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书鸿一班人马经短暂休整，开始了继续西行，于1946年秋到达了敦煌。抵达敦煌的前一天，车离安西十几公里处忽然坏了，司机好长时间也没摆弄好。黄昏的落日余晖给沙漠抹上了一层神秘的金色，使得远远近近的背阳处是一弯又一弯的灰暗色块。开美国大卡车的司机首先暴躁起来，一口重庆话咒天咒地，龟儿子长龟儿子短地骂不绝口，最后无可奈何地对大家说，实在没得办法，天快黑了，啥子也看不清，二天再修吧。说完，钻进司机室里睡觉去了。车上的人们不得已也只好各自收拾行装，准备在这戈壁荒漠中过夜，大家忽然觉得陷入一种莫名的恐怖之中，仿佛无数只狼眼的绿光萤萤地在黑暗中窥视自己。于是纷纷将头颈往被褥里缩去，段文杰却是另外一种感觉：“可我一点也不害怕，因为我觉得地是床，天是帐。月光出来了，一眼望去，四面素白空旷，静穆得使人神往，广阔得就像到了天边一样。所以有一种极其新奇的感觉。这种感觉完全排除了畏惧。这种感觉，和在四川老家小屋子里大不一样，使人兴奋不已。我们住了一夜，第二天司机开始修车，一面修一面发牢骚。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车上常书鸿一家和招聘来的四川省立艺专的师生都焦急地等待着过往车辆。但是茫茫戈壁滩上什么也没有，没有行人，没有树木，没有鸟兽，更没有过往车辆。难道再在这儿过一夜吗？我们都帮忙修车，其实谁也不懂，就是给那个重庆师傅传递工具，当下手。眼看着到了下午，正在我们近乎绝望的时候，美国大卡车居然修好了，‘突突突’的发动机声那时候比世界上啥子声音都好听。从安西到敦煌还有110公里，汽车径直往前开，也没有经过敦煌城，一直开到了莫高窟。”

从段文杰这一段回忆中，我们发现，初次敦煌之行的历程中，段文杰心态很好。连在安西戈壁上过夜这样一件并不愉快的事情上，他也表现了“既来之，则安之”的豁然气度，这对于一个投身敦煌艺术的人来说是一种可贵的品质，因为在中国敦煌学历史上，来来去去多少人，但像段文杰这样死心塌地，耐得住寂寞，长年累月以敦煌为家的人委实不多。即便常书鸿论其一生在敦煌的实际岁月总共不超过十六七年。安西之夜的段文杰已经显示出这种素质。

在段文杰身上，我们可以发现一种所谓平民性的气质。早在重庆上艺专时，他就从心底里洋溢着对人物画的偏爱，远山水而近人物。他承认山水画是美的，是应该认真学习的，但那些千百年来屹立于中国画坛的、不朽的人物画经典之作，更使他兴奋和心仪。梁楷的大写意，吴道子的“吴带当风”，曹不兴的“曹衣出水”……这些都是被一代一代画人所称颂的，是毋庸置疑的艺术珍品，是举世公认的“大手笔”。可是，从张大千重庆画展上看到敦煌壁画的那一刻起，段文杰才恍然大悟，原来在千里之外的荒漠里，中国人物画的宝库已延续了整整千年以上；所有堪称经典的作品，其源皆可溯于此！心仪中国人物画者，不莅临敦煌，犹如虔诚的信徒不朝拜他心中圣地一样。

及至莫高窟巍峨的身影出现在眼前时，段文杰如同当年张大千夜半探洞，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喜悦。于右任所书“莫高窟”三字的九层楼，以其不凡气势给造访者带来神圣感。段文杰没有跟常书鸿一家走进中寺的居室里，而是和涌进各窟的其他人一道，尽情地欣赏那一幅幅精美绝伦的壁画，大饱眼福。

也许是张大千重庆展中的临摹之作色彩过于鲜丽，眼前的真实壁画在段文杰看来“非常旧”，这个“旧”，只是从色彩而言，而且是段文杰初次看到的那部分窟中的作品，其实莫高窟有一些壁画是非常“新”的。段文杰当时看到的虽则旧，但他自然认为“这些画非常好”。因为旧有旧的好处，可以使人体会时代的苍茫，更显古代人物画的精髓。这时，段文杰觉得自己的老师潘天寿的《中国绘画史》的一个观点是不对的。潘天寿认为，宗教性寺院里的壁画出自工匠之手，难登大雅之堂。可是段文杰看到的敦煌壁画，也都出自工匠之手，却没有一幅是庸俗的。无论线条、造型、用色、布局等，都是当时第一流的绘画水平。可见，真正的画家不以是否为画匠而分伯仲的，平民文化中孕育着高雅，吴道子不就是画工吗？

常书鸿给段文杰他们这些新来的艺专生安排了住处。住所是原来的马厩。莫高窟不是只有一匹枣红马吗？怎么还要建起马厩，不知情的人也许会这样发问。其实这个马厩主要是为香客用的。

敦煌民俗，莫高窟每年有两次规模较大的庙会。一次是四月初八的佛诞日。 另一次是十二月初八的释迦牟尼成佛日，亦即“腊八”。此外，敦煌还有许许多多根据农事或宗教产生的民间节日及庙会。总称为“四大节”“八小节”“二十四个末糊子节”。庙会随节日而兴，届时平日空旷肃穆的莫高窟，会突然涌现许多的香客来。这些人携幼扶老，或乘马车，或骑骡马驴子，从敦煌各地而来，先来的住进寺里，后到者分散到洞窟里，洞子里住满了，窟外树林子里也就安营扎寨了。这种盛况在斯坦因的著作里，在常书鸿的回忆录里都有细致的描述。在赶庙会的日子里，人们一般都要住几天，一边看戏，一边做买卖，进香拜佛和开展其他民俗活动。那些骡马驴子等，就往树林子里一拴，任其啃树吃草。

常书鸿进敦煌后，痛感于这种对洞窟的破坏现象，于是经敦煌县大力协助，在窟外筑起一道沙土墙，并贴出告示，告知香客游人不得进入洞窟和在林子里放牲口。有了这堵沙土墙的保护，进洞子居留和随意放牲口的情况大大减少了，但有时候熟人、地方官吏等骑马坐车而来，他们的坐骑也要有个落脚的地方，加上所里除了陈县长送的枣红马外，后来又添置了拉车的牛。这就有了一个马厩。

常书鸿为了安置段文杰这些人，遂将马厩进行改造，中间加了两堵墙，变成了走廊形的房间，一共12间。常书鸿一家仍旧住在称作“中寺”的皇庆寺里。

莫高窟共有上、中、下三寺。上寺住着喇嘛易昌恕和一位徐姓喇嘛。中寺原住一个喇嘛，段文杰他们到后，常书鸿就让这个喇嘛搬出中寺。下寺王圆箓活着的时候，住在里面。他死了之后，其徒弟居住，后来某一任县太爷上任，不知从哪里听来的闲话，说是王道士死后留有许多银子，于是强逼这个徒弟交出来，吓得他逃跑了。一直到国民党甘肃省政府派了4名持枪警察协助常书鸿保护教煌艺术研究所之后，王道士的弟子才敢回来。可好景不长，此人在一次开玩笑中被警察误杀，从此下寺就空无人住了。那个被迁出去的中寺喇嘛，普经有一段时间，很是想不通，天天寻到中寺骂人，当然是骂常所长。大家就又给他在大佛殿门前盖了一间小土房，那人仍不买账，还是寻衅，而且专门在寺庙活动节日期间坐在中寺门口骂常书鸿，他说什么也想不通，出家人的寺庙，怎么就平白无故地被收归国有，成了“中央直属单位”！

莫高窟壁画中不乏天国乐园，西方净土变里描绘着世人向往的美景。可是莫高窟实际的生活却是艰苦异常的。段文杰他们自从住进中寺后面那一溜马厩改修的宿舍后，就更羡慕墙上的天国乐土了。

从重庆开卡车来的四川师傅自不必说是回去了，一来无人会开，二来无钱买汽油，这辆车也就算是完成了其历史使命，被闲置起来了。干活所需的物资，改由毛驴拉，做饭的面粉也由炊事员用驴驮回麦子，大家换着用磨子碾细， 自管伙食，一人负责一月。晚上吃过饭，黑暗笼罩了整个莫高窟，只有风吹胡杨叶子翻动的响声。“白杨声萧萧”，很有几分恐怖。热烈之后的感情也逐渐冷静下来，开始对自己所处的环境、眼前的生活，以及长远的打算，掂量一番。段文杰这样的人，认为既来之，则安之，千里迢迢来敦煌，本身就是一种追求，工作则是这种意念的附属，苦虽苦，精神上是畅快的，面对千百幅活生生的古人壁画杰作，是一种极大的精神享受。世界之大，人众之多，我等蚁民中一员能在此长住，学习、临摹、保护，是多么的幸运！何苦之有？这样一想，苦中有乐，乐从苦生，慢慢也就适应了这种特殊的生活与工作。有些人则是另一种精神状态。从四川来时，或者只想到敦煌好的一面，困难的一面想得少；或凭自己一时冲动，或听别人的宣传，兴冲冲地到了莫高窟，及至洞子看个遍之后，要长期在这里生活工作下去，就被困难吓住了，心里已打起退堂鼓。等到一个阶段过去，已实在忍受不下去，百般烦恼升起，面对荒凉与贫困，勾起无限乡思，后悔当初书生意气。可是敦煌到四川，路途遥远，想回去也不是马上就能办到的事，何况现在回去，对父老乡亲师长朋友如何交待？面子上也难堪。前思后想，不得要领，生活失去信心，工作的积极性一落千丈，长吁短叹，甚或以泪洗面度日，特别是逢年过节，更是难以自已，合了那句古语：“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