，这倒也没有什么，最痛心的是耽误了敦煌艺术的研究工作。在敦煌这么多年，我们吃了不少苦，受了很多委屈，但毕竟取得了成就，所以我认为吃苦的价值在于是否为你所受的苦做出了相应的成绩，我们的研究一直被常书鸿或深或浅地压制着，许多同志研究成果一直没有机会向外界发表，即使偶尔发表一些，也得不到外界的公认，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们这个敦煌研究所，或者仅仅有所知但并不了解具体情况，就更别提别的了，大家好不容易做出的一点成绩全都被常书鸿和他的夫人独揽了。每次陪内外宾参观莫高窟的只有常书鸿一个人。这样外国人就只知道常书鸿。
贺世哲说：
我爱人施萍婷先我两个月到的敦煌，她去后就叫我，说那儿怎么怎么好，其实我对敦煌一点儿也不了解，只是在书上看过，后来我慢慢地就爱上了敦煌。常先生这人，不喜欢别人在学术方面有成绩，所以“文革”以前发表的东西都署常书鸿的名字，连段文杰的都没有，所以他这个人不像有些大学者很爱扶持年轻人，他只要别人为他干事，别的不管，害怕别人在业务上对他形成威胁，所以他很不支持别人写东西。
我想搞一点研究工作，这只能在星期六、平时下班后才能搞。我是学哲学的，所以一直想搞清楚莫高窟的兴衰原因。 当时研究所资料很有限， 只有一本日本人写的参考资料。但是我不懂日文，正好当时有一个工程师是搞建筑的，他懂得日文，星期天就听他念念，听听，大概意思也就知道一些。日本人这本书是从图像学的角度写的，我也想写这样一本书，从十六国时产生，隋唐时的兴隆，最后的五代宋的衰落，写这一段，搞点研究。我就利用节假日、饭后，慢慢地把这方面的资料都收集起来了。又利用闲余时间写了出来，可是能在这方面给我指导的，在敦煌研究所找不到。 常先生、段先生都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我把稿子写好后寄给大学时的老师阎文儒先生。阎老师没跟我们商量，直接给常书鸿写了封信，说要发表我的文章。这下把常书鸿气坏了，晚上把我叫去，进去头一句话就是责备我们走专家路线，紧接着就问谁让你们写稿子的？给他解释他听不进去，最后我也火了，说写稿子怎么了，毛主席都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什么我不能写？他说就是不行，在敦煌研究所搞什么都得通过他，想依靠外面的专家出名，办不到！我转身就走了。那次以后，我对常书鸿就有了看法。怎么是这样的人，不像个学者、长者。写个东西，都要这么干涉。很多年轻人都很反感他，替我们说话。稿子就压下了，没有发表， 因为当时单位领导不同意就不能发表。后来阎老师给我写信，鼓励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成功。
发表论文，出版专著，是知识分子的较高追求，是他们对自己劳动成果得到别人承认的渴望，也是他们文化人格的表露。敦煌研究所工作人员，包括常书鸿在内，希望自己的学术思想变成铅字，流播于世，本来是无可非议的，是值得赞赏的高尚的事业。可是，如果大多数人的这种愿望由于个别人的行为而付诸东流，那么这种行为就不足为训甚至可憎了。
根据敦煌研究院资料中心编纂的《敦煌研究院五十周年研究论著目录》，我们可以通过常书鸿、段文杰担任领导时一些老研究人员发表文章专著的数字，一窥学术上的专制与民主。统计年代上限为1949年，下限为1994年。
1949—1982年间：
常书鸿：发表各类文章、专著48种
段文杰：发表各类文章、专著11种
霍熙亮：发表各类文章、专著2种
欧阳琳：发表各类文章、专著10种
史苇湘：发表各类文章、专著5种
孙儒僩：发表各类文章、专著1种
李琪琼：发表各类文章、专著1种
万庚育：发表各类文章、专著4种
关友惠：发表各类文章、专著5种
樊锦诗：发表各类文章、专著3种
贺世哲：发表各类文章、专著5种
施萍婷：发表各类文章、专著8种
1982—1994年间
常书鸿（缺）
段文杰：发表各类文章、专著44种
霍熙亮：发表各类文章、专著7种
欧阳琳：发表各类文章、专著9种
史苇湘：发表各类文章、专著27种
孙儒僩：发表各类文章、专著10种
李琪琼：发表各类文章、专著11种
万庚育：发表各类文章、专著11种
关友惠：发表各类文章、专著13种
樊锦诗：发表各类文章、专著12种
贺世哲：发表各类文章、专著19种
施萍婷：发表各类文章、专著17种
1982年以后上述人员的专著发表数目，只是个大概数，许多尚未统计入内，如贺、施夫妇俩，实际发表数远远超过此数。
由于常书鸿在学术上的压制，使敦煌研究所许多工作人员的聪明才智随岁月的流逝而消失，使他们在最能创造科研成果时期只能厮守洞窟，作出了无谓的牺牲，这是最为痛心的事情，难怪有人发狠说广常书鸿最大的贡献，“就是他离开了莫高窟！”
常书鸿夫妇的做法，使得一些人同他们疏远。当年在东京与张大千失之交臂就是一例。1958年，“中国敦煌艺术展览会”在东京召开。据常书鸿回忆：“有一天在中国饭店吃晚餐，当时钟正指向9点，杉村勇造先生突然对我和李承仙说：‘现在张大千先生此刻正在东京飞机场，9时正起飞离开日本。大千先生要我带口信给你们，表达他对你们的问候。’我们问：‘大千先生来看过我们展览会吗？’杉村勇造先生回答说：‘大概已看过了吧！ 因为我在他住处看见他桌子上放了一本《敦煌艺术展目录》。’我说：‘非常遗憾的没有能见到他，因为我们是15年不见的老友了！’”
这是一段很有意思的文字，简直是一出“杂剧”。很清楚地显示了张大千不愿见常、李二人，以及负责传递这个信息的日本人的闪烁其词及狡黯。
1958年，正是张大千画业如日中天，誉满海外之时。他问候常、李，只不过是对李承仙三伯叔“清道人”的一点眷念之情。常、李二人如果认为是“问候”他们，那就未免认真了。反证是，既然如此，大千何不登门造访，反而要捱延至登飞机的最后一刻？而1958年，正好是常书鸿入党不久，春风得意，事业有成之时。虽说是十几年前的朋友，张大千那样的人品人格，那样的习性，自然断不会与常、李二人叙旧。这也是大千有意回避的缘故。至于他是否参观了那次展出，答案不是很清楚吗？
段文杰主持敦煌研究所以后，在开展所内学术活动方面的表现与常书鸿形成鲜明对照，他的豁大胸襟，博得众人一致赞扬。这与他的经历、学术思想以及性格不无关系。
史苇湘说：“段文杰对敦煌艺术研究有着重要的成绩。 当时敦煌研究所长期处于一种封闭状态，许多研究成果不能问世，人与人之间相互戒备，根本谈不上团结和学术交流，正是段文杰改革了这一现象，他使很多压了多年的学术研究成果发表。”
霍熙亮说：“过去搞画展都是常老一个人去参加，别人都没有机会去，时间久了，大家不免对他有点意见。要说常老，确实在某些地方做得不太好，有点专横……有好几次西安艺术学院和兰州大学邀请段老去当美术师，常都不让段老去。”
段文杰不但在学术上扶持研究所的志同道合者，对于反对过他并且被证明是错了的人，对于他们的学术活动和成果，从不压制，从不剥夺，正如其自述：
后来常书鸿虽然没有再告状，但在底下没少活动，说我把他迫害了，赶出了敦煌。但我并不计较这些。1987年我们开国际学术讨论会，把他也请来了，我们照样以领导接待他。而且所里分新房子给他照样分，他的老房子仍由他占着，他来敦煌还派人在生活上予以照顾。我们决不以你告了我的状而报复。那个调查团的柳某当初带那么厚一本材料来想让我写个检讨，我针锋相对，最后他失败了，说弄错了。后来他来莫高窟写了个论文， 问我能不能发表，我说可以。别人都不同意，说人家那么整你，你怎么还这样对待他。我说，整我是一回事，研究学术是另一回事，论文照样给发。常书鸿的文章也照样发表，学术会上请他讲话。
有一次常书鸿说要带一家人回来修他以前在莫高窟住过的故居，我说这件事谁也定不了，要经中央批准，这里有个人的成绩、贡献和修建故居的其他条件的问题。 我说这个事麻烦，就上省上去汇报，省上又向文物局汇报，文物局就劝他不要来了，说那里气候也不好，你年事已大等等。最后常书鸿没来。
在笔者采访过程中，不止一个人讲到了段文杰的谦逊、平和、平易近人、虚怀若谷以及清廉的作风，也谈了不少有关段文杰的有趣的轶事，这从另一个角度，使我们得以发现敦煌研究院在他领导下取得世所公认的巨大发展的某些内在原因。
史苇湘妻子欧阳琳回忆道：
我们那儿有一个画画的叫周鑫祥，他在学校时与常书鸿夫人是同班同学，毕业后一同来敦煌。但他不是研究所正式工作人员，只是喜欢画壁画就和我们一起工作，久而久之我们就熟悉了。周鑫祥有时也给我们谈起李承仙在学校的事，这就得罪了李，要赶他走。 当时周鑫祥身无分文，所以请求领导，等家里人寄钱来，再离开。李承仙不允，最后还是段文杰变卖了自己的部分东西，买好车票送走了周鑫祥。类似的还有范文藻，也是没有盘缠，得罪了领导，难以回去。仍是段文杰为他买的车票。 当时所里的年轻人都很尊敬段文杰，他在帮助人方面很让人感动。
我们那时也没什么文化生活， 白天临摹，晚上就聚在一起，每家出点菜、米或是鸡蛋做饭吃。 当时在食堂根本吃不饱。 段文杰会烧菜，每次聚餐都由他给我们烧菜。到了冬天，一个大办公室里只有一个炉子，我们就围成一围，等实在困得不行了，我们就聚集到一间宿舍里听段文杰给我们摆龙门阵。我们经常让他给我们讲故事，有时也听他说笑话。
在我的记忆中，段文杰一是乐于帮助人，二是在穿着上不讲究，有钱就请大家一起吃。他还组织我们进城去。 当时的交通工具是毛驴。说到毛驴，段文杰就给我们讲了他在1946年的一次遭遇。那时的敦煌，人口稀少，夏天的一个傍晚，天气很好，天色也还很亮，段文杰就和几个同志一同骑毛驴进城。等走出山口，天就开始刮风。戈壁滩上的风不刮则已，刮起来可不得了，不一会儿就把几个人吹散了。段文杰一个人牵头毛驴站在那儿， 因为辨不清方向，他走也不能走，退也不能退。就在这时， 出现了狼。驴一听到狼叫吓得发抖，全身就都软了。段文杰紧紧地抓住驴身上的绳子，在那儿站了一夜。一直到第二天，天晴了这才回到了所里。
段文杰特别喜欢京剧，经常在所里哼着唱。尤其是梅兰芳到西北亲自登台表演，戏票5元钱一张，段文杰也舍得花这个钱。其实5元钱也只能买到一个偏排座位。在我的记忆中，段文杰音乐方面就这点爱好特别明显。
史苇湘至今对段文杰的助人为乐大为赞赏，他认为：
段文杰确实是一位比较杰出的研究人员。我们刚到莫高窟时， 因为刚从学校毕业，对于壁画还不入门，是他教我们如何临摹壁画的，段老是凭着对敦煌艺术的爱好一直与我们工作在一起的。
我觉得段文杰最突出的一点是他一反常书鸿的研究方法，把事业从宏观上组织起来，把我们的研究成果不断发表出版，使中国敦煌学研究确立了国际地位，改变了以往的落后形象。
整整半个世纪过去了。从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到敦煌研究院，其间风雨兼程多少人！悲欢离合多少事！就像莫高窟壁画上瑰丽色彩下所包含的永久的奥秘一样，在敦煌工作了十几年几十年甚或一生的研究人员，也将许许多多的话语珍藏在心里。有些事情我们一知半解，有些东西我们可能永远难以破译。笔者在采访中，原以为“胜者即真理”这一铁的定律会原封不动地在采访对象身上重现，换言之，常书鸿和段文杰功过的天平在人们的口碑中一定会彻底地颠倒过来，现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的段文杰将会在百分之百的举手投票中稳获全票。然而，现实使笔者赧颜。无论是那些历经劫难的年迈的老研究人员，或是华鬓初上、正值年富力强的中年研究人员，虽然一提起过去难免激动，并且直言不讳地敢于臧否历史，但在总体评价上，几乎所有的人都有一个正确的价值取向，都有一种宗教徒式的宽恕，这使笔者沉思良久。毕竟是长期以来吸吮了敦煌艺术精华的人们啊！
段文杰如是说：
对于常书鸿，首先我们要看到他的功劳。他在那么困难的时候，能够自觉地一家人到敦煌来，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在连遭事业、家庭方面的沉重打击后，他又带着儿子、女儿回到了敦煌，还从重庆、成都、兰州招了一批人。 那时的常书鸿是教育部美术工作委员会委员，工资是教育部发，房子可以分在重庆，在重庆生活的条件是很好的。 可他偏要到敦煌这个山沟沟里来，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的。
常书鸿在敦煌对我们年轻人也是很好的， 我们工作6天中有一天是业务学习，他让我们随便看书，干自己的事，他自己临摹的画较少， 但写的文章很多，50年代的一些研究工作几乎是他一人搞的。他写的文章中有许多观点是正确的，所以常书鸿对保护和研究敦煌艺术是有功劳的。
段文杰还披露了鲜为人知的两件事，使我们对常书鸿性格的了解有所加深。
第一件事：马步芳马家军统治河西时，抓壮丁很厉害，敦煌虫难免其祸。逃避抓壮丁的就想往敦煌研究所里跑，因为这是“中央直属单位”。一天晚上，有两个青年跑来，央求常所长保护一下。常书鸿就把这二人带到自己住处。第二天就有人来搜查，常书鸿赶紧把这两个人藏到他的货包里。两个兵来找常书鸿，说：“常所长，我们有两个壮丁好像跑到您这儿了，我们想查一查。”常书鸿就对他们说：“你们这是干什么，你们是什么单位，我们是中央直属单位！抓壮丁居然抓到我们这儿来了。我没有看见什么壮丁。你们找吧，找不到可怎么说？”这一番话把两个兵吓住了，随便张望了一下就走了。常书鸿当天晚上就派人把这两个青年人送了出去，引了条路让他们逃跑。虽然听说这两个人最后还是被抓走了，但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常书鸿的正直和胆略。
第二件事：国民党溃败时，敦煌时局不稳，人心惶惶，常书鸿有一段时间给研究所工作人员不发薪水，将发薪的金子兑买了粮食，对此举动，大家一致反对，认为干了一桩蠢事。后来当时局更加恶化，兵荒马乱物价飞涨，购物不易时，敦煌研究所里却有存粮度日，不致饥饿，大家这才知道常所长棋高一筹，对他的先见之明不得不佩服。
史苇湘如是说：“我对常书鸿开办敦煌研究所及他所作的贡献是肯定的。至少他到这儿后使敦煌有人管，使敦煌莫高窟不再受破坏，这些的确是他的功绩。”
施萍婷如是说：“常先生两口子对敦煌莫高窟的感情我们从来不怀疑。现在有些年轻人对敦煌一点感情也没有。没感情还谈什么贡献？常书鸿两口子包括他第一个夫人，对敦煌是真的奉献精神，这不可否认。像60年代初莫高窟修复工程，主持是常书鸿，是他到北京去请工作团，包括许多各方面的专家，还请了文化部长，周恩来总理亲自批了一百多万元，所以进度很快。”
孙儒僩如是说：“敦煌之所以闻名世界，是和藏经洞有关，热爱敦煌的有志之士也出了不少力。其实国民党那时建立敦煌研究所时条件非常苦，非常差。常书鸿在这种情况下能出来领导，敢于负这个责任，也是很了不起的。”
……
常书鸿逝世后，他的家属们曾就骨灰的安置提出了要求，段文杰本着不计前嫌，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处理办法，既符合政策又表示了对死者的尊敬。在沸沸扬扬所谓莫高窟前杨树林被任意砍伐，莫高窟因此而面临“灭顶之灾”的“胡杨树事件”中，段文杰仍然本着以理服人，化干戈为玉帛的精神，采取了高姿态，既揭穿了流言蜚语和谣诼，也避免了不使对方处于过于尴尬的地步，同样表示了对常书鸿的尊重。
如果说敦煌永远是一个谜的话，生活奋斗在这块土地上的两代研究工作人员的心灵深处并不是一个谜，他们有过纷争，但更多的是理解；他们曾经受过误解甚至伤害，但更多的是合作。随着岁月的流淌，人事的更迭，环境的变迁，他们心中的清泉更加明澈起来。正如敦煌研究院胡同庆一席极有见地的议论所揭示的那样：“我到敦煌的最大感受，一直对我有很深印象的是四个字‘开放兼容’，即不管你是东方的东西还是西方的东西都能接受，我觉得这很了不起。敦煌艺术心胸很开阔，不管你是什么派别的，都容得下，所以给我启发特别大。”
是的，这不光是学术思想，也是人际交往的要诀。没有这种开放兼容的态度，没有这种消除门户之见的襟怀，不要说发扬光大，就连维系一隅也很困难。敦煌不需要藩篱，敦煌要走向世界。段文杰选择了莫高窟，而历史选择了段文杰。莫高窟新的一页，在段文杰手里徐徐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