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可敬的女性——龙时英

1984年的一天，兰州陆军总院住院部一个叫龙时英的女病号因患脑瘫，在入院半年后去世。一个普通老百姓的逝去，自然不会给繁华都市带来什么影响，可是，噩耗通过电波传送到敦煌研究院、四川绵阳松桠乡时，却使她的亲人、同事、朋友倍感震惊和悲伤。在惋惜之情难以言表之时，人们莫不肃然起敬。

龙时英是段文杰的结发妻子，也是他的终生伴侣，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他事业有成的支柱，也是他危难之际的良侣。

龙时英出生于四川蓬溪明月乡一个山区人家，家庭成分被划定为中农。家中弟兄姐妹中，她是最受父母器重的。 自小聪明，喜欢读书，因而到县里上了中学。当时四川女孩子上中学的不多。在学校里，龙时英接受进步思想，参加了主张妇女解放、反对缠足等封建桎梏的社会活动。抗战开始，她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并且和段文杰一样，也参加中共地下组织。那时候段文杰适逢在蓬溪中学读书，也是宣传抗日的积极分子，经常参加各种活动。所以尽管他们的婚事是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成，其实已有了一定的感情基础，不同于完全的包办婚姻。

两人成亲后，段文杰爱好美术，考进了重庆国立艺专。龙时英就在家做贤妻良母，伺候公婆。后来找到了一份小学教师的工作，却因不会巴结承应校方而被解聘。段文杰上了四年国立艺专，龙时英在家侍奉双亲四年。段文杰毕业后决定去敦煌，龙时英继续留在家乡，教书和当家庭妇女。教书不成以后，就待在家里，恪守每一个中国贤妻良母具有的美德。那时候，他们的孩子也一天天大起来。

1952年，龙时英考入绵阳师范学校。毕业后，在绵阳石洞乡一带教小学。当时学校里工作生活很艰苦，乡村教师吃住都在学校，放假了才能回家住。1957年以前，她一直是学校里的业务骨干。她教的学生在联考、会考时名列前茅。她与同事们的关系也很融洽，大家都乐于和这位好帮助人、豁达大方的教师打交道。段文杰的儿子段兼善这样回忆母亲：“我经常和母亲在绵阳的乡间小道上行走。我去上学，她去教书。从1952年到1957年7月这几年，是我母亲心情最舒畅的时期，她找到了工作，她热爱教书的工作，热爱乡村的孩子们。她在石洞乡的好几个乡村学校教过书，我当时在石洞乡小学上学，上到六年级，195年考进绵阳三中。她还是在石洞乡教书。解放初期的那几年似乎一切都在欣欣向荣，人和人之间关系也比较好。当时我的几个舅舅都在成都当工人或干部，有时候放假，母亲就带我到成都去住一个阶段。那个时候，成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我认为成都是天下最大的城市。”

1956年，段文杰在当了整整10年的“游子”后回到四川老家探亲，那时他已是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月薪一百七十多元，属于高薪阶层。段文杰衣锦还乡除了探望妻子、亲人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接龙时英去敦煌。

夫妇俩去绵阳三中看望在此上学的儿子，并一次给段兼善交了一学期的伙食费。当时四川物价便宜，花七分钱可以吃一顿饱饭。儿子学校一月的伙食费也才五块钱而且吃得很好。

贤妻良母的传统美德之一便是“夫唱妇随”。龙时英尽管舍不得故乡的山水草木，也舍不得她教书多年的学校和可爱的学生，但为了丈夫的事业，她还是决定了去敦煌。

由于经文化部同意调动，调离手续办得也较快，因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的主管单位是文化部。

1957年夏，段文杰和妻子告别四川绵阳老家，乘上了北上的火车。过广元，经宝鸡，到兰州小住后去玉门，而后转乘汽车到敦煌，领略了大西北的雄伟风光，龙时英心情是舒畅的。段兼善记得，母亲在宝鸡车站，还特意下车给他买了一根冰棍。

敦煌城里，研究所办事处，常书鸿坐吉普车来接段文杰一家，大家乘车驶向莫高窟。车进下寺大门时，段文杰特意给龙时英母子指着说：“看，这就是莫高窟！”穿过林阴道，来到了中寺后的那排平房前，段文杰指着靠近水渠的两间房子说：“到了。”段兼善首先跑进了屋里，只见房子里并没有什么好家具，摆设简陋。可是书架上、桌子上堆满了书籍。

那时莫高窟许多研究人员的子女，包括常书鸿的儿子，到了入学年龄，因距县城远，交通不便而无法上学。常书鸿动员段文杰将龙时英调来，也就是想解决这个上学难的矛盾。

研究所这一群小学生，大小不等，年龄不一。从一年级到四年级，都归龙时英教。她教了语文又教算术，有时孩子们父母外出，她还要料理这些孩子的生活。常书鸿的儿子，史苇湘的女儿，霍熙亮的女儿，孙儒僩的儿女，都是她的学生。除了教书，龙时英还要劈柴担水、烧火煮饭，料理自己的家务。段兼善那时在县里上中学，因为远，不能天天回来，龙时英就平时准备点好吃的，儿子一来，全家人欢欢乐乐“打牙祭”，每当这个时候，她就忘记了整日整日的辛苦，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信心。

这种含辛茹苦但以全家天伦之乐为补偿的平静生活，却被反右斗争颠覆了。段文杰被打成“极右”，限制使用，工资降至每月40元多一点。龙时英立刻受到牵连，首先是停止工作，然后就被精简了，而这一切均是在“下放”政策的原则下进行的。

这对于一个对生活充满信心，热爱自己的工作，为了丈夫的事业做出了很大牺牲，毫无过错的女性来说是多么不公允。当她最为珍视的并为之奋斗的工作权利被人无端剥夺，而一切又都是在伪善的借口下进行，这怎能不使她的痛苦在心中化为怒火，在健康的躯体里留下隐患？

“我母亲小时候有一次到亲戚家去，不小心被狗咬了一口，刚刚咬在额头中间。后来伤虽然长好了，但留下了一个伤疤。这个位置正是在相面家所说的印堂处。印堂被伤，可能预示着一个人的命运不好。难道真是这样吗？”多年以后，段兼善对于母亲的不幸仍然难以理解。

作为惟一的反抗手段，龙时英在自己被精简下放后拒绝领取退职金。但是，段文杰的四川几个未成年弟妹需要经济上帮助，段兼善也还在上中学，段文杰四十几元的工资实在难以为继。在经济压力下，段文杰背着龙时英，还是把那点退职金领了回来。

其实比之经济困难，龙时英承受的精神负担更大一些。那时段文杰挨整，情绪低落，还必须完成所里分配的工作任务和各种体力劳动，为了不使整个家庭在厄运面前垮散，龙时英不得不强打精神，承担起更大的责任。从表面上看，她很是平静，甚至是无所谓，想得通，而且还一再劝慰丈夫挺起腰杆来。其实在她的内心深处，精神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也就在这段时间里，她有了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初步征兆，表现为幻听、癔想、怀疑和严重的失眠。

如果是欧洲人，在更年期遇到这种情况很可能就完全精神失常了。龙时英身上东方妇女能够承受精神和躯体巨大负荷的超常能力，暂时击退了病魔的进逼，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生命力。诚如段兼善回忆道：“从1957年到1965年这一个阶段，尽管她内心很痛苦，但从表面上看，完全是一个正常的人。丈夫受到错误的处理，她本人失去了来之不易的工作，经济条件急剧恶化。在家里六七个人生活的压力、重担和精神创伤面前，我父亲和母亲都没有倒下。我父亲没有倒下去，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有我母亲支持的缘故。在最困难的时刻，显示了母亲的最优秀品质。当各种污言秽语向父亲泼来时，我母亲从来没有相信过，从她与丈夫共处的亲身体验中，她坚信我父亲决不是坏人。在生活中完全一如既往对待父亲，按时把饭菜端到桌上，按时将被服洗干净，亲手送到父亲手中。为了贴补家用，她主动找研究所办公室负责人张主任，要求临时性工作。这个愿望得以实现后，她就又一次拿起了心爱的教鞭，在所职工子弟小学担任了临时教课工作，尽管收入菲薄，毕竟有所补益。 ” 1959-1962年困难时期，在甘肃省“浮夸风”、极左思潮兴盛时，敦煌县不甘落后，紧紧跟上，结果出现了明显的缺粮危机，致使千千万万老百姓加入到饥饿大军中去。龙时英为了尽量让丈夫、孩子多吃一点，就尽力从自己的饭碗里节省。段兼善至今记忆犹新的是，一次父母看望他，带来一点干粮。每月只有18斤半定量口粮的他，来不及和父母多交谈就抓起馒头狼吞虎咽地吃起来，那情景极像一幅描写一位母亲带干粮探望远地当学徒的儿子的外国著名油画。“这种母爱，只有自己的儿子才能体会得到。”段兼善认为。

由于饥荒持续，人们食不果腹，高度营养不良，出现了60年代中国的“世纪之病”——浮肿病。患者全身水肿，特别是脸面、手、足等部位皮下渗出的黄水清晰可见，人似乎被充了气，躯体鼓鼓囊囊，走路摇摇晃晃。

段文杰开始浮肿，肺部也出现毛病。强烈的求生愿望使他灵机一动：何不养几只兔子度过饥馑？于是就在住房前做了一个兔窝，弄来几只兔子，饲养起来。

采集青草的任务由妻子完成。好在莫高窟新树林子一带野草甚多，龙时英每天又平添一项劳务，下课之后先去树林里拔草，装上半背篓才回家。

只要有草，兔子就开始繁殖了，以后就发展成了一窝。这样就可以隔些日子宰一只兔子改善生活。虽然如此，两口子平时舍不得吃兔肉，只是当上高中的儿子每周周末回来时，大家才改善一顿。到底是富有营养的东西，段文杰极度虚弱的身体没有继续垮下去。他心里清楚，这又全亏了妻子的辛勤劳作。

随着饥饿渐去而来的是段文杰的问题得到甄别和平反，工资恢复原来级别。到1962年时，压在龙时英那单薄肩头上的重担似乎可以减轻了，虽然她自己的工作并未真正解决。久违了的幸运之神好像又在向这个家庭招手。

然而，天有不测之风云，“四清”运动和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又一次把他们抛进了历史的旋涡。

这一次，龙时英那已有隐疾的身体，开始恶化，精神症状开始明显暴露。人的精神支撑不可能没有限度，奇迹也不能每次出现。在郭家堡的那些日月里，她生命的烛光与其说仍在闪闪发光，倒不如说是能量的最后喷发。这之后就开始步入熄灭。虽然龙时英仍然想要战胜疾病，不甘屈服于命运，在段兼善陪同下，两次到兰州就医，但熄灭的过程已不可逆转，只是拖延而已。

1977年的政治动荡后，段文杰夫妇重回莫高窟。段文杰恢复了工作，并被任命为敦煌研究所第一副所长。龙时英的问题，也总算有了交待，给予退休处理，这就是说，她视为生命的教育工作得到了承认。可是，她始终没有享受过增加工资的喜悦，当她代课的时候，工资是每月三十几元。当她退休时，仍然是三十几元。

龙时英的媳妇在对婆婆的追忆中深怀敬意：

火性刚烈的她从来不向命运低头，在承受着常人无法忍受的屈辱与苦痛的同时，在天灾与人祸的逆境中，她与丈夫共度了人生中最艰难的日子，为他撑建起了一个虽则穷困然而温暖的家。在遭受饥饿的年代里，我见过她用粗布做里子缝成的棉衣；见过她用兔子皮做的棉鞋；也见过她用羊毛捻线织就的袜子。能想象得出，为了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她付出了多少艰辛磨难。

我无法走进他们的情感世界，追寻他们爱情的内涵， 因为他们并非自由结合的恩爱夫妻，但从细微的平凡事情中，总能窥见他们的患难真情与高尚品格。她曾是一个有知识的职业妇女。在段文杰遭受迫害，潦倒落魄的时候，只有四十来岁、风华正茂的她，从四川来到敦煌也才仅仅两年即受株连。面对人生转折，她有权利重新做出抉择。也完全有理由、有能力带爱子重返四川，回到故土，找回属于自己的事业。但她并没有这样做。在他最需要同情、理解和支持的时候，她陪伴在他身边，帮助他分忧解愁， 与他共渡难关。 而在他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之后， 当周围闪射着荣誉的光环时，也没有因为她年纪老且病入膏育就嫌弃她。而是加倍地呵护、关怀，真心实意回报她为他所作出的巨大牺牲。

1975年10月，借我们旅行结婚之机，全家人一起回了一趟老家。在去武侯祠、杜甫萆堂等地时，被弟妹子侄簇拥着的他，对她从不冷落，时常停下来等候落在后面的妻子。上坡下阶时总不忘回身搂扶她，关切之情溢于言表，那情景真令人感动。每当她情绪异常，病状显露时，他总能及时发现，并亲自送她到医院治疗。她住院期间，正是他工作最繁重时期，但他在公务中仍抽空到医院探视，带去很多补益食品，还叮嘱我们煮鸡汤、焖兔汤给她喝。

在她病逝的前一年，段兼善到人民大会堂甘肃厅作画，曾陪她参观故宫，游览香山、北海、颐和园。这是她一生中第一次进京。之后，她又独自回了一趟四川，看望了分别多年的兄弟子侄， 回来后对我们说：‘你父亲的政策落实了，孙子也长大该上学了，北京去过了，老家亲人也探望了，再没有心事可牵挂，现在可以安心等死了。’都以为她在开玩笑，没想到竟真是诀别之言，半年后当段文杰送她到兰州看病时，她已不能清晰地表达她的思想，很快就不能言语，再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遗言。心愿已了，精神上的松懈使她拼命支撑了几十年的心弦崩断。在医院病床上度过5个月之后，也就在敦煌研究院即将成立，段文杰的事业开始走向辉煌的日子里，含辛茹苦、忍辱负重如许年的她，终于在平静中离开了这烦烦恼恼的人世。

按照儿子的心愿，要将她的骨灰存放在兰州家中。段文杰却坚持要把老伴的骨灰带回敦煌，埋放在莫高窟前的沙丘上他离不开那些洞窟，百年之后也葬在那里是他的夙愿。骨灰安葬的前一天晚上，他彻夜未眠，在灯下为她写了一封长信。这封除他自己外谁也没有看过的信，随骨灰一起被埋在龙时英的墓中，这也许是他能向与己相依为命、患难与共一生的发妻倾吐思念之情的最直接方式。

龙时英，一个极其普通的中国妇女，在自然条件严酷的敦煌，在政治风浪云谲波诡的莫高窟，平平凡凡去做事情，去支撑家庭，却产生了不平凡乃至伟大。没有她的努力，没有她的抗争，没有她的奋斗，段文杰的走向敦煌可能就只是一个永远没有尾声的合唱，一个残缺的梦；敦煌学在中国的复兴，就不能不受到影响。虽然段文杰也给予妻子各种方式的爱，但仔细衡量，标志贡献的天平总是倾向龙时英一方。当然，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责备他。是历史造成了一切。段文杰长书一封，置于龙时英墓中，是否是莫名追思中的心债的一种偿付？

陶渊明《咏荆轲》诗云：“此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谨以此句祭段文杰夫人龙时英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