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五个月的筹备，敦煌文物展览会4月10日举行预展，4月13日正式公开展出。在此之前的4月7日，据常书鸿回忆录详细记载，这天上午，接到中南海打来的电话，说当天下午有一位首长要来参观，下午两点半钟，一辆小轿车开来，停在展出地点故宫午门楼下。一个年轻警卫员打开车门，在蒙蒙细雨中，周恩来总理下车朝常书鸿走来。周恩来紧紧地握住常书鸿的手，热情地看着他说：“早已知道你了！……记得还是在1945年，我在重庆七星岗曾看到你们办的敦煌摹本展览会……已五六年了，但那次只有一二十件展品，现在规模大得多了！”常书鸿答曰：“我也知道五六年前，总理就对我们的工作给以支持和鼓励，正因为您的鼓励和支持，我们才得以继续工作。”

对话在继续。周恩来在常书鸿与历史博物馆的老干部张秘书陪同下，逐一参观了三大展室，并谈及许多涉及美术理论的高超见识。如“我看这和云冈、龙门石窟雕刻一样，其气势之雄伟、造型之生动，使我们体味到中国艺术的‘气韵生动’四个字。从敦煌壁画摹本看来，表现得更加突出……当然，雕刻在石头上展现的是刀斧之功，这里在壁画上却是笔墨之力，南齐谢赫的‘画有六法’是当时评选中国画创作的标准。想不到在敦煌壁画中得到了印证！……这些笔触，颇有龙门十二品、魏碑上龙飞凤舞的气魄……有些神鬼的造型，使我想到——可能你也记得，巴黎圣母院屋檐上装饰着的怪兽的造型。”常书鸿在总理的高论面前，“十分钦佩，欢喜赞叹，真是胜读十年书”。

在参观中，周恩来又一次对常书鸿说：“……我们自1945年在重庆见到你们初步的临摹工作时，就鼓励你们要在困难中坚持工作……直到今天看到你们如此丰富的业绩，我是非常高兴的！”常书鸿感激得不知说什么好，只是说了句：“我们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离党和人民对我们的要求，还是很不够的！”

1951年4月在北京故宫举办的建国之后最大规模的文物展览——敦煌文物展，给常书鸿以极为深刻的印象。这也是他领导下的敦煌文物研究所（原敦煌艺术研究所）三年内二进国都之展。这次展出，无论从参展内容、参展规模、参加人员以及观展人士来说，整体上超过了1948年的宁、沪展览，影响无疑是空前的。

但是，关于这次展览中的精彩部分，即周恩来的参观一事，至今许多人认为纯属杜撰。

段文杰如是说：“许多老干部都说这是假的。刚解放时，国民党在北京还闹得挺厉害（指特务破坏——笔者按），周总理进进出出至少都得有10个以上的警卫人员和好几辆小车随从，周总理绝不可能一个人去故宫博物馆的。”

段文杰言之有理，但不能以此为定论，需要证据，其实这个证据不难得到，中央档案馆一定备有周恩来建国初期活动的全部档案。但我们不可能去查阅，只好留待有兴趣之人去做这个工作了。

从常书鸿的详尽记载中我们很难想象周恩来当时不在展室中浏览。言之凿凿，音容犹存，可谓无懈可击。

但常书鸿其中两次提到参展过程中周恩来说自己1945年参观重庆敦煌壁画摹品展，了解常书鸿云云，却把我们置于尴尬境界：因为所谓的周恩来、郭沫若等人参观重庆展纯属子虚乌有！这件事前文已有交待，并且有当事人出面作证。

此外，敦煌研究的权威出版物《敦煌研究》《敦煌研究所四十年》《敦煌研究院五十周年院庆专号——敦煌研究院大事记》，均未记载1951年北京敦煌文物展上有周恩来亲临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