墩湾两年

1970年，敦煌莫高窟轰轰烈烈的“文革”斗争已如同森林大火，掠地而过，余威虽存，势头已去。这一年，常书鸿、常书鸿夫人都回了兰州；李承仙调至省博物馆工作。段文杰的问题处理，也提到了造反派亦即掌权派的议事日程上。有个叫和山的，是造反派头头之一，此人现定居美国。他把段文杰召来，宣布处理决定。为了在搞艺术的人面前产生一种威慑感，和山清了清嗓子，自报家门：“我是工人的儿子，负责处理你的问题。”当时“工人”是最使人羡慕的家庭成分，犹如现在小学生最喜欢在同学面前吹嘘他爸爸是某某酒店的大老板。段文杰听到对方的话里的矜持成分，不由产生了一丝轻蔑。因为和山的父亲是缝纫，而这个职业，是应该归到手工业者档次中去，或者归到城市贫民一类中，无论如何，和大机器生产的工人阶级有些距离。

“你现在是清洗对象。你是回四川老家，还是呆在敦煌？”和山问。

“我就呆在敦煌，哪里也不去。”段文杰话说得很干脆，似乎连考虑都没有考虑。

和山怔了一下，手指头在桌子上敲叩了一会，盯着段文杰，说：“嗯。那你到县安置办公室去，看给你具体安置个啥工作。”

敦煌县安置办冷冷清清，只有一个女的低头抄写什么。段文杰刚跨进门，那女的就站了起来，连声招呼：“段老师，你怎么也下来了？”原来是熟人。

“啥子老师，牛鬼蛇神！人家不要我了，叫我到你们这里报到。”

“那行，我给你安排个近一点的公社，就到郭家堡去吧。”

郭家堡公社的秘书小周也认识段文杰，他对段文杰到公社来也有些惊异。承蒙好意，段文杰又被安排到了最近的一个叫京州大队的队里去。临出门小周还叮嘱段文杰：“有事就来找我。”

“要得！”段文杰心里很是感激。

京州大队队长是在地里找着的，段文杰说明来意后，队长狐疑地打量了这个“牛鬼蛇神”一通，才勉强对段文杰说，有一间空房可以先住下。

在回所的路上，段文杰的脚步顿觉轻快。有了归宿，离开那个使人头痛的研究所，就好了，儿子在兰州， 自己和老伴两人一间房也足够了，现在是啥子时候，没得条件讲。

也许是得意忘形，段文杰一到所里，就去找头头，提出派车把家里东西送一下，因为盆盆耀罐太多。

“啊？你还想坐汽车！这里有车， 自己赶去！”头头火了。

“好、好，我赶、我赶。”段文杰赶忙解开缰绳，套起牛车。

“他只给我辆牛车，”段文杰回忆道：

我从来没赶过牛车，这是第一次。刚上路还可以，有一大段是公路，好走，但公路走到头，接下来就是牛路，不太好走。在我们离郭家堡公社还有四五里时车陷到了一个水坑里， 出不来了。这下把我急坏了，满身大汗。牛不过夜，怎么办？就等着，一直等着，好不容易等来了一个过路的，他说你们在后面推，我来打牛。试了几次，车就从坑里出来了。总算到了京州大队，队长不在，就又等，队长来后，不知怎么他一见我就不对劲了。他说这儿没房子，你到别处去，你们还是回公社去吧，我们这儿安排不下。我就对他说，你就让我们在这住一夜，明天再走，我们也不会赶车。

这一夜很不平静，我老伴受了刺激，病有些犯，一夜尽唱什么《睡中国》《酒恋》，晚上搞得鸡犬不宁。我们隔壁住着两个北京大学经济系的学生，分到敦煌的。他们就问怎么这么吵？问我们是哪儿来的。我说我们是敦煌研究院搞美术的。搞美术的知识分子还这么不安静？他们不理解。我就说是被下放农村的。他们就说，那也不对呀，现在中央政策变了，对知识分子要从宽处理。

然后我们又回到公社，周秘书也不在，公社让我们到墩湾大展去，在戈壁滩上遥远的地方。墩湾大队的农民都是各处逃灾来的。

好不容易到了墩湾大队，队长给我们安排了两间房。这房子只有一铺大炕，除此之外再没有活动的地方。这个炕还没有炕面，就把行李放在外面，画板搭在上面将就着睡。吃饭得自己做。就找了三块土坯，支起锅，做饭。

住下后第二天，我就去找支部书记和队长，要求干活。支部书记人不错，给我分了活，还对我说什么时候有事了找他他随时来。安排的工作是每天把牛车拉上，用土把牲口圈里的粪盖上。我那时候50岁了，所以队长让我干半天就回来休息。这活也轻省，干完活我不想闲着，就在院子里挖了个大坑，把平时捡来的牛羊粪、树叶都放在里面，放些水土让发酵。那里的人都很佩服我，说我弄了这么多肥料，我还受了嘉奖。到了冬天，我提出要和队长他们一齐去地里干活。队长说你岁数大了，就不要去了。我说我就是体验艰苦生活来的，就去了。地里非常冷，连铁锨上都能粘住掉下来的树叶。女孩子们冻得脚痛，就在地上使劲跳。天又黑又冷，不体验真不知道这个艰苦。我们把拉去的粪土撒到地里，干了两天，队长就不让我再去了，让我继续垫圈，还让我做化学肥料， 叫“5406920” ，我就答应了。

我就去城里买回两本书开始研究。又听说旁边有个队有个姓朱的人会做。我就找到了这个人，跟他学习，学会了。我每天夜里要看三次种植箱，这种植箱还不在我家里，离家里有一里多路，睡不成觉也没办法。后来终于成功了，队长很佩服，称赞我，我说这都是书本上的，不会也向朱学习。

后来又给我调工作，说猪老不吃食，大家都希望把猪养好，既有肥料，又有经济收入。我就答应了。我就去看，磨坊土圈里有几头猪，其中有一头大母猪，快产崽了。我又看别人是怎么喂的，他们把野菜一丢就不管了，结果猪把草都踏进粪里去了，这怎么吃呀！我就把草洗干净，切碎，猪就吃得很好。又给猪喂水喝。猪下崽怎么办？我就搬到猪圈里，睡到磨盘上。一天晚上猪下崽了，我就当下手，一个个接下来，用草擦干净，放在一边。13个猪崽一个都没死， 以后长得肥滚滚的。

敦煌县委书记也犯了“错误”，下了乡。听说我猪养得不错，就来参观，看后说我有办法。我老伴病也好些了，就帮我在家养鸡、养猪。我们养的猪杀了，还有鸡蛋，吃了一年。这时政策也变松了， 因为我的劳动力还很强，队里也给我发了190元钱。 我是又有肉吃，又有钱花，而且农民都对我很好，没有迫害我。我还带个理发推子，给人们理发，也给人帮助写信。借钱给人，有人不还，我也不要了。所以大家关系都不错。公社里写标语、画宣传画，我都去干。大家称赞我什么都能干。

过些日子又批判地富了，割资本主义尾巴，实际上什么事也没有，农民抓了几只鸡在城里卖了，买些煤油、火柴、果子之类的东西，就算资本主义，就批判。批斗大会上还请我发言。我想这不是什么资本主义，但是队长、支部书记主持会议，我就说没什么说的。批判会也批不出什么。在农村反正是过一段时间就把四类分子批一顿，但没有批我。我不算四类分子。

这时候工作组让我回去，我不想回去了， 回去很伤脑筋，在这里自食其力挺好。第二年我自己养了两头猪，一头交给国家，一头杀了自己吃。工作组走了后不久，工宣队的队长下来，说来帮我搬东西，让我一定回去。在这之前制所里去说过我不想回去了。但这次他们开了汽车来。农民也帮我搬东西，所以我就只好回去了。前前后后，在墩湾大队整整蹲了两年。

墩湾两年中，段文杰和纯朴的西北农民相处和睦，相得益彰。离开了是是非非的敦煌研究所，虽然是被清理了出来，干体力活，但对于从小经受过劳动锻炼的段文杰来说，却是身心获得休整的机遇。墩湾生活给他留下了美好回忆，一直到当上所长后，仍念念不忘。后来碰巧当年和他一同制造土化肥的老朱来兰州，他们还像多年前一样开怀畅述了一番。

回到研究所，就赶上了“批林批孔”。中国人的“古为今用”可以说是全球一绝。不论什么时候需要，信手拈来，恰到好处。光一个孔夫子，推过来搡过去，近代以来不知被人们用了几多次。“文革”期间，先是“批儒批孔”，到处声讨孔老二，博引旁征，从庄子的文章里找论据，证明孔丘绝非良善之辈。工农兵们平素也不甚了解这些先秦诸子百家什么的，既然报纸上都这么说，焉有不信之理。一时间孔老二罪加三等，远远超越了“五四运动”时对孔老二的批判范畴。

紧接着的“批林批孔”则好像是要把“林副统帅”的堕落与孔老二的什么联系起来。反正敦煌研究所也是胡乱批判一番，把段文杰也拉扯进去，说是他画的画是西方过来的一套，连所里的钟书记也写大字报批判段文杰。段文杰受不了，跑去找这位书记，说批林批孔跟我有何相干？“你们没有抓住庙门！”这位书记还算清楚，觉得这么批判也实在没意思，就把大字报停了，会也不开了，不但恢复了段文杰的工作，还让段文杰负责组织人马写一本《敦煌石窟艺术》，算是对批林批孔的一点实际贡献。那时候出书必须是工农兵合著，这是原则，不得变易。段文杰乡下呆了两年，又是组织者，权是充当“农”也不是完全说不过去。然后又派了个敦煌七里镇的兵、一个工厂工人，三个人合写这本书。本来让段文杰一人承担这个工作也不难，但根据原则，不能由他占领上层建筑，还非得让其余二人动笔不可。一个当兵的，一个做工的，那个年月里知道什么“供养人”“经变图”？段文杰说了半天，他们仍然大眼瞪小眼。把这两人领到石窟里，段文杰提出由他说，由“工”和“兵”执笔写，仍然做不成。这件事只好不了了之。

忽然又听说扬州要修鉴真和尚纪念堂，要在纪念堂里画纪念这个历史性事件的壁画。扬州文化局派一个责任人到敦煌研究所求援，所里领导决定派段文杰去，因为当时从业务方面看无论谁也超不过他。段文杰去以后查了许多有关资料，进行构思，然后和几个人合作，开始画画。三个月后，作品完成。扬州市委、市政府、文化局负责人检查工作。市委领导提出异议，认为不但画的是和尚，而且宗教气氛太浓。而宗教众所周知是麻醉人民的鸦片，这恐怕不好。段文杰在莫高直窟画了几十年宗教壁画，笔下焉能脱离宗教气氛，有这个气氛恰恰说明了他的功夫。可领导不理这个。段文杰当时就说：“鉴真本来就是和尚，不画和尚画什么？”并且对他们建议，不妨派几个年轻人把画弄到北京，让赵朴初看看成不成，他是佛协主席，有权威性。

扬州方面果真派人把画送到了北京，可是赵朴初正在受批判，不敢表态。派去的人只好回来了。段文杰也就无话可说，任务算是完成，他就打道回了敦煌。

后来日本人准备来了，是日本招提寺的，也就是鉴真当年坐化的那著名寺院，提出要参观鉴真纪念堂，鉴真和尚的真身也要乘飞机“回娘家”。这下扬州有关方面领导才急了，画又不让画，怎么办？就弄了四幅风景和一些照片，赶到敦煌征求段文杰的意见。段文杰一一看了，就说：“可以。风景、大雁塔，都可以，就这么样吧。”此事就此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