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常书鸿他们接到了教育部命令，“宣布撤销敦煌艺术研究所”，并要将石窟交给敦煌县政府。常书鸿写道：“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给了我一个严重的打击。我拿着命令，简直呆傻了，前妻的出走的折磨刚刚平息，事业上又遭到来自政府的这一刀，简直是忍无可忍了！这接踵而来的打击，使我像狂风恶浪中的孤舟一样，忽而浮起，忽而又沉下，刚刚振作起来的热忱，又一次被无情地吞没了。”

关于撤销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命令原件想必作为档案会保存下来，但并没有在现敦煌研究院发现，由于没有原始凭证，无法具体分析，但我们知道，1945年7月，正值抗战胜利的前夕，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 日寇也正在垂死挣扎，太平洋战事方酣，印支战争进入白热化状态。中国倾注全力于这场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此非常情况下，聚集财力于一役，也是基本常识所在。几十年来，一说到当年敦煌研究所的停止，就认为是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之一，笔者认为是缺乏历史感的表现。

何况，当年国民党政府“撤销”和“恢复”敦煌研究所一事，无论是像常书鸿、段文杰这样的著名敦煌学学者，还是具有权威性的敦煌学研究专著，竟然含糊不清甚至自相矛盾。根据常书鸿本人回忆，敦煌研究所是1945年7月接到国民党教育部的“一道命令”宣布撤销的。紧接着他又写道： “8月15日，传来了日寇投降的消息……这时，国民党中央研究院接管我们所的通知也收到了，并汇来一笔钱。”在这本重要著作的所附年表中的有关记录，和正文是一致的： “45年：7月，教育部撤销敦煌研究所，后由中央研究院接办，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归属中央研究院。”

但是，问题来了。既然在7月份接到的命令中撤销研究所并让敦煌县接管莫高窟，何以在8月15日又收到中央研究院“接管”通知？假定真是如此，则也可认为是国民党政府“朝令夕改”和实际意义上的敦煌研究所并未被撤销。可是，常书鸿在接到7月命令后“我写信给于右任等，力陈保护敦煌、研究敦煌的重要性，希望他们呼吁保留这成立不到两年的研究所。但呼吁石沉大海，许久没有消息。”如何解释呢？仅仅一个多月，敦煌到重庆千里迢迢，来回一封信恐怕也得个把月之久，怎能说“石沉大海，许久没有消息”呢？

让我们再看看其他资料。

段文杰在《敦煌研究所四十年》一文中写道：“日本投降，抗战结束，国民党教育部明令撤销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946年，在复员的声浪中，重庆的学者们没有忘记民族艺术宝库敦煌，向达、傅斯年等专家和常书鸿所长一起四处活动，终于使国民党当局作出保留敦煌艺术研究所、改隶中央研究院的决定。”

在1994年第二期《敦煌研究》的《敦煌研究院大事记》中，这样记载：“1945年：8月，教育部下令撤销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人员纷纷离去。”“1946年6月，在学术界再次呼吁奔走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得以恢复，改隶中央研究院，常书鸿所长重返敦煌主持工作。”对敦煌艺术研究本身来说很重要的一个事件的发生日期如此含糊矛盾，使我们很难说我们的敦煌学研究工作已臻完美。如果藏经洞发见的具体时间难以一统尚可理解的话，发生在40年代这桩公案的确切时日无从清理便只能使人茫然了。

其实，真正使常书鸿无措的是抗战胜利后研究所工作人员去留的问题。

当抗战胜利的喜讯传到莫高窟时，举窟上下一片欢呼。常书鸿使劲拉动了大佛殿上铁钟的撞索，让那洪亮的钟声一波接一波地穿越亘古沙丘，直达天际。研究所职工宰羊聚餐，沉浸于狂欢之中，人们在欣喜之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明天。明朝何去？——回家！

并不是所有工作人员都像常书鸿那样准备长期厮守莫高窟的，恰恰相反，几乎是所有的专职工作人员，都是怀着朝圣的心情莅临这座艺术宝库的。历经艰辛，吃尽苦头，现在和平了，安定了，该是去展开昔日的梦想，创家立业的时候了。再见了，莫高窟，你虽然有上千年的灿烂，但毕竟不是我心中的乐土。我们还要养家、糊口，还要去做未竟的事业，“齐家、修身、治国、平天下”。

最先找常书鸿的是董希文和张琳英夫妇。接下来是李浴、 周绍淼、乌密风。紧接着是潘絜兹。一个个都走了，就如同来时一样，这些研究所的骨干力量的身影，在莫高窟外蒙蒙晨雾中消失了。常书鸿感慨万千，却又无可奈何。加之“虽然中央研究院接管了我们研究所，但具体的工作还没有开始，可以说关系也没有接上”。于是，1945年的冬天，常书鸿和女儿沙娜、儿子嘉陵，也只得告别了莫高窟，骑着毛驴回渝了。

说是去重庆落实各种接管关系，以利今后工作，实际上常书鸿心里并没有底。连去重庆的盘缠都没有，不得不在兰州举办父女画展，以筹旅资，心绪的低落可想而知。难怪常书鸿对在兰州相识的段文杰说，实在没办法，他也要回杭州老家了。

使常书鸿欣慰的是，中央研究院院长傅斯年，代表朱家骅，给予常书鸿出乎意料的帮助：经费、购置图书设备、补充研究工作人员的要求全部满足。此外，从美军留华物资中调美国十轮大卡车一部。 当满载购置物品、新招人员和研究所希望的卡车驶向敦煌时，那郁结于常书鸿心间的阴云不驱而散。

车行至兰州，第一个迎接他们的是重庆国立艺专生段文杰。常书鸿在兰州办父女画展时就见到了段文杰，对这个青年人准备献身敦煌艺术的精神为之一振，但那时尚前途渺茫，连自己日后归宿都说不清楚的常书鸿，对此也没有怎么放在心上。不是吗，前不久相继离去的那些同仁们，当初不也是满腔热情来敦煌的？所以常书鸿也就很随意地对段文杰说，敦煌已是人去楼空，你就暂且在兰州呆一呆，等我去重庆有结果了，咱们一同回敦煌。

常书鸿没有料到，他眼前这个貌不起眼，说话平和、安详，精精干干的艺专学生，将是日后中国敦煌学的栋梁之材。从另一个角度说，此人将在莫高窟发挥巨大作用，担当起复兴敦煌学的重责，再次显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一古老信条的正确，并和他常书鸿平分秋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