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为“饭碗”

在1951年那个难忘的日子里，段文杰一面写工作总结，一面不由自主地回顾起几年来自己的足迹。

段文杰是四川绵阳人。1917年生于绵阳县松垭乡。祖籍广东，先人即是“湖广填川”时从广东到四川的，如今算来已是10代人。段家虽不是显赫大户，但也不是贫寒人家，按成分论够上个破落地主。祖父兄弟四人共住一个祖上传下的大院一人一角同享荫余。爷父们除了种地外，兼营烧盐业。四川的井盐很有名气，烧盐这门职业并不是人人可以为之的，油水不小，但须得官府委任，否则为私盐。私自制贩盐是犯法的事，轻则处罚，重则杀头的，从古到今都是一样，蒲松林在《聊斋志异》里就专门将私盐者安排到了可怕的地狱里去受煎熬。

段文杰父亲是绵阳的高中毕业生。那时候出个高中毕业生很不简单，不比现在考上清华北大差多少。于是便干上了盐务这一行。

段文杰出生的第二年母亲就去世了，他随父亲到了外乡。父亲续弦又娶了一个，但第二个又死了，又找了第三个，一共找了四个。最后落脚到了蓬溪县。父亲仍旧是在盐务局工作，专收盐税。

8岁那年，段文杰上了私塾，不过这个私塾是当地庙堂办的。去了以后，先是给孔圣人牌位磕头，然后给先生磕，再听课。这个程式恐怕全国都是一样的。学生大大小小二十几个。段文杰学习成绩不错，上什么课喜欢什么。那时开的课程是“四书”，理解不理解只管背。同学们背得倒蛮不错，那情形就和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中描述私塾学生们背“人曰狗窦大开”的模样一样。段文杰的古文底子也就是那时打下的，这对于他以后理解敦煌壁画大有裨益。

一年以后，从庙堂到了正规学馆，当然还是私塾。这时候已是辛亥革命后了，私塾变成了洋学堂，但给大成殿孔圣人磕头的礼节保持不变。又过了一年，学校换来了新校长，叫郭子俊，北大文学系毕业生。这个人可不一般，思想激进，整个一个“五四”精神。头一件事就是带领学生砸了孔夫子塑像，把大成殿改作礼堂，用来开会，给大家讲革命精神，反封建主义。学生们的课文也改成了新的，不再是“之乎者也”，而是白话“国语”、“历史”、“自然”。之后又是反对贪官污吏。段文杰他们穿着童子军军服，拿着童子军军棍，把一个为有劣迹的县长收租的管家吊起来打了一顿。此景此情颇有些像“文革”初期破“四旧”的红卫兵。

第二个母亲给段文杰印象最深，她是一个很朴素的农民，对待段文杰就像亲生儿子，每天吃饭时总要等段文杰和他父亲吃完才肯动筷子。段文杰父亲因为有文化，人也直爽，与郭子俊老师说得来，关系很好。

告别了幼年、童年，段文杰进入了蓬溪中学上学，念初中。随着抗战开始，学校里学生之间的政治分野也日益明朗起来，很快分成三派力量：一派是共产党，一派是国民党，一派是国家主义。段文杰少年气盛，对于当局的许多做法看不惯。有一次三派闹纠纷，当局借故抓走了一个据说是共产党的学生并把他杀害了，这事在学校中引起很大反响。有些同学害怕了，也有些人更恨政府了，纷纷站到了共产党这一派，他们组织了一个宣传团，唱歌、演戏，宣传抗日。段文杰唱歌、演戏都能行，是团里的活跃分子。大家都认为他有艺术才能，又有组织能力，于是推选他当了具体工作的负责人，开展宣传活动。

1938年，表现积极的段文杰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段文杰至今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晚上，在专区一个昏暗的小客栈里，四五个人围着一桌麻将牌做掩护。一个叫王旭武的地下党员，主持召开了这次发展段文杰的会议。那时候入党不像现在这样讲究程序，也不像电影里那样慷慨激昂，炉火熊熊，实际上极简单，极质朴的。

以画漫画、唱歌、演戏为内容的抗战宣传团，在日本投降后也就结束了其历史使命。抗战胜利后一年，段文杰记忆最深的第二个母亲去世，留下了两个小妹妹。物价飞涨，家境骤然困难，学业难以为继，段文杰只得回原就读过的小学当老师，教授音乐、美术和童子军课程。干了两年，又回到中学去上初中，初中毕业后再当老师。教课的同时仍然和王旭武保持联系，做一些地下工作。后来王旭武到郁金香小学就任教务主任。时间不长，学校发生了事变，王旭武突然走了，这一走就杳无音信，不知死活，和段文杰的联系中断。后来段文杰到成都上学，是一所艺术职业学校，上了一年多，1940年下半年，重庆国立艺术学校来招生，段文杰一鹄命中，考取了该校。重庆国立艺专校址先是在玉山县，后搬到郭家花园。段文杰在此间上了5年学，全盘学习中国画、西洋画、雕塑、装饰图案。校长是吕风子、潘天寿。重庆艺专集聚了不少中国画坛上的宿将，段文杰的代课老师中，教中国山水画的就有李可染、黎雄才、傅抱石。李可染本来学西洋画的，后来改学中国画，思想也很进步。黎雄才是学日本画的。三个人中，教课最多的是李可染。四川画坛人才辈出不仅在当时引人注目，而且以后影响不小，完全超越了其地理的局限，令世人刮目相看。

奇怪的是，段文杰在这样的艺术氛围中，竟然不喜欢山水画，他爱好的是写人物。这跟一个人的秉性、生活经历、所处环境，乃至某件具体事物的启动都有关系。究竟段文杰为何喜好人物画，这恐怕不是任何臆断所能说清楚的。

那时候， 日本飞机时常进行空袭，警报一响，人们都钻进了山洞防空，民众的疾苦，百姓的苦难，一一映入段文杰眼里，这更促进了他走人物画这一条艺术之路的决心。但真正使他下定决心的，是王子云、张大千在重庆举办的画展。

王子云是留法生，学的是油画，他是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委员之一。1944年，他在重庆展出了自己的作品，段文杰参观了展出，对王子云的人物画很感兴趣。

张大千敦煌壁画摹本在重庆中央图书馆展出时，山城为之轰动，一来是张大千名声大，二来这些展品是张大行率子弟门生举家在敦煌面壁近三年的心血之作、得意之作，使人们大开了眼界，所以观者如堵。段文杰更是如痴如醉，沉浸在高度的艺术享受里，以至于大清早步行十余里路排长队，用50元法币买得一张门票。面对近百幅摹本，段文杰不忍离去，绚丽的敦煌艺术瑰宝，使他目眩神迷，特别是敦煌壁画中那种喷薄而出的人的生命的律动，一反中国传统文人山水、花鸟的淡泊超然，使段文杰拍案惊奇。一千多年前的人物画，在无名画师笔下，竟表现得那么生动传神，这不正是自己梦寐以求的艺术表现力吗？蓦地，段文杰产生了亲自去敦煌朝圣的强烈欲望。这种冲动，简直神差鬼使一般，让段文杰急不可耐。1945年，刚从艺专毕业的段文杰，相约了两个同窗学友， 自筹路费，离开重庆，前往兰州，打算再从兰州转赴敦煌。其时，段文杰新婚不久的爱人龙时英还在重庆教书。段文杰根本没有想到，下一次来重庆探亲，与龙时英团聚，已是11年后的事了。依段文杰当时所想，去敦煌除了学习人物画之外，也就有了一份工作，干上两三年，功德圆满，也就该回家了。段文杰的这种想法是很朴实的，不存在任何虚妄和美化成分。常书鸿就不是这样，他说自己离开巴黎去敦煌，是因为看见了伯希和的敦煌画册，产生了强烈的保护意识云云，总使人觉得不很自然。

俗话说：“年轻人不知深浅。”段文杰一行三人，动身前往敦煌，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张大千敦煌壁画摹本展的影响。但他们哪里知道那是张大千花去500条黄金的结果。加之说要去戈壁沙漠，段家没有人不反对的，要想在经济上获得很大帮助就不可能了。段文杰他们心比天高，此时就是九头牛往回拉也拉不转了。

告别了家乡，告别了美丽的川西平原，从“天府之国”的四川进入甘肃。渐渐地，苍翠浓郁的青山从旅人视野中消褪殆尽，扑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黄土山丘，是金蛇狂舞的黄河，是“一片孤城万仞山”的兰州。

走到兰州，虽然西去敦煌尚有“八千里路云和月”，但毕竟完成了征途的一部分。战时的兰州虽然荒凉，市内被日机轰炸后的废墟触目惊心，但是其大西北文化中心的风貌依然故我，繁华的商业贸易仍然在照常进行，庞大的驼队在中山路以西排列成行，装货卸货。骆驼客的吆喝声和“花儿”的歌声此起彼伏。文化人、商人、军人、政客以及不明身份的人从一座座古色古香的门楣下钻进钻出，给这个城市平添了几分神秘。

段文杰他们带来的盘缠已基本告罄，继续西行之前首先得积蓄资金。他将想法告诉了同来的伙伴，没料到到此二君被沿途的荒凉所震慑，动身时的豪言壮志早已消失了大半。又适逢抗战胜利，更勾起了思恋之情， 日本人投降了，天下太平，哪里不能找碗饭吃，何苦要去千里之外的戈壁沙漠？至于敦煌艺术，也一字不提了。段文杰惊诧之后也就不以为怪，人各有志，好来好去。他送这二人上车，对他们还客气地挥手告别，然后，静一静心，朝职业介绍所走去。

也是历史的巧合，段文杰在兰州滞留期间得知常书鸿、常沙娜办展览，于是径直找去，向常书鸿谈了想去敦煌的愿望，并打听敦煌那边的现状。面对这样一个有着强烈执著追求的年轻人，看着消瘦面庞上那一双坚毅明亮的双眼，常书鸿不由得伸出了手，他很感动。 自从离开巴黎，接受了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职务后，他还没有遇到一个真正愿意到敦煌去吃苦去学习的青年。特别是常书鸿此时落魄去重庆的途中，前途渺茫之时，有如此志同道合者，不啻是对自己的最大支持，所以他沉吟半晌后对段文杰说：“你在这里等着，我们一块去敦煌。”然后告诉段文杰，敦煌那边已是人员无一个了。说到这，常书鸿伤感地摇了摇头。如果此去重庆不得要领，他自己也只得回杭州老家了。

已经在兰州客居了近一年的段文杰，望眼欲穿地又开始等待。一个月以后，常书鸿果然从重庆归来，而且收获颇丰，带来美制大卡车一辆，满载各种用品，以及在四川新招收的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