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敦煌学，首先要了解敦煌学发展的全部过程以及敦煌莫高窟的保护、管理与发展等等历史过程。那么，对于以40年代末期、50年代初期为分界线的前一个历史时期的莫高窟保护管理的直接载体，常书鸿是如何评价的呢？请看文字记录：“更使我愤怒、憎恨的是国民党政府。在我们为敦煌艺术献身的日子里，总是掀起一阵阵恶浪，我们的工资往往被扣住不发。”“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对祖国文化遗产的关心和爱护，恰恰与国民党反动政府对文化工作残酷的摧残破坏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是常书鸿在其回忆录中所写。常书鸿的观点对不对？我们可以肯定地回答，基本上错了。这里有如下理由：其一，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是在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著名画家张大千、著名考古学家向达等国民党党内外著名人士的呼吁、倡导和推动下成立的，是经国民党政府所属的教育部，而后是中央研究院直接领导的。因此，说国民党政府建立起敦煌艺术研究机构是一个事实恐怕没有人会有异议。其二，常书鸿所谓研究所工资长期不发，实有其事，但不是什么“扣住不发”。事情的真相是，国民党政府1943年决定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944年该研究所正式成立，是教育部所属机构。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半年多来的工作人员工资，常书鸿多次打报告，不得要领。后来请梁思成询问教育部，“教育部推到财政部”。一个“推到”用词极为准确。凡是在公务中跟官僚主义打过交道的，莫不深有同感。教育部只管与教育有关的事，工薪银两， 自然请你去找管钱财的地方。梁教授查到财政部，结果是只有一个“国立东方艺术研究所”的经费计划，而没有什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预算。因查无地点，无从汇款。按照我们目前习以为常的办公逻辑，50年前财政部的工作作风也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敦煌”何以变为“东方”？估计是传递信息中不知哪位南方籍官人的讹音所致，因为北方人不会将“敦煌”和“东方”在发音上混淆。国民党政府机关的官僚主义由此略见一斑。这件事弄清楚之后，财政部的汇款很快寄到。除了还所借地方的款项之外，还有结余。从此以后，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人员的薪水再没有无故中断过，直到国民党政府即将倒台，敦煌人心惶惶，货币贬值如废纸时，常书鸿仍能派段文杰去县城邮局取回南京邮给研究所的薪金——一块四两（125克）重的金砖。

1945年，敦煌艺术研究所由中央研究院接办。1946年，常书鸿在重庆找到了代表中研院朱家骅的业务负责人傅斯年：

我向他汇报情况以后，他对我孤军奋战，坚持在戈壁之中保护敦煌文物表示十分钦佩和赞赏，并要我将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提出来，一定帮助解决。我提出了关于经费、隶属关系和补充人员、购置图书设备等问题。他说，敦煌艺术研究所今后是隶属于中央研究院的一个所，增加人员、购置图书设备马上可以办到。我还要求有一个方便的交通工具，最好是卡车， 以便我们将添置的人员设备一起运到敦煌去。最后他帮助拨来了一辆美制十轮大卡车。我们还购置了一台小发电机、照相机、胶卷以及绘图用的纸张、画笔、颜料等。这辆十轮大卡车，满载着我们复兴敦煌艺术的希望和新招收的人员、材料开向敦煌。

在《从敦煌近事说到千佛洞的危机》一文中，常书鸿也写道：“此外，我对于认真帮我们去沙开渠工作的敦煌驻军表示感谢，因为根据当时工程师的估计，仅仅去沙工作，雇用民工就需要300万元的代价，现在他们已是义务地为我们尽了宝贵的力量。”请注意，这里的“驻军”，系马步青驻敦煌部队。

支持不支持不是很明确了吗？只要不存偏见，是不难得出正确结论的。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目前所有可见文字资料上，莫不对国民党政府1945年7月撤销敦煌艺术研究所口诛笔伐，深恶痛绝，认为这是对敦煌艺术最大的打击。但是，1945年的形势如何呢？这一年的5月，纳粹德国投降， 日本虽然完全陷入孤立无援境地，但困兽犹斗，反而在垂死挣扎中疯狂至极。西南战场，国民党军队失利，不得不向西撤退， 日军打通了粤汉铁路，令国民党政府震惊。抗日战争已到了最后关头，倾全国人力物力以御日寇，恐怕是任何政党的第一宣言。在此背景下，暂时撤销离战场千里之外的一个文化单位，也是可以讲得通的。何况，在撤销敦煌艺术研究所仅仅一个月之后，也就是1945年8月，在抗战胜利的欢庆声中，国民党中央研究院接管通知也到达莫高窟常书鸿手里，同时汇来了一笔钱，这说明，敦煌艺术研究所实际上只换了一个隶属单位，所谓撤销，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生效。而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功能得到发挥，相比取得较大成绩的，也是在隶属中央研究院之后，这是连常书鸿也承认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