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从敦煌消失了政治力量的指控即便偏颇也不会产生什么后果和麻烦，但是对自己营垒里日益增加的歧见，却使常书鸿遇到了可怕的挑战，那是1950年9月间发生的一件事。

1949年10月，酒泉军分区军管敦煌研究所，后又由酒泉地委纠正军管的差错，对研究所进行慰问之后，1950年所里的工作虽然依然进行，但显得极为混乱。常书鸿、李承仙一起为进疆部队画毛主席、朱总司令画像。用梨木板刻年画《一本万利》《发家致富》《工农赐福》《槽头兴旺》等并由敦煌县政府出联合公告在敦煌出售。在“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口号下，所内全体人员投入了在千佛洞围墙内种瓜种菜种粮食的大生产运动。这一年秋天，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处长赵望云、副处长张明坦前来接管敦煌艺术研究所，这次接管不同于前次的军管，除了组织形式外，主要是安抚常书鸿，调和所里早已萌发生长的不团结现象，为此还召开了一个谈心活动的“月光晚会”。当这一切做完之后，接管组告诉常书鸿，要让他去参加在西安召开的西北文化工作者代表大会。常书鸿很乐意地接受了。

就在常书鸿和两位处长离开千佛洞前往敦煌县城准备搭车东去时，接到了郑振铎打来的急电，内称经中央研究决定，配合抗美援朝，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北京举办一个大型敦煌文物展览会，“请速即携带全部敦煌壁画摹本和重要经卷文物来京筹备为要。”

这里说的重要经卷文物无疑是土地庙出土的那些北朝残经和其他研究所内藏文物。只是“全部敦煌壁画摹本”一时凑不齐。原来除了1949年的摹本尚留存研究所里之外，其他摹本自从1948年南京、上海展出后就一直由常书鸿寄放在上海和杭州两地的亲戚家里。放在所里的，常书鸿决定连夜骑马回去拿来。留在沪、杭的，让李承仙取出送京。等驰马赶到所里后，已是月上栏杆时分了，常书鸿和所里的李承仙、黄文馥、欧阳琳三个女同事一同动手，将北朝残经、唐代绢画，以及1948年、1949年临摹的各种壁画代表作品，装了一个皮箱，又捆了一个长卷，捆在马背上，快马加鞭地回敦煌县城了。就在常书鸿、赵望云、张明坦第二天上午准备停当，发动汽车要走时，敦煌文物研究所驻县城办事处的几个“四川帮”里的工作人员，得到消息后拦住了车。因为他们的家属前一天晚间帮助常书鸿装点东西，这个消息自然掌握得很确切。当时双方都动了肝火，一个要拿走，一个不让拿走，理由自然都很充分，弄得很是紧张。在这种情况下，最后双方在赵望云、张明坦排解下，妥协了事：常书鸿拿了那一皮箱东西，留下了那一卷临摹的壁画。

段文杰他们为什么要制造这起“抢画”风波呢？40年后段文杰对笔者交了底。这批临摹精品，是全所18个工作人员几年来的心血所在。1950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正步入一个躁动的新的历史阶段，根据工作安排，大家要对过去的工作进行总结。“把我们的主要临摹作品都拿走，让我们怎样做总结？”

“抢画”风波，表面上似乎是偶然的孤立事件，实际上是敦煌艺术研究所以常书鸿、李承仙为一派，以段文杰为另一派的思想斗争的一次暴露。矛盾的形成过程，也正好是抗战后研究所走向复兴的过程。在抗战前，研究所工作人员总共就那么几个人，大家不是常书鸿的学生，就是朋友，各画各的画，各做各的事，松散地集结在常书鸿的麾下。因为太熟的缘故，常书鸿也不太好怎么管束。那时候常书鸿本人也把精力放在实务性工作上，很少出外交际，同甘共苦，大家相安无事。特别是“四川帮”初来莫高窟的几年，常书鸿如鱼得水，从绝境中逢生，工作上有志同道合者，生活上有关心体贴者，经费上国民党政府按时邮来。虽不能和城市生活相比，但较之没有和重庆方面接上头以前，靠向地方赊借过日子、趁“复员”之风，大家“东西南北各自流”几成“单干司令”的那段艰难岁月来比，不知好到多少倍！而作为“四川帮”的这批生力军，初来乍到，一是为敦煌博大精深的佛教艺术所倾倒，二是看到资历高深，岁数比己大若许的常书鸿老师为了维护研究所的存在家破人亡而不悔，为他的至诚所感动，团结凝聚力由此而生，形成了莫高窟自研究所成立以来最具“其乐也融融”气氛的一段大好时光。敦煌艺术研究所主要临摹成绩，也就是出自那几年中。

后来，随着李承仙的下嫁常书鸿，并因此而夫尊妇贵起来，惹得人们渐渐不满。常书鸿行政工作的比重增大，外事活动的频繁，使他逐渐脱离了曾经同甘共苦的同仁们。更糟糕的是，一种家长制的专横、一种以当然的“老爷子”自居，动辄代表大众的利己作风，也开始慢慢地滋生起来， 自然又增添了大家和他的隔阂。1948年南京、上海之展，标志着常书鸿这只“鸿”的翅膀已不再局限于莫高一隅，而可掠影于一国之都。这种“打出去”的姿态对常书鸿说没有什么理亏之处，但对于几年来埋首古壁的人们毕竟引起了心理上的不平衡。矛盾由此而生，由此而激化，终于在适当的时候演化为大的冲突。“抢画”风波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这次风波尽管没有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但对双方当事者，都不是什么好事，最起码在心理上投下了更大的阴影。如果说，1949年酒泉军分区军管敦煌研究所旋即失效一事使常书鸿对权力产生了敬畏，那么“抢画”风波则让常书鸿对“四川帮”产生了畏忌。敦煌艺术研究所的这一段怨怼情结，一结就是数十年。这是没有烽烟的交锋，是从来不能与外人道的秘密。

那么，段文杰他们在今天除了说明事情原委外，就不应该有某种反思吗？要知道，常书鸿所办的是一件“郑振铎局长的指示”，郑振铎代表中央，这事又是与抗美援朝有关。段文杰他们敢于阻拦截画，一是气血方刚，不知利害关系，二是当时上级领导的民主性还算强，还没有学会动辄乱扣帽子的作风。如果是以后，借给两个胆子，段文杰他们也未必敢做。

常书鸿的疏漏，也不见得比段文杰他们强多少。1948年南京、上海展出之后，常书鸿据说由于怕参展展品落入国民党手中，于是将展品留存上海李承仙姐夫和杭州自己兄长处。这里虽说也有一定道理，但人言可畏，恐非明智之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