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文杰他们准备临摹的壁画在第25窟里，画面布满了该窟南北两壁，内容为敦煌艺术形象中的“经变”。但此经变，非一般平庸之作，无论从组织结构、表现技法、线描敷彩、人物动态诸方面，无不用笔精妙纯熟，充分体现了唐代艺术丰腴健美、雍容大度的精神，以及富丽堂皇的敷色风格。古代艺术家以高度概括和富有想象力的笔触、艺术语言及构图技巧，布画了天庭楼台亭阁环抱，宝树罗网幔笼的佛家胜景。在华盖菩提树下，佛陀现声琅琅说法，菩萨拥坐谙听，四围白鹤翩翩起舞，上空飞天款款散花，绿波荡漾，莲花盛开，乐队陈列，八音齐奏，舞伎腰悬长鼓，舒臂轻击，双足错落，作踏歌状。极乐世界的“西方净土变”，在古代艺术家笔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发挥到了极致，以至观者莫不恍惚：究竟是在天上，还是人间？是西方，抑或盛唐？

临摹工作在段文杰负责下具体展开，由于工作量大，人手较齐，逐做了分工：北壁“弥勒变”由史韦湘、霍熙亮、欧阳琳、李琪琼、李承仙绘制，南壁“观无量寿经变”由段文杰、马仲年、李复、关友惠、万庚育绘制。1956年毕竟不是段文杰他们初到莫高窟的40年代，这次他们不但拥有临摹壁画的各种必需原料、物品，而且还带来了发电机，保证了窟内照明。整个临摹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大约半年之久，终于大功告成，于国庆前夕返回莫高窟。

在这荒寂的山谷里，也并非只是单调的面壁挥毫。负责发电机的师傅的爱人擅长河北梆子，她在大家的掌声中一曲一曲献上自已的拿手好戏。榆林窟资深道长郭元亨，如同当年敬迎大千、于右任一样，往返几十里外的东巴兔山村，给大家购置食品，调剂和丰富伙食，改善生活。

榆林窟的这次临摹工作在段文杰的艺术生涯中虽说是一个插曲，但却具有很大意义。虽然常书鸿是总指挥，但工作的实际重担在美术组组长段文杰肩上。通过成功地临摹25窟经变图，段文杰这个不善言表的临摹骨干也展露出其管理才能。不论资历深浅，年龄长幼，性别男女，都为他那平和、认真，以实际行动而非指挥棒凝聚众力的做法所折服。大家在他领导下工作，感到舒适。同样的苦累活，不知怎么搞的，竟觉得好干了许多，长久以来那种困扰人们心头理不清、剪不断、无名的压抑和烦闷竟悄然而逝。段文杰如同磁石吸铁那样将同事们团结在了一起。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段文杰本人谈不出多少高深理论。

1957年，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同志们三顾榆林窟。这次的主要工作任务绝非两年多来的石窟调查和壁画临摹，而是在此搞大鸣大放，帮助党的整风运动。大佛殿里，涅槃的释迦牟尼眯缝着眼，审视着这一幕人间悲喜剧的进展。人们在这里究竟说了些什么，争论些什么，又决定了什么，限于资料奇缺，当事者仙逝的仙逝，远去的远去，健在者也大都遗忘此事，笔者只好就此打住，不做妄谵之语了。

当段文杰和他的几个同仁被定为“右派”或“准右派”（未戴帽但视同右派，享受该派人员政治待遇）后，冷寂绝静的榆林窟艺术却随着洞窟壁画的外播扬名天下。大大小小的领导、学者、专家，大大小小的学府、机关院校人员纷至沓来，竟如过江之鲫一般。到了80年代，谁要是侈谈莫高窟而不论及榆林窟，听者中稍有敦煌学概念的肯定会嗤之以鼻，就如同现今幼儿园里小朋友说这个饮料好，说那个饮料好，就是不提“娃哈哈”好一样地招来小伙伴们的鄙夷一样。

历史有意在20世纪40年代让中国敦煌学的巨头们汇集安西榆林窟。不论常书鸿、段文杰自己承认与否，事实上榆林窟是段文杰的“卧龙岗”。笔者不厌其烦地向读者详述这一点其用意也在这里。既然如此，我们不妨以自然界中之“风”，对张大千、于右任和段文杰在同时期榆林窟的活动来打个比方，找出一点意思。好在前人早已用过这种修辞手法，而且，安西一年四季多风，榆林窟山谷里也长风常在空谷来风，借用亦不为荒唐太甚。

张大千：喜热闹，好铺张，变无声为有声，雁过留音，一派名家风度。其犹如仙风，珮瑶动处，即是馨心悦耳。旋至旋去，断非常人所能达致。

于右任：豁达、稳健，以元老身份，做百姓考察。润笔留墨，触景生情，再三吟唱，叹故国文化精芜之湮没，一派大家风范。其犹如人伏之爽风，撼枝振叶，清暑灭燥。城郭内外，野田上下，人人颌首。然终可望而不可及，偶尔为之而已。

段文杰：聪慧坚毅执著，不躁不讷，以工作为己任，尽善尽美，如此而已。有启栋树梁之功绩，无显山露水之怨嫌，一派平民领袖气质。其犹如长年和风，望又不及，触又不觉，指间来，心头去，无亢奋追逼之态，有穿石刻骨之力。老少咸宜，尊卑无妨。只可意会，难以言传，普天之下，最为平民得意耳。

上述二种坐标图赞，以品位论，当数第三种为至上。夫成大事业者、大学问者，综观古今，概莫能舍此道而行。

段文杰文化人格的平民化特色，始终贯穿于他数十年生活与工作中，年既迈而初衷不改。敦煌艺术研究所里无论赞同还是相悖者，在这一点上是有共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