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帮”

自从“细雨骑驴人剑门”后，转眼已近一载。去时朔风怒吼，寒气逼人。归来时却是玉盘高悬，清晖司人的中秋节了真是“天上一轮才托出，人间百姓已仰头”。不要说上寺的老喇嘛易昌恕惊奇地连声念佛，就是常书鸿自己也恍如隔世，唏嘘不已。莫高窟啊莫高窟，我回来了！

仿佛天遂人意，1947年至1948年，重庆国立艺专和四川省立艺专又向敦煌研究所输送了一批年轻师生。有孙懦僩、黄文馥、欧阳琳、李承仙、史苇湘等人。这些人有激情，有能力，有才华，使空空荡荡的莫高窟充满了生气。只是那一片喧闹的四川腔使常书鸿有些诧异，真是“四川帮”哟，他耸耸肩，开玩笑地说道。

新人中的李承仙，给常书鸿印象最深。原因是1946年5月在重庆招收敦煌工作人员时，她来找过常书鸿，并留名而去。但她并未如约同常书鸿一同来敦煌。后来才知是因为其父有病和她本人进入省立艺专任助教有关。经常书鸿好友和学生的介绍、牵线，李承仙、常书鸿终于“有缘千里来相会”，1947年9月，双方分别从成都和敦煌起程，到达兰州成婚。然后一起回敦煌，开始执行其宏构伟业，实现敦煌之梦。

李承仙送给常书鸿的结婚礼品是张大千转赠礼物：一套日本松本荣一著的《敦煌画研究》。这套上下两册以伯希和所摄敦煌图像和作者论文为内容的巨型画册是张大千心爱之物，上面有张大千阅读研究时留下的许多朱笔圈文，诚非寻常物品。李承仙何以认识张大千？原来张大千早年曾投师于李家。根据中国“天地君亲师”的古训，师同父母。若论辈分，李承仙似可与张大千同起同坐。

据说李承仙的父亲曾是孙中山手下的南洋筹款总办。她的二伯父，就是教授过张大千的著名书法家、号称“清道人”的李瑞清。

李瑞清并非四川人，他籍贯江西临川，就是出了曾以“临川四梦”著称于世的汤显祖的那个地方。光绪二十一年乙未会试，中二甲十五名的就是这李瑞清。李瑞清由进士点翰林，官至江苏提学使。辛亥革命那年，化装成道士逃到上海，开始了他的遗老生活。由于李瑞清当了遗老后一身道装，人们就尊称其为“李道士”。而他也自称“清道人”，既示遗老身份，又示清高。

大凡遗老，革命后都首先要解决经济问题，才能“遗老”下去。他们或依靠门生故旧接济，或鬻艺自给。这清道人也不例外，他吃饭的家当是书法。尤其写北魏，在当时享有大名，与他的好友曾农髯在北魏书法上号称“南曾北李”。其功力可以想见。

张大千一直深叹自己“字丑”。原投师于曾农髯门下，奈何这曾老师疏于指点，张大千感到不尽意，遂就转学于清道人门下。进清道人门并不容易，光是给门房的“门包”就是白花花的四百“袁大头”。

在清道人手下学书，张大千如鱼得水。清道人肯教，大千亦肯学。加上天赋极高，张大千终于从清道人处学得了两手绝活：一是熔隶篆魏碑、山谷笔意为一炉，又有自我风格的遒劲飘逸的大千行书。一是惟妙惟肖的临摹功夫，左右开弓，可以乱真。张大千凭着两手绝活，打开了画坛天下，走向了世界。当然，临摹的极致便是作假。张大千的仿石涛假画，可谓也是“五百年来第一人”。不但一般凡眼无从辨识，就是当年大家陈半丁、黄宾虹，考古耆宿罗振玉等都上过张大千的当，眼看着成千大洋白白地滚到了张大千手里。当然，张大千的作假同一般商品交易中的“伪劣产品”不可同日而语，这里另有一番道理，不再多说。

清道人是李承仙的二伯。李家昆仲三人，老三就是李承仙之父。三人曾同炊一起，所以张大千与他们混得极熟。张大千称老三为“三老师”，其关系却介乎师友之间。老三因家累甚重，也时常造假画出卖，以大千为师。

由此李承仙可以得到张大千的亲笔圈点画册，而张大千也就与常书鸿不只是一面之交了。几十年以后，张大千仍然以某种方式传递这种准亲戚的信息。 自然，这是后话。

段文杰等人的到来，使敦煌艺术研究所获得了新生。常书鸿爱巢新筑，一颗受伤的心渐复平熨。敦煌研究所的临摹工作真正踏上了步伐。抗战胜利前的那个阶段，常书鸿即组织当时仅有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临摹，但苦于经费拮据，人手不够，况且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大多数人有走心，没守心，所以出现了常所长带领大家研磨红土替代颜料的可笑情节，临摹作品的质量也就可想而知。加之经验不足，所里没有一个科学的、严密的管理机制，所临摹的画，所拍摄的照片，相当一部分进了个人的行囊之中，成了他们日后各自东西后的私产，有的甚至以此作为发迹的敲门砖。常书鸿对此懊悔万分。

段文杰这一帮四川学生，年轻、单纯，既不是什么名人、学者，也没有各种靠山、关系，心里就不可能有很深的城府。他们到敦煌来，就是来画画的，来解决生活出路的，虽然敦煌艺术吸引了他们，但也没有玄虚到为敦煌生啊死啊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口头上千般发誓与敦煌共存亡的人，倒没能长守住，当初不假思索来的却身不由己，竟神差鬼使地自觉留了下来，而且注定要老死于斯。

1947年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是敦煌艺术研究所欣欣向荣的日子，是全体工作人员团结、奋进、努力工作，并在临摹方面取得了自研究所成立以来最好成绩的一段日子。对此，至今人们有口皆碑。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种团结局面不久就结束了。

1948年8月，“敦煌艺展”在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展出。开幕之日，外交部和教育部联合邀请了当时驻华外交使节参观。8月28日，蒋介石及陪同人员于右任、陈立夫、孙科、傅斯年等冒雨前来参观。南京展出后，又移往上海复展。舆论反映很好。由敦煌艺术研究所几年来临摹的各代壁画临本500余幅在这两大城市展出，吸引了大量参观者，形成一定的轰动效应。

1948年12月14日，上海《大公报》发表了常书鸿的论文《从敦煌近事说到千佛洞的危机》。从时间上推算，大约写于南京、上海展览之后不长的时间里。常书鸿回忆录附录中撰文时间为9月18日，但正文中却交待是“11月初的一个晚上”。前后不一致，待考。虽然如此，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并未降低。作者“坐在皇庆寺一个庙廊上”写下的“琐事”，体现了一个热爱敦煌艺术的学者的真正心声。这篇文章篇幅较长，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作者对敦煌艺术的认识以及如何进行石窟保护的对策，一些观点可以说是震聋发聩。例如提出“敦煌艺术研究，应该从整个东方佛教艺术互参对比中找出路”是有见地的。另外，关于成立学术研究机构的设想也是对路的。这篇文章的文风也不错，比较客观。例如“这个已经沉睡了近10世纪一度被人遗忘的机构，我们应该感谢政府的措置”。可惜，在以后时日的文章中，这种朴实的文风被“风化”了，搀杂了稀奇古怪的东西。这，我们将在后面章节中作进一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