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克之死

毕克姓李，他是一个“红小鬼”出身，从小参加革命，属于拿红缨枪的一档人。思想活跃，非常聪明，很有才气。革命根据地战斗洗礼，培养了他坚强、不认输、不受屈辱、目无权威的性格。小时候他在宣传队搞宣传，绘画天才已有萌发。很喜欢美术。后来就进了鲁迅艺术学院，学习版画。鲁艺之后，又考进了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在此期间打下了扎实的素描、油画基础。

1951年，敦煌壁画临品在北京展出，毕克观看了展览，和常书鸿初次见面。一方面毕克对敦煌艺术心领神会，情有独钟。另一方面，常书鸿觉得眼前这个年轻学生思想、才华非同一般，于是就用“我们是中国人，应该发扬自己的美术遗产，我们真正能够立于世界之林，真正能够打出去的，不是我们跟上外国人画，而是我们自己传统的东西。而我们传统的东西是很丰富的，只要你能把它很好地发扬光大，前途是无量的”道理启发毕克。年轻人总都有着金光闪闪的理想，特别是常书鸿以自己报效祖国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感动了毕克，于是在1952年初夏，他毅然随常书鸿来到了敦煌。

刚来的那一个阶段，常、毕之间的关系还是很好的。常书鸿给毕克准备了工作室，配备了桌椅，让他发挥专长。毕克也确实开始展示其才能，按照常所长要求，在所内办起了素描学习班，教大家学习素描，借以提高壁画临摹水平。

毕克虽然有很多优点，但他也有明显的缺点，那就是适应环境的能力差，这一个缺点，他终未能纠正，成了他一生的“滑铁卢”。

50年代初期的莫高窟周围地区贫困荒凉，人民食不果腹。敦煌研究所基本上是闭塞中的孤岛，没有坚强毅力的人是不可能长久于此的。从小在儿童团唱歌、跳舞、搞文体活动的毕克，很快发现自己原来生活的空间竟是如此之小，周围的人们并不是他原以为的那样激情和浪漫。工作竟是那样单调和无吸引力。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刻板工作在毕克看来几乎毫无创造性可言，这就使他心头压抑，而人一旦生活在压抑之中，所见所闻就蒙上了一层灰色，工作热情难免要打折扣。

最使毕克难以适应的是研究所里的工作气氛，那种家长式的兼带有手工作坊痕迹的环境，那种无民主管理可言的家族式统治，和他生活惯了的解放区天地以及后来相对自由的学院生活简直天差地别。虽然段文杰他们和其他研究人员尽量不计较他的一些小毛病，希望他能融合在莫高窟单调的环境氛围里，但是常书鸿和常书鸿夫人却越来越不耐烦，认为这个年轻人也未免太张狂了。印象一旦改变，脸色上也就不好看了。毕克又不是那种浑浑噩噩，没有眼力和理解力的人，他立刻就感到了压力的增加。不平则鸣，他要反抗压力而不择方式，于是和领导的直接冲突在所难免。

1957年的莫高窟早已和1951年不可同日而语了。如果说六年前由“四川帮”抗争而形成的“抢画”风波曾使研究所领导无可奈何地拱手相让“半壁江山”的话，这次毕克可就是“以卵击石”了。首先是常书鸿夫人下了评语，说毕克来所后除画了几张素描外，一点成绩都没有。而事实是，尽管对生活和工作环境不适应，毕克几年来工作中还是有成绩的。他的素描学习班对于更好地掌握人体造型，达到壁画原有水平，提高临摹质量还是起到了积极作用。至于常所长让他承担的防止洞窟壁画变色的研究课题，范围大，牵扯其他学科多，无论从理论和实际上看工作量均极大，绝不可能在短时期所能奏效。而且毕克也认真开始了这项工作，所以说他工作无成绩是很不负责的。

从毕克本人来看，小毛病也确实不少。例如自恃聪明能干，曾经有一种个人优越感，对于涉及个人利益的地方不能慎重处理。如和同事争工作桌椅，争工资高低，这就难免不合群，使越来越多的人敬而远之，实际上孤立了自己。1957年春节，所里排练节目，准备的节目是当时社会上的流行小品——吴祖光的《新局长到来之前》。毕克在这方面的才华无人可及，局长一角自然由他来演。这个剧中有个细节是官僚主义者吃猪蹄子。本来小事一桩，可是毕克每次排练一定要让给他准备好猪蹄子，不吃就不行，弄得大家啼笑皆非。

真正的矛盾是和常书鸿的关系的日益恶化。从当初的相互信任逐渐发展到了看见就不顺眼，动辄吵架。常书鸿认为你毕克要干，就按所里的传统作风，老老实实去做，不准犯上作乱。毕克则认为，你常书鸿独断专行，凭什么不让人说话？

和常书鸿夫人的争吵也频繁起来，以至于毕克对人说，见到常夫人，他“头就大了”。

干不成，毕克就想离开莫高窟。常书鸿通过下面传风：想走就让他走。毕克就写了一封长信交给了常书鸿，信中对他来所后几年的认识，对所里好多弊端，一一指了出来，语词颇为激烈，但所列举好多是有道理的，是客观存在的，也是正确的。此外，信里也提出了一些研究所发展的建设性意见。这些，都是可取的。常书鸿把这封信拿到学务会上宣读，与会人员就信里的内容，表示了自己的看法。这本来是组织内部的事情，无可非议，孰知常书鸿夫人又把这信在全所工作人员大会上捅了出来，而且不是全文宣布，只挑涉及到其他人的过激的话，结果可想而知。毕克大受刺激，气得一两天不吃饭，心想我给组织反映情况提意见，即使提得不对，你们也不能这么做事呀！自然为此事又和常夫人大吵了一通，之后就离所回家了。这次回家时间较长，大约有两个月之久。也许是北京城里恢宏的都市之风驱散了他心中长期郁结的块垒，也许是自由之空气又点燃了他早年对敦煌的情愫，总之，毕克又情绪饱满地回到了莫高窟。可是，反右斗争即将开始，树欲静而风不止，毕克的厄运终于来临了，等待他的已不再是那满壁慈眉善眼的佛菩萨了。

研究所里给“右派”排座次的工作已进入“倒计时”。毕克凭敏锐的感觉，立刻有所警戒。没有多久，他就要求再次回家结婚、治病。这些要求倒不是临时编造，毕克一直身体欠佳，有一点早期肺结核征兆，而且也确实准备着婚事。但这次请假就不很容易了，先是常书鸿夫人不批准，后是常所长不同意，但最后终于准假了。常书鸿在毕克动身前给了一封信，让毕克转交省文化厅某某收。当时陇海线刚过兰州，去北京非得先到省城转车不可。毕克二话没说，就接过了信函。常书鸿看着毕克把信放进了背包，这才放心地点点头，二话没说地转身进了皇庆寺。

毕克上路之后，寻思来寻思去，总觉得离开时所长的眼神有些不大对头。又一想，什么时候所长器重到让我去文化厅选材料？莫非这信……到底是年轻人，城府浅，毕克这么一想，就把那封并未封口的信抽出来偷看了起来，这一看气冲斗牛，里面果然全是对他不利的话，一派告状言语，多为不实之词。

看完信，毕克暂不东行，返身直奔莫高窟，挡住常书鸿就是一顿臭骂，语言自然出格，竟说出了这样的话：“老子干革命时，你还跟在国民党屁股后面跑哩！”

这句话可了不得，谁不知道这是常所长的隐痛？再说，十多年来的苦卧沙场，新功早该洗刷掉旧尘了，你毕克竟敢如此无礼，是可忍孰不可忍！及至毕克骂完离去，常所长还气得在发怔。

毕克北京城办完他的婚事，过了一个阶段，觉得该回所了，就写了封信打了个招呼，至于和所长吵架之事，早就置之脑后了。

这边常书鸿收到信，就召集所里有关人员，说毕克回来又要闹事，组织和动员大家写大字报。毕克一回来，正好是自投罗网。

前面说过，当年敦煌文物研究所除了一个段文杰是按极右分子限制使用外，戴帽的右派也就是4个，为何毕克未能桂冠相赠？其原因就在于一是他的光荣成分，所谓“根子正”“苗子红”；二是上报上去的材料净是些分量不重的东西，不是吵架就是斗嘴之事，实在难以让上级朱笔圈勾。搞到最后，敦煌县县长专程来莫高窟，就毕克问题召开了内部专案会。据当年参加该会议的张学荣回忆道：“好像是常书鸿请来的，专门研究毕克的问题，就开了一个会。但与会的人不多，只有几个人。在会上李承仙就一直说毕克这不好那不好，但我们认为，毕克只要改掉傲气、大吵大闹的毛病，还是好同志。反正当时该给毕克定什么定不下来，右派不够这是肯定的。这时张县长就说，那就让他劳动改造去吧。但以什么名义去呢？最后认为毕克爱说完这个又说那个，就以‘坏分子’的名义吧。材料是我写的，也没经上面批，就送到夹边沟去了。”

夹边沟，这个任何中华全国地图上都未标出的地名，是河西走廊祁连山下戈壁滩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山沟，至今为人所不知，默默无闻地年复一年地送着升落于大漠深处的日月星辰。但在某些人心中，“夹边沟”三字却如雷贯耳，绝不亚于苏联的“古拉格群岛”。在这条不大的砂砾地里，曾经倒下了2000多个优秀的知识分子和干部，既有留美教授，也有普通公务人员。时至20世纪70年代，那成片成片的鳞鳞白骨，当掩埋在上面薄薄的砂土被风吹去之后，仍裸露于路者眼帘。

夹边沟并非监狱，严格地来说，它只是一个劳改农场。但对进入其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则是不折不扣的坟墓。“三年灾害”期间，这里的劳改人员每天只能得到二市两毛粮，以至断餐。许多犯人是被活活饿死的。

毕克入了夹边沟，据说一直表现较好，参加了搞宣传、画画的工作。夹边沟的管理机构也认为毕克的问题上不了线和纲，又没有报来正式材料，仅仅是介绍信的东西，因此同意研究所把毕克领回。毕克本人也从那边写了几封信，对以往所作所为表示悔过。可是尽管夹边沟打了几次电话过来，常书鸿不予理睬，不同意接毕克回来。

毕克遂死于夹边沟，尸骨不收。

“文化大革命”前夕，曾在当时任甘肃省兰州艺术学院院长常书鸿手下工作过的王某，在斗争“走资派”时交待：常书鸿对他说过毕克的事，他问常为何不亲自送信而让毕克把那封信捎带到文化厅呢？常回答说：“我估计他会看信，就使了个手段。这叫欲擒先纵。”

毕克之死，如石击水形成了层层涟漪一样，在研究所绝大多数人心里留下了可怕的阴影，连最保持中立、不愿涉及任何形式的斗争的人都不同意常书鸿的做法。那些虽则对毕克有意见的人也感到悲伤，对毕克深表同情，连张学荣都认为：“常先生真的这一点做得不好。”

1957年的反右斗争及其对右派的处置，最后演化为一场遍及全国的主要是针对知识分子的歇斯底里，其后果是众所皆知的。

毕克之死，只不过是那个时代浊浪排空大潮中的一片叶子，转瞬也就不见了。但对敦煌研究所的人来讲就不是一件小事，这件事，使本来就受到挑战的常书鸿更加不得人心。

其实，毕克之死是一种历史的归宿。常书鸿只不过是顺应潮流，推波助澜而已。说常书鸿为了泄私愤而置毕克于死地显然言之过重。当时他也可能只是让毕克去多受点罪，清醒清醒那颗发热的脑袋。换言之，毕克这样的人，在那样的年代里，在极左思潮的统治下，就是不在敦煌研究所工作，也会遇到“张书鸿、李书鸿”的。比之反右时期许多地区发生的骇人听闻的对付知识分子的手段，常书鸿还算是“文治”。

既然如此，常书鸿为何在毕克有一线生机时仍然见死不救呢？所有正直的人都会提出这个质问。

这个问题确实对常书鸿并不想让毕克去死的论点不利。但平心而论，也是可以说清楚的。试想，一个在国民党时期成名，在共产党领导下复出，历经千难万险，甚至妻离子散的著名文化机构负责人，怎么能够想象会轻而易举地改弦易辙，将几十年的人生哲学、为人之道和权力地位轻易抛弃，而败北于挑战者之前呢？而只有保持传统，行使保守的管理程序，才不会翻船。毕克错就错在他竟想通过激烈方式，快速撼动和改变这种情况。他缺乏韧性，也缺乏理智。这就是常书鸿绝对不能让他永居莫高窟的道理。常书鸿在耐心等，他心里明白，无休止的政治斗争旋涡，将是毕克这种人的最好归宿。至于结局如何，那是命运和个人造化的问题。

证明常书鸿并不是有意陷害的另一个旁证是，同样是“搞不同政见”的“四川帮”的“右派”和“准右派”们，没有一个被送至夹边沟。如果常书鸿愿意的话，他可以做到这一点。其原因可能是，这些人已习惯于莫高窟的管理模式，对“自由”和“民主”的要求已在多年洞窟中被搞得麻木，与其说争取那些抽象的不可能的权利，还不如争取诸如研究权、著作权等等，而这些要求，虽然仍然鲠喉，却不会马上动摇常所长的权威和地位，所以他能够忍受。

但是，无论怎么开脱，作为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的常书鸿，在毕克之死上责任重大，难推干系。毕竟是他同意把一个下属送到了死亡之地，又是他因某种个人原因而在可能救助之时，断然拒绝，使一个很有才气、年纪轻轻的生命终遭残伐。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无论他是有意还是无意这样做，都应该承受历史的谴责。

毕克之死的余波是这样的：

1978年，国内平反冤假错案时，研究所里酝酿着替毕克平反，常书鸿似乎觉得有伤尊严，并未主动去办此事。一直到文化厅的通知下到研究所，这才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据说常所长甚至不打算参加，后来才勉强参加了，会上，好多人借为毕克平反，也倾吐了自己心中的怨气，使常所长感到难堪。

也就在这个时期，毕克的女儿毕凤华和女婿来到敦煌。他们的目的自然是毕克平反后的有关待遇了，好像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抚恤要求。常书鸿拒不接见毕凤华。毕凤华和丈夫所带盘缠不多，就暂住在招待所，一边给招待所洗衣服，打扫卫生过日子，一边等待机会。机会终于等来了。一天，下面的一个工作人员给毕凤华透露了当天常书鸿招待贵宾的消息：“你去闹一闹去。”那天常书鸿宴请的是关山月等重要客人。宴会之间，毕凤华与丈夫闯了进来吵闹一番，使常书鸿脸面上很不好看。为了不使事态闹大，他不久还是出面了结了这桩公案的遗留问题。

毕克平反会和被研究所人员津津乐道的“毕凤华大闹皇庆寺”事件，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常书鸿的领导意识和心理特征。同时，敦煌文物研究所两大阵营的最后摊牌也因此而日见其烈。

1957年的反右斗争窒息了“百花齐放、百花争鸣”，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学术活动同样受到了严重影响。那一个时期，除了毕克被送到夹边沟外，其他人则分到乡下的去了乡下，支边到远处外地干活的则去干活，留在莫高窟的人也是处处受掣或限制使用。段文杰这些“四川帮”主要成员，则忍气吞声，在艺术殿堂里或是麻醉自我，虚掷年华；或是用自虐性方法一味低头劳作，以求解脱。

常书鸿则利用这之后的相对稳定局面，出国、著书、办展览，将自己和夫人的大名推向社会，推出国门。

但是，在东方地平线上孕育和滚动着一个火球。用不了多久，一场人为的大火将燃及这个佛家圣地。被这场火所炙烤的，不光是“四川帮”，也包括常书鸿和他的夫人。这就是“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