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闻水峡口

1956年的4月，从安西到榆林窟的戈壁滩上，移动着一支由几辆牛车组成的行进队列。车上装载着笨重的画具、行李包裹以及各种生活用品。砾沙路上，牛车左一下右一下的颠簸着，“吱溜吱溜”的车轴响声一次又一次单调地打破料峭春风中的沉寂。

由常书鸿、段文杰带队的一行人，已经离开安西城整整三天了。三天走了三站路：第一站从安西到十工，第二站从十工到破城子，第三站就是榆林窟附近的水峡口。听说过了水峡口，往南沿河谷复行三十里路，即是目的地榆林窟时，队伍中五个女工作人员显得格外激动。她们是：欧阳琳、何鄂、万庚育、李琪琼、李承仙。当天晚上，大家露宿水峡口。在燃起的篝火的闪耀中，一张张饱经山风粗糙皲裂的面孔充满了兴奋和惊恐，兴奋的是很快就要一睹闻名遐迩的榆林窟壁画的真迹，惊恐的是附近不断传来可怕的狼嗥声，使人难以入睡。

安顿好大家的露宿事宜后，段文杰方才搬了一块石头，坐到篝火边，一边朝火里添加柴火，一边和同来的男同事们摆起了“龙门阵”。对于他来说，水峡口已是二过其地，难以引起惊叹。还是在去年，在常书鸿带队下，他和史韦湘、霍熙亮、关友惠、李复、杨国乐等，到榆林窟进行了首次资料调查和整理工作，写出了《榆林窟勘查报告》一文，同时还编排了41个洞窟的号码。

这次兴师动众，大队人马齐聚榆林窟，主要目的先进行洞窟壁画临摹，主要任务是把那幅编号为25号窟中的大型经变图原模原样地临摹下来。所以不但人员参加者众多，几乎集中了研究所里的所有临摹高手，而且随队辎重不轻，带来了一切必需之物。因为在这远离敦煌的偏僻山谷里，没有什么给养可供资助，全靠自带物品接济。再者，除临摹之外，这次敦煌文物研究所人员还将对榆林窟沿窟进行测量，对洞窟外形进行模型制作。一处残缺不堪的洞窟何以能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细说起来自有它的历史渊源。这个历经千余年、历史和敦煌莫高窟同样悠久的古石窟群，由于偏于一隅， 自然难于和莫高窟比肩，长期以来只是安西名胜和宗教圣地。但近代以来，榆林窟的艺术价值日见其显，许多名人显达、专家学者接踵而来，世人也才渐渐对这颗埋没于幽谷中的宗教艺术明珠有所了解和赏识。

最早对榆林窟进行巡视的是清乾隆时一代名士马尔泰。此后，道光年间敦煌知县苏履吉，在任安西知州期间，曾多次登临榆林窟，留心于当地古迹。

藏经洞发现后，西方学者纷纷来华，进行探险和考古。1907年，斯坦因和蒋师爷造访榆林窟，并在第十窟留下了“大清光绪卅年五月二十一日湖南湘阴蒋资生与英国总理教育大臣司代诺当暮游历到此”的题记。进入40年代，张大千在敦煌期间，曾三次至榆林窟。1941年，张大千抵甘肃兰州，先游览莫高窟，随后至榆林窟参观。陪同其行程的是陇上名士范振绪。榆林窟古朴的风貌，窟内精妙绝伦的壁画，陶醉了诗人和艺术家。他们作画吟诗，相互唱答，留下了美丽的篇聿。这一年的10月，张大千率众人到榆林窟临摹了部分壁画。安西政府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给予大力支持。

1943年5月，张大千第三次抵榆林窟，作画十余幅，并为29个洞窟编号。大千临摹之作世所诋诟者不少，说其临品与真迹或有不合。著名敦煌学家陈垣不以为然，他评论道：“敦煌学，今日文化学术研究主流也。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见此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固以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何况天才特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于吾民族艺术上，别辟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事也，更无论矣。”陈垣的看法是对的。“文无定法”，壁画临摹也是这样，既有可以乱真的，也有稍有变化注入了临摹者主观意图的，这两种方法各有千秋，严格来说，临摹之作不论其多么逼真，也仅仅“逼”其真而已，多少总带有临摹者的主观印象，否则便即成为照相。即使在历代名家笔下，也都可以看到用这两种方法形成的杰作。

1941年秋的张大千第二次榆林窟之行最具喜剧性。《敦煌文史资料（第六册）胡开儒撰文中这样写道：“大千的安西之行得到了安西地方政府的有力支持。地方除派车辆部队协助转运物资和保卫护送外，还责成邻近乡村组织人员支援慰问。东巴兔乡的小学教师刘月卿，奉区公所指令，领着21名小学生，从20多华里外赶来看望大千，他们向大千赠送了牦牛肉及鸡、蛋之类慰问品。大千非常高兴，亲自带领师生们到窟内参观临摹工作，并讲解了部分壁画故事。当孩子们第一次在洞内见到临摹照明用的电灯时，大家惊奇极了，这也是榆林窟历史性的有了电灯的最早年月。大千让孩子们在窟上吃了饭，并对大家讲了话，用‘十室之邑，必有中信。三人同行，必有我师’的教诲勉励了这些来自穷乡僻壤的小学生。临行，大千给这些小朋友们回赠了当时并不多见的洋糖之类，大家非常高兴的回到蘑菇台住下，第二天返回了东巴兔。”

1941年10月，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参观莫高窟，顺便察看榆树窟。听说国民党元老要去榆林窟，安西地方政府诚惶诚恐，调遣大批驻防部队、保安队沿途护送，这和接送欢迎张大千的热闹场面又大相径庭。一路上他兴致极佳，及至到了榆林窟， 目睹精美的中唐、西夏壁画后，赞不绝口，在道人郭元亨的小窑洞里，于右任听到了近代以来榆林窟的衰落及悲惨往事，由此深感敦煌艺术的保护的紧迫。这个印象，终于导致了他的奔走呼吁及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关于榆林窟，于右任留下了回忆诗作：

一

激水狂风互作声，高岩入夜信分明；

三危山下榆林窟，写我高车入画行。

二

隋人墨迹唐人画，宋抹元涂复几层？

不解高僧何事去，独留道士守残灯。

三

层层佛画多完好，种种遗闻不忍听。

五步内亡两道士，十年前毁一楼经。

四

红柳萧疏映夕阳，梧桐秋老叶儿黄，

水增丽色如图画， 山比髯翁似老苍。

四首中一、四两首写景抒情，二、三两首记事叹物。细玩之，通篇充溢着一种自信与闲适，反映出游观者的身份。从诗中可以得知，40年代初期的榆林窟，不但景色宜人，山水峻奇而且隋唐“佛画”虽经“宋抹元涂”，但“多完好”。至于佛堂、经楼、高僧，则已黄鹤杳然，相去无影。区区四首诗，直可做榆林窟信史一页。其中第三首诗作者注云：“钟道士，商州人，年八十余，民国19年为匪所客，并将藏经毁去。”

榆林窟，亦称“万佛峡”，位于安西县西南75公里的祁连山谷中，从艺术分类上讲属于敦煌艺术的一支。其窟创建年代失考，唐、五代、宋、西夏、元、清历朝均有开凿、绘塑。

榆林窟有主洞窟41个，其周围零散洞窟尚逾百数。窟内壁画总计一千多平方米，彩塑也有百数身之多。窟中所绘壁画，流金溢彩，不亚于莫高窟，特别是25窟中唐巨幅经变，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欣赏，都是精妙绝伦、出类拔萃之作，是敦煌艺术的代表作之一。此外，这里西夏时期的壁画，也是绝无仅有的杰作，是西夏文化考证不可或缺的实物。

这就是榆林窟引人注目的缘由。许多专家学者的到来更使其闻名遐迩。

1942年春，国民党中央日报社摄影记者罗寄梅夫妇在敦煌居留年余期间，除拍摄莫高窟内容外，还拍摄了榆林窟壁画15张，外景12张。这些照片后来收藏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1970年复又被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买去，成为日本敦煌研究的重要资料。

1943年，由国民党中央研究院、教育部、北大文科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组成的“西北史地考察团”到敦煌考察。著名的敦煌学家向达到榆林窟进行了调查，面对绚烂壁画，他觉得“神游艺苑，心与古含。边塞行役之苦，尘世损伤之劳，不复关情。平生之乐，无逾于此也”。在《榆林窟小记》中他激情地写道：“榆林窟即在水峡口南三十里， 自水峡口沿河谷南行，二十里蘑菇台子，复南十里即榆林窟。踏实河发源南山，蜿蜒北流，石窟位于河谷两岸，东南相距不及一百公尺，峭壁矗立，有若削成。石窟错落点缀于两岸壁间，河水为石峡所束，奔腾而出，砰磅訇磕，其声若雷。春夏之际，两岸红柳掩映，杂草蒙茸，诚塞外之仙境，缁流之乐土，莫高窟所不逮也。”

1944年至1947年间，阎文儒、李浴、黎雄才等人先后到达榆林窟，或调查，或游览，都留下了有关文章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