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文杰和郭道长的缘分并未就此而止。

一次在闲聊中，郭元亨无意道出另一件事来，说当年共产党兵败河西，有支队伍路经榆林窟，他曾接济过。为首当官的还留有字条给他，以作纪念。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段文杰一把拉住郭元亨的胳膊，急切地问：“道长，你说的那个条条还在不在？拿来看看嘛。”“在哩，在哩，我这就去取。”

郭元亨拿来的纸条，虽然发黄，但完整无损。那是一张清单，上列收到面粉、小麦、黄米、胡油各若干斤；牲畜若干头只；土盐若干斤。下面署名是“民国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一日程世才”。段文杰仔仔细细反反复复地把这张清单看了几遍，一拍郭元亨的肩膀说：“道长，你咋个不早说。这个程世才现在是大官嘞。你当年帮助共产党，程司令他现在也不能忘记你。这个纸条条，可是一件革命文物。应该交国家嘛。”段文杰几句话，说得郭元亨大梦初醒。在他来说，当年帮助共产党的事恍如隔世，又明晰如昨。记得二十年前的那一天，天色灰蒙，四月的祁连雪风一阵一阵吹过来，倒比初冬还冷。从小给人放牲口，后来又打长工、短工，躲抓兵，多年流浪在外之后，投奔安西万佛峡古刹，成了出家人的郭元亨，对河西兵匪之患一年较之一年猖獗忧心忡忡，早上睡不着，不知不觉地就踱在了庙后林子里。就在折回途中，猛听得一声“道长”，吓了一跳，抬头见是三个当兵的，只当是遇到了土匪，掉头就想跑。“道长，天还没有大亮就打扰你老人家了。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行军路过贵地，请道长放心。”郭元亨这才停下步打量不速之客，果真不是土匪，真挚的笑脸，一身破烂的单夹衣裳，脚上没有鞋，只用烂毡片裹着。他早就听说红军深入祁连，要到新疆去，就抱了一点憧憬和希望。没有想到红军突然出现在面前，郭元亨凭直觉感到这些人是好人，心中顿觉释然。“贵军远征于此，含辛茹苦，历尽艰险，如有不便之处，请直言相告，贫道一定竭力相助。”看着三人中年岁稍长者欲言又止的样子，郭元亨主动发话。这年长者就是西路军左支队代军长程世才。他紧紧握住郭道长的手，讲述了转战祁连山一月之余， 目前队伍人困马乏，极需给养补充的处境。然后指着不远的河滩上躺卧休息的战士们说，如果没有补给，处境将十分危险，务请道长帮忙筹措，救助革命队伍。郭元亨见对方说得恳切，早已动了恻隐之心，连忙答应。好在安西百姓虔诚，榆林窟香火旺盛，加之庙产颇丰，倒也有些储备。郭元亨很快就给程世才送来了面粉千余斤，小麦四千余斤，黄米四百余斤，胡油三十余斤，同时还牵来两头牛和二十只羊，四口袋土盐，以及一匹马。望着这些东西，战士们喜笑颜开，程世才更是大喜过望。他让身边的参谋速将粮油等一并列成清单， 自己署名后，双手举呈，毕恭毕敬地地对郭元亨说：“请道长存好，革命成功之后，必将如数归还。”郭元亨以出家人行善为本，怎能斤斤计较，以期相报为由，坚辞不受。后来还是参谋劝说，权且当个纪念也罢，这才郑重收下，秘而藏之，从不示人。直到段文杰追问之下，才道出详情。

郭元亨保存的这张欠条，后经段文杰和敦煌文物研究所转交到兰州，经省市有关部门鉴定，认定为革命文物。后经联系，1961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政治部及程世才副司令员，分别致函安西县政府和郭元亨，赞扬他“在革命艰苦岁月里，帮助了红军，实为可贵”。

甘肃省决定对郭元亨按月发给工资和粮食，保证其生活。敦煌文物研究所也聘请他当了榆林窟文物管理员，发给他一定的工资。

郭元亨因献象牙佛和救济西路军有功，除受甘肃省人民政府嘉奖外还当选为安西县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

段文杰回忆起在榆林窟的那些往事时不无得意：“在那里前前后工作了几年，虽然很辛苦，但有三个收获：一是临摹。给国内外具体地介绍了25窟壁画。二是弄清了象牙佛的来龙去脉。三是发现了一个革命老人郭道长。这些都是在榆林窟工作时得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