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有一件事比之虚渺的重庆敦煌画展来更能打动敦煌迷们的心扉，那就是1944年从莫高窟中寺后园土地庙泥塑中发现的六朝写经。

说起来真像是上苍有意对常书鸿到莫高窟的表彰，发现这批宝贵的古代遗书纯属偶然。

当时建所初期，一切从简。研究所原有二头驴，一头黄牛。因为要解决从莫高窟到敦煌县城的交通问题，县长陈西谷给研究所送了一匹红鬃马。这一来原来的牲口圈太小了，放不下，就决定把中寺后面的小土地庙改做畜圈。土地庙里置放的土地、山神、牛王、马王、药王五尊泥塑，“因为这些泥塑制作技巧也不太好，价值也不太大”，就搬出放置在庙外墙根下。8月30日上午，窦占彪打破了其中三尊，发现残塑体内中心支柱上缠裹着一些经卷，就将其送至常书鸿办公室。第二天，又从另外两尊残塑中获得同样的东西。常书鸿和所内其他人都检查了这批文物。适逢在佛爷庙考古的中央研究院夏鼐、向达、阎文儒等学者也参加了验收鉴定，断定为六朝写经，后经学者考订，实为六朝中的北朝遗书。这批写经，共计67件。纸质细薄，墨色、书法均为上乘。最为珍贵的是，这批写经中的《诗经》残卷，为国内外首次发现，学术价值很高。所以当《诗经》残卷1951年在北京展出后，就一直为故宫博物院保存，再没有归还给敦煌文物研究所。

9月1日，常书鸿写出检验报告。第二年由研究所研究人员苏莹辉将自己整理的编目和撰文，发表于《西北文化》23、 25期上。

关于土地庙写本的入藏年代，历年有两种观点：一说是王道士当年塑神道像于土地庙时，用藏经洞遗书信手所为，一说土地庙建于道光年间，庙内塑像从旁处挪移而来，更早于道光年间，其时尚无王道士和藏经洞一说，所以神道像内遗书决非藏经洞之物。两种观点，各持论据，都有一定道理。持第二种观点的，有常书鸿、李正宇等，以莫高窟上寺住持老喇嘛易昌恕的回忆录和发现的北朝残经同藏经洞写本从分类学上比较结果的差异性为依据。持第一种观点的也不乏当年的“老敦煌”，如阎文儒、傅振伦、李浴等。他们认为北朝残经很可能就是藏经洞写经之一部分。笔者倾向于第一种观点，理由是：其一，据文献记载易昌恕和王道士在莫高窟基本上各守一摊，“井水不犯河水”，消息闭塞。易喇嘛的记忆也不一定就能保证不出错误，例如藏经洞发现之日，他就硬说是光绪二十六年阴历四月二十九日，因为他记得那是药王庙开庙会的第二天。根据敦煌志史等记载，药王庙庙会每年阴历四月二十八日召开。可是现在公认的是这一年的阴历五月二十六日发现的藏经洞，这有王圆箓在世时所参与树立的《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碑记》和王圆箓亲笔《催募经款草册》为证。所以易昌恕口说无凭，不足为证。其二，同样道理，易昌恕和中寺住持“杨和尚”的“据听说”土地庙的建立时间和庙内塑像来历都只是“耳闻”而已。土地庙究竟建于何时，要从文字记载中如志书中去核对去寻查。即便肯定了土地庙的确切建造时期，也不一定就能肯定庙内的神道塑像的建立时间。因为王圆箓是个对宗教热忱得有些过火的出家人，他用香火钱和募捐的银两大兴土木，依自己喜爱的样式去修补原塑，重塑金身，搞些不伦不类的东西，画些乱七八糟的壁画， 自以为得计，焉知土地庙里的神道不是他热情的产物？据当时在场的李浴回忆录文章所记，那是五尊“土地、山神、牛王、马王和药王”像。要说这些形象产生于比道光年久远的时代，真叫人难以相信，莫若认为是喜好道、佛互混的王圆箓所为更实在些。其三，要说按藏经洞写经的分类，与北朝残经不统一，这倒是比较有说服力的一个论据。但问题是，如果从浩翰的藏经洞中抽出的极少部分（不足70件，只占藏经洞写本的千分之一多一点），谁能说这一部分就一定能显示和“全宗卷”的统一性呢？就好比从某一大型敦煌壁画的任一局部取一小块，谁能保证这一丁点画面的风格必然和总画面风格相一致？其四，认为王道士绝不会把能换来白花花银子的古经卷拿去包塑像的。这可是当代人的世界观了。热忱宗教的人是舍得花银子的，王圆箓就是一个省吃俭用敛财“修复”莫高窟的人。如按照迷信来说，古人的“字纸”包在神佛“心上”，也是不错的，宛如珍贵的项链挂在淑女的胸前一样贴切自然，何况藏经洞发现之初，王圆箓根本就不知道这些写本能值多少钱。也只是在同斯坦因、伯希和等人多次打交道后，凭着湖北籍贯陕西人氏的精明和“狡猾”，王圆箓这才慢慢悟出了一点道道，进而“奇货可居”起来。当初，还不是你一本，我一本，东送西借的让那些我们认为是国宝的古代遗书随便流传吗？

因此，对这个问题和考古学上的一些其他待解答问题一样，姑且存之，不要轻易下结论。

前不久，国内各大报相继刊登了两例国内出土文物精粹的报道。一是某地出土了一把“骨叉”，并附有照片，断言中国人在多少千年前就会用叉子吃饭，西方专权叉子进食的历史应当改写了。这才是发昏。莫要说叉子，就是我们引以为自豪的筷子，那时候也没有出世呢，筷子的应用按理说不会早于农耕文明的较高发展阶段，否则，拿筷子去夹什么呢？根据图片说明，笔者估计那把所谓吃饭的叉子，无非两种可能：一是刻划陶器图案纹饰的工具，二是占卜或其他特殊用途如吉祥物之类。另一例是说某地出土的数千年前的“玉针”，上面的针眼只有不到头发直径一半的大小。这就奇了，莫说数千年前的古人，就是当代人，用传统手工想要钻这么个小孔也不可能，再说，那么小的孔，穿什么样的线呢？所以，这个出土文物上的小孔，真有那么小的话，也只能有一个可能，那就是：大自然腐蚀的杰作！

以上两例话外之题，只不过信手拈来，说明有些考证要慎之又慎才好。

总之，1944年敦煌莫高窟土地庙出土北朝残经，是常书鸿到达此地后的一个重大发现。是不是真如他所认为是仅次于藏经洞发现之后最大的发现，不敢妄下结论。但如果和中亚考古史上的所谓“马继业文书”“鲍尔文书”“大谷文书”等相提并论，也不是不可以的。敦煌遗书的问世和出土，对于敦煌学的研究极为重要，所以多多益善。不论谁，凡是给这个学术宝库增砖添瓦的，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