沥血岁月

1957年，中华大地上风起云涌，终于演变为一场政治斗争。凭借着极有效率的基层组织网络，中国共产党人把这场认为与党的生死攸关的运动做到了极致，连莫高窟这样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也在劫难逃。

从前一年起，段文杰他们就隐隐约约觉得敦煌研究所的政治空气有些不正常。皇中寺里，洞窟外，沙丘旁，冥冥中好像有一只只耳朵、一双双眼睛，使劲地探听和打量他们。隐约传出一种说法：常所长和夫人在调查一些职工的言论。段文杰这些人毕竟不是搞政治的，听了也不以为然，总抱个“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态度，不大去理会事情的来龙去脉。

从榆林窟归来后，“刘姥姥”悄悄地给段文杰说：“你们可要小心，常所长在调查收集你们的材料，记录你们讲过的话哩。”“我们有啥子话说得不对头？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随他们搞去！”段文杰虽然有些愤怒，但也就此而止，并没有深究。他认为，常所长历来爱疑神疑鬼的，同他计较也没啥意思。

随着运动的深化，常书鸿终于向段文杰他们摊牌，正式提出了“四川帮”的称呼，并谓之“反党”。

段文杰等人这才跳将起来：“什么是反党，我们哪个地方反党？”

常书鸿冷眼望着他们，慢腾腾地说：“你们反对我，反对李承仙，而我是党派来当所长的，所以就是反党。你们几个四川人在会上斗争我，在王义秋那里反映我，你们这就是反党活动！”

争辩的结果，是地委来人，说段文杰们的“反党”难以成立，建议大家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好谈一谈，大鸣大放，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说出来。这件事就暂时搁置起来了。

到了这一年的下半年，反右斗争如火如荼，段文杰他们又遭到正面攻击。常书鸿坚持所谓“四川帮”的提法。针对段文杰等人，罗列罪状，组织专人，整理材料上报，同时动员群众斗争“右派”。“四川帮”的人自然强烈反对这种做法，其他工作人员也不同意这样搞，认为段文杰这几个人整天埋头画画，又没有做过什么错事，为啥要被斗争？虽说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可是明哲保身的古老信条也是正确的，当中华大地到处响起了“右派，右派，像个妖怪……”的战斗歌声；当《人民日报》赫然刊登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这是为什么？》的檄文式社论后；当全国各地将“选拔”右派分子的名额落实到基层单位时，敦煌文物研究所里被列入右派名单的人的抗议声也就被社会的浪潮声所淹没，而一切同情他们的人也就噤若寒蝉，惟恐城门火殃了。

常书鸿报上去的材料因为内容不充实被打了下来，他就继续丰富材料，继续上报，直至上面认可。

30几人的研究所最后定了4名右派分子，他们是史苇湘、孙儒僩、李琪琼、辛普德。段文杰一直未能定下来，但始终作为重点打击对象。此外，还有关友惠、李贡伯、万庚育、霍熙亮、冯中年和毕克等人，被点名批判。以上有问题的总人数为11人，占全所人众的三分之一。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阶级敌人”“阶级异己分子”“地、富、反、坏、右”只占“人民群众中百分之五以下”的当时和此后很长一个历史时期中官方认定的打分标准和社会政治尺度。

狂澜既倒，无人可挽。只要列入右派名册，无论正、副，统统背上沉重的精神十字架。众所周知，其后果是何等可惧！不但一代知识分子和优秀干部惨遭摧伐，一蹶不振，整个知识界和文化氛围遭受毒化，进入思想冰河期，贻害无穷。“右派”子女及亲属朋友，连环牵涉，惶惶不可终日，特别是那些直系亲属，那些尚在襁褓中的婴儿，那些尚在少先队队旗下行礼的少年，从此都坠入了黑色世袭的炼狱中，去经受重重磨难与煎熬，直至20年后方见天日。

敦煌文物研究所“右派”和“准右派”中，四川籍人占了相当部分。4个“右派”中，3个就是四川艺专的，加上段文杰，一共是4个人，几乎是清一色，这就是常书鸿认定的“四川帮”。

“四川帮”中，除了段文杰、史苇湘已介绍外，尚有孙儒僩、李琪琼等人。现在，孙、李二人均已年过古稀，这对老夫老妻，对流逝的岁月和当年发生的事情记忆犹新。

孙儒僩是四川新津人，1947年从四川省艺术专科学校建筑系毕业， 自愿到莫高窟工作的。他回忆道：

我是学建筑的，在一个综合艺术学校里，所以和美术比较贴近。47年敦煌需要一个学建筑的，我就放弃了在重庆的应聘工作来到敦煌。 当时我才22岁，对敦煌不了解，只是好奇，并没有打算一辈子在那儿工作。我是当年九月份到敦煌的，比段文杰晚一年，比史苇湘早一年。 当时我的工作还没有安排在石窟保护上，只是画一些古建筑图。那时候的条件非常困难，特别苦。50年正式干保护工作，成立了保护组，是个临时机构。 当时搞保护的就我一个人，带领一些工人，修修补补，一直到52年，正式成立了一个保护管理组，共有4人，常书鸿兼任组长。可是他不管事，主要工作是我们3人干。从1952年至1956年这个阶段，做清理大量窟前积沙和修建洞窟走廊，同时还修理防沙墙和防沙沟，做一些石窟保护最基础的工作。1956年以后，根据重要洞窟做加固工作，用科学方法保护和治理敦煌壁画。

我记得在反右派刚开始时，在反右大会上没人敢说话。常书鸿偏让我们发言，然后用揭发的方式把我们说的这些话组织起来，说某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说了什么话，并用大字报贴出来。

一次我、史苇湘到段文杰家聊天，常书鸿偏说我们在密谋什么，还要我们交待聊了些什么。其实我们纯属聊天，并没有什么反党意图。后来，常书鸿把段文杰打成极右分子。

那时是大势所趋，每个单位的右派分子数目都有指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中央要落实政策，纠正右派问题。 到了1978年，文件下来了，常书鸿不传达。同外面的朋友通信时，才知道这件事。1979年上面派了工作组下来，就右派问题进行调查。 当时很少有单位会派调查组，主要是常书鸿不落实政策。

李琪琼，四川三台人，1949年毕业于重庆西南美术专科学校油画专业1952年自愿赴敦煌莫高窟工作。近半个世纪的岁月中，她默默无闻地坚守在莫高窟“一线”，临摹不断，成绩卓然，是公认的壁画临摹“三高手”之一，其他二人为段文杰、李振甫。谈及当年，这位满头银丝的老人快人快语，浓郁的四川口音仍是一片激情：

我老师也是四川人。我和孙儒僩是同学。我也学过建筑，后来觉得学建筑不适合自己，就转学美术了，我学的是油画。

关于敦煌，主要受张大千影响， 四川的学生都知道。1949年我参了军，在美术队。那时候我们都很向往敦煌， 因为学的都是山水花鸟，传统人物很少。 再一个原因是孙儒僩先来敦煌， 由于我们之间的关系，所以一转业我也就到敦煌来了。 当时只想在那里住上几年，看一看，学点东西就走，没有在敦煌长住的打算。

刚到敦煌不久，各种政治运动就都来了。我这个人家庭成分不好，个人性格又直，从学校直接到部队这革命的熔炉，又到敦煌在常书鸿家长式领导下，很不习惯和适应，加上年轻，难免言语上不注意，这就把我打成右派了。但我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右派。不管怎么整我，我都不承认。最后我想走也走不了，就只好留了下来，其实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从部队上下来的，所以我对党员特别崇拜。后来我总想不通李承仙这种人咋能入党，其实我在下面就说了这些话，就说我给共产党脸上抹黑。我主要是不满意敦煌的环境，认为没有部队上好。结果，他们给我安的帽子是：‘嫌地方党不好，部队党好。’可什么叫地方党、部队党，我根本弄不懂。

有些事真是因祸得福。因为我被打成了右派，什么活动也不让参加，只有去画画，别人不爱画的留下让我去完成。我觉得只要让我有画去画就行，再说画画也是一种解脱。所以尽管我到敦煌比较迟，可是画的比较多，临摹了大概一百二十多平方米的壁画。

当时，洞子离我们住的地方也很远，尤其到了晚上，在洞子里画画，狼就在外面嗥叫，许多人都不敢去。反正我是别人不爱画的都让我画，偏僻的地方也是我去，像46窟是最北头的，就让我去。

李琪琼是敦煌文物研究所惟一被打成右派的女性。在劳动中不得不和右派分子们一道背石头。当记者采访时问她在五六十年代遭受政治打击时，为何对敦煌艺术仍然那么执着地钟爱时，她黯然地回答：

我没想过离开。因为我也不可能离开。要是离开除非断了头。我已经了解了我们国家的政策，能往哪去，谁又敢要我？

聆听到这样的言词，作为采访人的笔者，不忍心再看到对方那久含在眼眶里的泪珠潸然而下，只有低头叹息复叹息。

莫高窟“戴帽”右派，除了上面所介绍的史苇湘、孙儒僩、李琪琼外，还有一个辛普德。关于此公，我们目前不知他的下落和情况。但在常书鸿回忆录《九十春秋》里，我们认识了他，原来这个辛普德是最早跟常书鸿到敦煌筹组研究所人员之一。常书鸿写道：

1942年在一个烟雾弥漫的早晨，我只身离开重庆珊瑚坝机场，飞往西北高原的兰州……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人员和物资仍无着落， 当时，一提起塞外戈壁滩，不少人便谈虎色变，对于长期去那里工作，则更是望而却步，无人问津了。一天，一个偶然机会，碰到一个在西北公路局工作的国立北平艺专学生龚祥礼，他一见如故，欣然应允随我前往敦煌，并且又由他介绍了一名小学美术教员陈延儒和我们一块去。有了两个人的队伍，总比单枪匹马好多了，我内心感到欣慰。后来，又经过和省教育厅交涉， 由省公路局推荐了一位文书，名叫刘文曾。最后还缺少一名会计，没有办法，我只有到教育厅举办的临时会计训练班去招聘，开始，这个班四十几个人中没有一个愿意应招，半个钟点以后，才有一个穿着长布衫名叫辛普德的人站起来说：他愿意去敦煌，他说他在武威工作， 因为受到马家迫害才来兰州的。这一下总算解决了班子问题！班子虽然不大，但也“五脏俱全” 了。

就是这个孔乙己式的辛普德，因为不知什么原因砍了莫高窟帛园里的树，也被打成了右派。

如果认为只有“戴帽”右派遭了罪，而被点名批判，定为“极右”“坏分子”的右派揩了油，那就大错特错。他们同样在反右运动中首当其冲，同样度过了沥血岁月，有的人竟然以身为祭，断送了宝贵的生命。

在爱人鼓动下来到敦煌的贺世哲，并非“四川帮”成员，他是陕北延川人，1960年大学毕业后，由于其夫人施萍婷刚到敦煌，来信说那儿怎么怎么好，要让丈夫早日来敦煌工作，于是贺世哲随后也到了敦煌。起初很受重视，又是党支部委员，又是团支部书记，可后来因为醉心敦煌艺术研究，为办内部刊物和写论文，惹犯了常书鸿，在反右运动中被纳入研究所右派圈子里，虽未“戴帽”，却被“双开除”，即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送回老家，劳改三年。

其他被点名批判的“右派”们，从段文杰到毕克，都在敦煌研究所受到了极其不公正待遇。而单克之死，则是这一时期最骇人听闻的事件，至今提起，当年莫高窟的“右派”们没有一个不动容唏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