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话可说

如果说，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给全国千千万万正直的知识分子们嘴上贴了封条的话，那么，段文杰这些莫高窟的“四川帮”，则一律自己给自己嘴上粘了胶布。那种诙谐加机智的川味“龙门阵”无人敢摆了。干活就是干活，吃饭就是吃饭，睡觉就是睡觉，少说话，少来往。正如史苇湘所说，“四川帮”人人闭门思过，有事直接找领导谈，同乡之间不说话

反右斗争的赢家常书鸿，利用运动制服了研究所里这些讨厌的“劳度叉”们，为“秩序”得以恢复感到欣慰。50年代初刚刚开始展开的一些计划，在中断了好几年后，现在可以接着干下去了。那时常书鸿的宏图不谓不宏伟：一是要管好这个莫高窟；二是要立即出外活动，和国外的同行们叙旧；三是赶紧要完成一系列的个人著作出版事宜。这三项任务， 自“抢画风波”之后就大受影响。

常书鸿夫人虽说是和“四川帮”们同来莫高窟工作的，但除了四川口音相同之外，她已经不认为自己和段文杰他们再有任何联系了。特别是这场运动使阵营截然分野。画工总归是画工，领导终究是领导，分工明确，何怨之有？“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此时的她觉得在政治上扶持自己的丈夫走上成功的顶峰是责无旁贷的神圣使命。从“反右”到“四清”，常书鸿在此时期里完成了很多工作，并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根据常书鸿回忆录所附《年谱》，我们大概列举如下： “1957年，六七月筹备敦煌艺术赴日展览，郑振铎视察千佛洞，提出编辑出版敦煌120本计划并编委人选。继续规划榆林窟的临摹工作。10月，进京筹备赴日展览的有关工作。12月中旬，与康大川、李承仙、崔泰山组成敦煌展览工作团赴日做访问，展出工作。

“1958年元月5日，在日本东京岛屋‘敦煌艺术展’开幕，在展览会场接待日本友人参观。

“1959年元月，出访印度。10月，为庆祝建国10周年，在故宫博物院弘义阁举办‘敦煌榆林两地石窟艺术展’。

“9月任甘肃省兰州艺术学院院长。

“1960年，全面主持兰州艺术学院工作，并在常书鸿画室任导师。

“1961年，在北京故宫举办‘敦煌飞天、供养人专题展览’。

“1962年元月，在上海博物馆举办‘敦煌艺术展’和‘敦煌飞天’‘敦煌服饰’‘敦煌图案’三个专题展览。

“1963年，撰写申请莫高窟第二期加固工程报告。

“1964年，撰写申请莫高窟第三期加固工程报告。”

除了上述下作外，常书鸿同时还多次举办了个人画展，出版了自己的专著、画作。

在政治上，常书鸿步步上升。1956年入党。1958年当选为甘肃省先进工作者，出席省先进工作者会议。1959年参加甘肃省党代会。1960年出席甘肃省先进工作者会议。1961年任甘肃省政协常委。1962年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作《六亿神州尽舜尧》发言。1963年当选甘肃省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参加党代表大会。1964年当选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人代会。

而此时段文杰他们却只能龟缩在洞窟里，去临摹壁画，干普工，当苦力。所以一直到现在，“老敦煌”们一提起“功”“过”二字，只有“百感交集”而已。

“反右”后的第二年，敦煌到处黑烟滚滚，直冲蓝天。这可不是狼烟再现，而是大炼钢铁。遵照毛泽东主席“一定要完成1070万吨钢，赶美超英”的最高指示，莫高窟山南沟里也竖起了一排排“土高炉”。段文杰这些四川人们由洞窟移师荒野，甩开膀子砍树，拉风匣，让老百姓家的铁锅变成了渣铁挖瘩。此时此刻段文杰他们才感到压抑了一年后的轻快，甚至有些过节的欢乐。此景此情，颇似李白的那首《秋浦歌》：“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

这一年的下半年，甘肃省文化厅给敦煌文物研究所派来了叫张义春的书记。段文杰觉得这人还可以搭上话，就将自己被打成极右分子的所想不通的问题给张书记谈了，希望这位上级派来的第一任书记能主持正义。张义春想了一下，对段文杰说：“你的情况，最好写个材料。实事求是，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我再处理。”正当段文杰准备写材料的时候，忽又接到所里通知，说武威天梯山石窟因修水库要搬走，抽调段文杰等人前去工作。天梯山工作进行了近一年，之后又是到兰州做这项工作的总结汇报。段文杰写材料反映自己问题的事就泡了汤。及至到兰州，段文杰碰见了张义春。“张书记，你开会来了？”段文杰问道。“开啥会哩！我到研究所当书记，以公务员身份工作，对他说话，他不听，我只得离开了。”

事后，段文杰才知道，张义春和常书鸿之间产生了矛盾和摩擦，有一件小事又加剧了矛盾的发展。那时常书鸿常常在兰州，一天张义春到兰州找常书鸿，说新疆建设兵团到敦煌慰问，看到那里职工生活困难，就表示给些东西改善一下。东西拉来分配时，给常书鸿分了两份，包括他在兰州家里一份。张义春刚说到这里，没想到常书鸿大发雷霆责问：“谁让你们去开车到新疆拉东西？”张义春一听也火了，说：“这是事先我得到你允许的呀！”“胡说！我从来没说过。”两人于是争吵起来。张义春为此告到了文化厅，从此再未去敦煌。

张义春不来，上级再未派人，常书鸿自然成了实际意义的书记。加之常书鸿从1959年起任兰州艺术学院院长，兼任敦煌研究所所长，常夫人就基本上一人坐镇，领导研究所，她和常所长的联系主要靠电话。常书鸿常住兰州，一年去敦煌一两次，或待一两个礼拜，或待月余不等。段文杰回忆道：“所以李承仙独掌大权。由于我是被控制使用的，你让画什么我就画什么。我那时就愿意进洞画画，画什么都不畏难。她老把最难画的给我画。”

一直到1962年，事情才有了转机。

当时文化部某副部长率专家组视察莫高窟并检查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考察组里有美术、地质、考古等方面的专家，准备通过考察制订出一个石窟长期保护方案。并召开了座谈会，指名要段文杰参加议。

会开了一天，段文杰沉默了一天。著名美学家王朝闻坐在段文杰旁边，他就问：“你怎么一言不发？”“我是属于控制使用的人，没得话好说。”段文杰回答道。

副部长回去时给甘肃省委反映了这个问题，认为研究所反右斗争处理存在问题。省上派出工作组到敦煌进行调查。组长姓周，长征干部，人很直爽，他找到段文杰，拿出一本材料说：“我是来处理问题的，你的事到现在还悬着。你要实事求是，把这个材料拿回去看看，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段文杰回忆道：“我把厚厚一本材料拿回去一看，不看则已，一看把我都惊呆了，全是我不知道的事，捏造的。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男女作风呀，‘四川帮’之类的。还说我把金戒指藏在裤子里让厨师的老婆洗衣服时勾引她。我那天，真是大哭了一场。我说为什么我一天好好做活，他们还要捏造。我就给周组长说这都是捏造。他说你要实事求是。后来他把所里所有人都调查过后，确认我说得对，就打电话向省里汇报，但是电话打不通，因为常书鸿那里把电闸关了。周组长就上县里去打，打通后省里同意他们汇报，给我平反。但说我也说过不妥的话，要在会上做个检讨。但材料里写的东西全不属实。这样我的问题就全部平反了，恢复了工作。其他有些人也平了反，但‘右派’没动，周组长说，右派的问题，上级到时有命令。就把没有打成右派的平反了。”

平反之后的段文杰，浑身感到轻快。从1946年奔向敦煌以来，他这是第二次感到了敦煌的可爱。他主动找常书鸿、常书鸿夫人，对他们说事情过去了，让我们以后合作把工作干好，并表态首先自己要尽最大努力把本职工作干好。

结果是段文杰暂时被安排到学术委员会任秘书，段文杰也不计较，认为哪儿去都行，只要堂堂正正地搞工作就可以，所以很快就在新岗位上把研究工作搞起来了。

和常书鸿的关系，也由此而得到了缓和：“这以后63年到64年关系比较好，有事尽量办，团结办事，都想把工作干好。这一段时间关系比较好。”段文杰如是说。

其实，关系和缓原因，并不是因为段文杰单方面认识的结果。作为常书鸿本人，他也有缓和一下和“四川帮”矛盾的需要。这可能基于以下认识：首先常书鸿已不再满足于敦煌一隅之地的久居“偏安”，他亟需发展。这个想法，在他脑中酝酿了不止一年。40年代，研究所成立伊始，大起大落，可谓风雨飘摇，他顾不了。50年代，“内乱”渐起，如果不是反右，试看今日研究所，竟是谁家之天下？他仍然顾不了。既然段文杰等人得到平反，干劲又那么充沛，态度又那么诚恳，现在不借机使用，以求研究所发展，更待何时？其次，要想让外边知道敦煌研究所的常书鸿，就必须走出敦煌，走出国门，广为宣传。宣传的手段无非有两个：一是办展览，二是出书写文章。办展览和出书著文，建所以来也搞过一些，但都是小打小闹，离常书鸿心里的计划相距甚远，要让国人和洋人都有点概念，那就要办大展览，出丛书。至于到时署名问题，只要技术处理就行了，不一定人人都上。几年前和郑振铎商议要编辑出版的敦煌120本计划，尚八字不见一撇。

再次，常书鸿心里还藏着一个准备一鸣惊人的大计划，那就是自乐樽和尚修建莫高窟、第一个有编年的洞窟建成，迄今已经1600了。常书鸿打算报请中央同意，在敦煌莫高窟隆重举行建窟1600年纪念活动。届时要举办各种学术活动，并请郭沫若担任纪念大会主席。

以上三个方面的实现，纵使常书鸿有三头六臂，断难为之。虽然1962年时研究所已不再是50年代初只有7个专业研究人员，已经陆陆续续来了一批人，但常书鸿心里清楚，无论什么时候，段文杰这些四川人仍然是业务骨干，是行家里手。特别在壁画临摹方面，尚且无替代力量，换言之，没有“四川帮”的合作，常书鸿的宏伟计划一大半得砍掉。

这就是60年代初期敦煌文物研究所内暂时呈现一派团结气氛的背景。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常书鸿做梦也未料及，政治运动并非起于反右，止于反右。一场更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即将来临。这回遭殃的首先是他自己。这场运动，就是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以及其前奏——“社教运动”。

社教运动的重点是单位领导，也就是“文革”中的“走资派”。敦煌文物研究所走马灯似的进驻了军宣队、工宣队、农宣队。矛头直指常书鸿、李承仙。由于常书鸿任兰州艺术学院院长后不常来敦煌，常书鸿夫人实际上代理了所长，所以军宣队就抓她这个典型。先是批判，最后经济政治处分一并来：工资降12级，作为阶级异己分子对待。此时段文杰已经被平反，军宣队征求段文杰的意见。段文杰谈了自己的看法：处分是否过重了一点？阶级异己分子就是很重的处分，再加上工资降12级，基本上就没有工资了。 因为段文杰本人工资也曾被降12级，每月只能拿四十元零五角生活费。军宣队说这是地区工作团批准的。于是照此办理，李承仙离所去劳动。而常书鸿在兰州也不得安闲。作为省文联主席、市艺术学院院长，他也在接受批判、做检查。

紧接着“社教”，“文革”就来临了。军宣队、工宣队、农宣队又一次“卷土重来”，反“走资派”、清理阶级队伍。莫高窟大字报铺天盖地。段文杰这些“右派”们刚获平反，现在就又靠边站、接受批判教育。而常书鸿和他的夫人，则作为运动的重点打击对象，统统押到了“历史的审判台”上。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敦煌文物研究所多年来积蓄能量形成的两派——以常书鸿及其夫人为代表的执政派和以段文杰为代表的技术业务骨干派力量，都成了被批判对象。充当革命群众角色的，是那些来莫高窟工作不久的同志们和来敦煌帮助当地进行革命的外地学生们。当“文革”深入发展到打混战时，造反派也分化成了两支以上，有些成了所谓的保守派。这种情景，同当时凡是进行了“文化大革命”的地方如出一辙。

首当其冲的自然是“走资派”常书鸿。他的旅法经历、1949年以前的个人历史，使他用不着经受调查了解就完全可以归入“牛鬼蛇神”之列。常书鸿夫人因其平素过于介入研究所和在所里的实际作用， 自然免不了和丈夫拴在一处，成为“一根藤上的两个毒瓜”。

千篇一律的程式：大字报、口号、批判，最后是体罚。常书鸿夫妇被造反派勒令跪在铺有石子的地上，脖颈上吊起牌子，忍受头上落下的皮鞭。

段文杰他们这些虽非“走资派”，但是被编入“另册”的人，在当时一般来说只是“陪杀场”。每次批斗会，都必须与会，低头立于一边，接受教育。而且腿要勤，今天研究所、明天敦煌城，随叫随斗，到处跑，就像旧社会里大户人家出殡雇用的职业哭丧队伍一般。尤其是运动进入到高潮时期，当时研究所总共四十来人，登台的“牛鬼蛇神”们占了二十几个。一声断喝，便灰溜溜地蹿上台，个个愁眉苦脸，任凭造反派指拨。

1961年由兰州艺术学院分配到敦煌的施萍婷，是当年敦煌文物研究所革命群众之一，她回忆了那段时间的经历。

“我那时29岁，一到敦煌就搞运动了。莫高窟这时也分了两派，都要争自己是造反派。最后，一派成了保守派，一派当上了造反派。我们的是‘红旗战斗队’，属于保守派。两派都斗争常书鸿，说他是走资派。我们为什么要真心打倒常书鸿呢？因为他当上官后，就越来越变成政客了。他想搞家天下。常书鸿认为，我不发表东西，那你们也别发。”

自身难保的“四川帮”，比之风风火火的年轻人来要“深沉”得多。史苇湘说那时我们手里掌握着常书鸿的很多材料，但我们都不说。

虽然单纯地认为搞家天下者就应该受皮肉之苦，可是在莫高窟真正面临被破坏的危险面前，施萍婷他们心里却是很清楚的：

“当时我们大家尽力保莫高窟，才使它存在下来，不像白马寺，一把火烧掉了。我们当时搞串联，还在兰州办了一个刊物，一个黑板报，叫做《批常书鸿专栏》。有一天接到一个电话，说兰州某大学的红卫兵要到莫高窟破四旧。我们赶紧向上级反映，真要让学生砸了，那可受不了。当时文化局也没办法，鞭长莫及。刚好敦煌研究所来了工作组，和当地的工作团联系，就把红卫兵阻挡住了。”

另据有关资料介绍，外地红卫兵也曾到达莫高窟，本来是准备效仿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写的“泥腿子”们推倒菩萨那样，清除敦煌壁画。可是到洞子里看了一遍之后，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弯，不但没有破坏，反而命令研究所人员看管好这些壁画，不得有误！研究所全体人员，无论“红”的，还是“黑”的，心中莫不念佛。惟其对红卫兵手下留情使莫高窟这一东方艺术明珠、人类文化遗产，在“文革”间未受到丝毫损伤的缘故一时弄不明白。后来，人们才悟出个道理，肯定是莫高窟壁画、塑像的无与伦比的艺术美眩晕了小将们。不是吗？研究所工作人员他们自己也是被敦煌艺术醉迷数十载，“虽九死而不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