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初，原任敦煌艺术研究所总务主任张民权的重庆展出颇具传奇色彩，并且曾引起“老敦煌”们的异议。

张民权也是国立艺专的学生，是较早来到敦煌莫高窟者之一。抗战胜利前半年，兼任总务主任的张民权急着要去重庆接家属，当时常书鸿的妻子陈芝秀、董希文的妻子张琳英等都在丈夫跟前，所以张民权接家眷的要求自然也就被准许了。总务主任由1944年初到达敦煌的李浴暂时代理。李浴和张民权是同学，所以尽管总务主任是个苦差，也慨然应允了。张民权的假期是三个月，可是张民权匆匆回重庆之后，竟是再无消息。很久以后才知道他们全家顺江而下由宜昌去了解放区，并且在重庆举行了画展。常书鸿在1978年所著《莫高窟檐角的铁马响丁当——我在敦煌四十年》中谈及此事时这样写道：

我们决定派人把这几年来精心临摹复制出来的一二十幅壁画作品带到重庆展出，以显示我们的决心和对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抗议。开始时，我们这个小小的画展只在艺专的一间教室里展出，除本校的师生外，参观的人不多。后来我们迁移到重庆市内七星岗的中苏友好协会展出，影响便渐渐地在社会上扩展开来，画展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一天，我们在观众中忽然发现了为当时重庆进步的文化界敬爱的周恩来和董必武等同志（他们当时是中共中央驻重庆的代表）， 同时，郭沫若等著名人士也来观看了我们的画展。 周恩来同志在参观后的一席话对我们鼓舞很大，他对我们在艰苦的境遇中保护敦煌民族艺术宝库的工作表示热情的支持和赞扬，并对反动派的无理措施表示十分憎恨。他教我们不要屈服，要坚持斗争，把戈壁滩上这个重要艺术宝库的保护和研究工作顽强地干下去。

到了1993年8月，常书鸿回忆录中就此事的叙述是这样的：

我接到一封没有发信地址和人名的来信，打开才知道，原来是曾在我们这里工作的张民权同志在赴延安前于重庆寄来的。他在信中说， 由他带去重庆的首批千佛洞壁画摹本，在重庆中苏友协楼上正式展出时，意外地受到中共董必武、周恩来、林伯渠、郭沫若等同志的亲自参观。在信中他还转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以及在后方文化界进步人士，对我们在边陲戈壁保护祖国艺术遗产所做工作的支持和赞扬。郭沫若在展览观后还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两首感情充沛的诗篇。

1991年出版的常书鸿《敦煌的光彩——池田大作与常书鸿对谈、书信录》一书中，同样的这件事又被述说成这样： “1945年春，我们还借把临摹的画拿到重庆裱画的机会，在那里搞了一个小规模展览。”

事实是怎样的呢？段文杰是这样对笔者谈的：

重庆开画展，王子云、张大千的敦煌画展我都去看了，我怎么就没有看见他的？东北有个电影制片厂，要拍《沙漠宝库》，就是徐迟写的《祁连山下》。要拍常书鸿，这里面就有常书鸿在重庆办画展，周总理也去看了。结果片子导演和制片主任到敦煌找我， 了解情况。他们先到重庆，要拍这次展览会的地址。 来到重庆后，找到重庆市文化局，正好文化局里有个叫张民权的，他是在敦煌工作的地下党，后来是重庆市文化局副局长。 当导演他们问到地址时，张民权就说：“这次画展不是常书鸿开的，也不是敦煌艺术研究所开的，是我开的。” 因为他在敦煌呆了一年，党组织要调他回去，派他到新四军工作，所以他就回来了。同时把他画的28张画也带上，因为到新四军去没路费，就在中苏文化协会找了一间房子开画展，卖些画弄些路费。周恩来、郭沫若也根本没去看。最后一天董必武去看了一下，没说话就走了。就这么回事。导演他们从重庆回来就把情况对我说了一遍，后来电影里也就没有拍这个情节。不过常书鸿解放前在重庆展过油画，但不是敦煌画。而《铁马叮当响》书上说是敦煌画。所以他的书上说的尽是大话，先用日文发表，后在中国发表。

这件事基本上也就清楚了，段文杰的看法是正确的。常书鸿关于这件事的记述，要么是误记，要么是刻意为之。从字里行间看，应该是后者。常书鸿的著作，常常把珍贵的史实和修饰成分粘合在一起，给人以过于天衣无缝之嫌。 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抹煞他的功绩。至于他回忆录中其他一些涉及到根本性、原则性问题的不当之处，我们将根据本文章节的发展，到时候一一予以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