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所以当革命军队的铁骑越过大西北，越过三危山时，面壁数年的段文杰这伙年轻人再也无心端着碟子专心致志地去画佛菩萨了。他们内心深处的躁动一下子便和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结合了起来，并真切地投入了进去。

先是做莫高窟8年总结，即解放前7年和1950年的一年。这个总结自然是工作总结。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以来，主要做了哪些工作，有何成绩，共产党并不清楚，需要研究所的人自己回忆。国民党虽说立了法，投了资，建立起了这个研究所，但在管理上却无人问津，全凭常书鸿一人操持。共产党就不同了，它是以“认真”二字出名的，既然是一个领国家饷银的机关，怎能让你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先自报家门来着。

但由于常书鸿早已把大量的摹品放在了上海、杭州。这次北京展出又拿走了一些，虽然在敦煌城里“夺下”了一些，毕竟不多，所以段文杰他们的总结在有关壁画临摹的主要部分只能简单地谈谈。好在都是大家经手过的，七凑八凑也就有了个大的梗概，总结也就算是交卷了。

然后就是参加土改，投身于那场将土地私有化到农民手里的土地改革是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进行农村阶级斗争的一项重大内容，为此投入了大量的干部力量。

段文杰他们大都是艺专毕业，在建国初期绝对是不会被视作普通老百姓的。而敦煌艺术研究所后来改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又一直隶属教育系统，是响当当的“中央直属机关”，其性质肯定是事业单位。段文杰他们作为干部参加土改就是再恰当不过了。

面对全新的生活，段文杰他们激情满怀，跃跃欲试。一说土改，马上收拾行装动身。革命使他们感动： 自己不但会画画，也能干些更伟大的事情。

在古都长安附近，在临潼等地，段文杰和其他土改工作队队员积极地开展工作。有个党家村，生活极贫困，人们靠野菜、榆钱度荒。段文杰他们也吃这样的饭菜。这个村里有个大户的人是革命政府的副部长，要不要对他们进行土改？最后段文杰他们根据政策，不理睬这个人的儿子向上告状的干扰，仍然坚持了原则，并且把其儿子从西安抓回来，进行了全村批斗。

在秦安，有些地主富农晚上偷偷给工作队送东西，段文杰他们警告对方：“地主就是地主，要好好改造。”

土改队工作结束，段文杰他们回到莫高窟后，北京那边也传来喜讯：中央人民政府对研究所全体工作人员颁发奖状和奖金。据常书鸿记载：“颁奖大会是在中国科学院礼堂举行的。会后还举行了宴会，到会的有科学界和文艺界郭沫若……由我代表敦煌文物研究所接受奖状和奖金。郭老将奖状发给我时还讲了鼓励我们的话，要我领导全所工作人员在党的领导下，再接再厉地为敦煌文物的保护和研究工作做出更大更好的成绩来！……获奖的当天晚上，我伏案疾书，把这喜讯向全所工作人员汇报。记得我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今天的问题是，为了不辜负党和人民政府给我们的鼓励和鞭策，我们应该再接再厉，以忘我的热情和劳动，更进一步对教煌文物加强保护和研究，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对敦煌文物进行批判的研究和分析，推陈出新，古为今用，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加工成为观念形态上的文学艺术作品时的借鉴。’”

这块由郭沫若亲笔书写的奖状，“文革”期间被造反派画了两个大叉叉，不过一直保存了下来。而奖金，则全部捐献给了国家，算是对抗美援朝的一点心意。

根据段文杰回忆，获得表彰奖励之后，常书鸿“还给周总理写了封信，请他来看画展。周总理来看了画展。领导本不让我们去北京，后来还是去了，并见到了周总理。第二天，我们开了个会。周总理也来了，大家在一起谈了谈临摹，还谈了大家要团结之类的话。周总理问了这几年的工作和问题，并实际解决了一些问题。经济问题没人管，需要行政人员”。

如果段文杰没有记错，那么，这次周恩来接见当是政务院给研究所颁奖之后，北京文物展结束之前的某一天的事。这恰好也证明了笔者在前面对常书鸿所说该展览预展中周恩来参观一事不实的推测，很可能在这次接见时周恩来看了展览。常书鸿在这里把时序颠倒，添加了谈话内容，以示国家领导人的支持。

值得重视的是，段文杰提到了周总理谈到的要大家团结之类的教导。这说明敦煌文物研究所里不团结的事已不是什么秘密，当时不团结的事连周恩来也知道了。遗憾的是， 日理万机的周恩来也只不过过问而已，这种不团结现象与日俱增，一直存在和发展下去，直到30年以后才得以解决。

北京文物展结束之后，常书鸿留在北京，准备出国访问等事宜。段文杰他们则回到了莫高窟，学习政治，开生活会，总结土改工作和继续参加敦煌地区土改。

也许是政务院的表彰奖励鼓舞的原因，段文杰他们又拿起了画笔，并就临摹壁画进行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这个活动美之名曰“三查四清”，乍听挺吓人的，好像要斗争谁，其实内容倒不错，纯粹是如何提高绘画水平的。段文杰为此回忆：“这一段时间里就学习，还创造了社会主义劳动竞争，每人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看谁干得好。还创造进行了‘三查四清’活动。‘三查’就是对临摹好的画一查起稿，二查色调，三查完成之后能不能传神，看整幅画符不符合原画，然后由群众评定。除了以上三点外，还评你这幅画是不是达到生活原则、精神原则。群众评定了还要打分，每项25分，分为甲乙丙丁四个等级，这就是‘四清’。我们在工作当中，互相团结、互相竞争，技术也不断提高。”

有意思的是，在常书鸿暂时离开敦煌的这一段时间里，段文杰似乎成了研究所的代理领导——虽然常书鸿绝对没有这样的委托，有条不紊地行使起了管理职责。而大家已从革命的冲动中冷静下来，放弃了随解放大军西进新疆的奢望，也脱身于阶级斗争的羁绊，端起颜料碟，一笔一画地描绘起千百年的古画来。段文杰的组织能力似乎与他的业务能力一样强，大家乐于服从他的领导和安排。与段文杰在一起，人们觉得更为亲切自如些，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也由于段文杰既是老乡，又是同档次学历。而常书鸿留洋的资历，固执的性格，以家长自居，完全把他们当做一群召募的画工的倨傲，以及常书鸿夫人过于警惕的眼光，都使“四川帮”们难以适从。什么时候，能让段文杰这样的人领导他们，那才“安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