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声名归把笔”

作为本章节的结束，让我们最后简略地对张大千这个旷世画家、中国敦煌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做一小结，或可对热爱敦煌学者有所启发。

作为本章节的结束，让我们最后简略地对张大千这个旷世画家、中国敦煌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做一小结，或可对热爱敦煌学者有所启发。

张大千是我国现代史上一个天才人物，也是使国画这一民族艺术在国际上登堂入室的第一人。由于他的天才和勤奋，使他登上了别人难以企及的艺术顶峰。在美术中心的许多领域，他的成绩是无人可以比肩的。因此国画大师徐悲鸿赞誉他为“五百年来第一人”。关于张大千的一生，颇有传奇色彩。

张大千对敦煌学的贡献，是有口皆碑的。一是对莫高窟壁画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临摹。然后在兰州、重庆等地举办展览，使敦煌壁画第一次呈现于民众眼前，对于宣传敦煌艺术起了巨大作用。段文杰就是因为目睹了重庆敦煌壁画展后大受感悟，毅然离川西上的。二是在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这件事上尽心尽力。当他在敦煌搞临摹时，适逢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视察莫高窟。二人对保护敦煌艺术的见解完全一致，张大千的竭力宣传和于右任的鼓吹疏通，成了促使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的契机。

关于张大千敦煌之行的目的，舆论界有各种猜度。我们认为，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张大千，能在别人一辈子连想都不敢想的地方居留近三年，虽说依仗财力人缘，生活水平远在苦行僧之上，但毕竟不能和“陪都”的富裕日子相比。而且临摹壁画之辛苦非同寻常，这对于张大千而言实在不易。作为第一个在宣传敦煌艺术上作出巨大贡献的人，功不可没，不能光用功利去分析这件事。不论张大千本人的目的是什么，他对敦煌艺术的开拓性工作将永载史册。

关于张大千敦煌之行的艺术收获，台湾著名学者高阳认为微不足道。这也是值得商榷的。我们认为，艺术家的艺术积累，是其艺术创作的源泉。但这种储备和喷发并不一定同步，有时要积累一定的时间。张大千晚年画风大变，在泼彩泼墨上敢于突破旧模式的蕃篱，在色彩上厚重流畅并驰，产生了惊心动魄的艺术感染力，由此被公认为当代最杰出的画家。当我们欣赏那大块大块近乎原始色彩的作品时，强烈地感受到敦煌壁画中北魏西凉风格的影响，怎么能说张大千的敦煌之行于其日后的画风无所增益呢？

不仅如此，张大千由敦煌壁画中悟感而创造的新的泼彩泼墨法，为整个中国画画坛带来了一阵变革之风。许多知名画家有意无意地进行了借鉴，也取得了不同的成就。刘海粟晚年十上黄山，他的写意黄山图，就明显地强调了深度和色彩的变化，达到了较高的意境。一些中青年画家，也自觉地沿着张大千开创的路继续开拓下去，取得了可喜的进步。

然而，张大千登临艺术之巅的道路却是曲折的，他的一生在传奇中含有悲剧色彩，宛如他晚年的作品：斑斓的色块中隐约着一股肃穆。

“七七”事变前夕，张大千举家在京，只为贪图避暑，迁入颐和园，一念之差，险些酿成大祸。本来他从上海祭母后赶回北平打算接眷南下，及至到京，从当时军政首脑处得到错误的信息，误以为战事不会扩大，没想到“廊坊事件”发生， 日军向二十九军发动猛烈攻击，副军长佟麟阁阵亡，颐和园与外面的交通中断，炮弹爆炸，子弹乱飞。张大千家和另外一家居住颐和园的大人小孩，躲藏在颐和园“听鹂馆”的戏台下面，待到二十九军撤出北平，日本人进城，张大千急忙令长子心亮前往城里联系开洋行的一个德国朋友，通过此人，用挂着红十字会标记的车，将他们全家从颐和园送到了城里。

鉴于张大千名气， 日本人软硬兼施，百般拉拢他。张大千虚与委蛇，想法先把家眷悄悄安置到上海，然后伺机脱身。但日本人对张大千监视得很严，张大千也不敢贸然行事，有些实在推不了的小事还得照办。但张大千脑子还是清楚的，不至于像大散文家周作人那样“落水”。尽管这样，上海那面的舆论就不止一说了，担心者说张大千“落水”，幸灾乐祸者说张大千已被日本人枪毙。更有甚者，上海居然出现了“张大千遗作展”，举办者竟然是“大风堂”入门弟子胡某。这样一来， 日本人沉不住气了，杀害张大千的黑锅谁愿背？张大千抓住这一良机，要求去沪澄清事实。负责的日本军官给了张大千一张限期一月的来回通行证，条件是返北平时给日本人把他收藏的石涛、八大山人珍品带回来。

这才是“鲤鱼甩脱金钩去，摇头摆尾不再回”，张大千带着他24箱之多的珍藏，由天津到上海，经香港，回四川。一路辗转之苦不堪重言，大幸的是由于夫人杨宛君在乘飞机还是坐船到梧州转重庆的决定上，在香港中航机场与张大千发生争执，最后张大千让步。没想到原订的那架飞机一出九龙，就被日本人击落，机上人员全部罹难，张大千及家人和他的全部珍藏幸免于难。

及至到川，张大千举家迁居青城山，远绝尘世，犹当隐居。这一住就是三年。

青城山三年，不由人想起他之后的敦煌面壁三年，看上去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但从张大千的艺术生涯观察，却是大有相干的，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一种因果关系。

张大千死里逃生，从北平至川，需要整休一番，为身心和艺术言均须小憩。加之人言可畏，最妙不过就是暂时隐居。一来可避无端烦恼，二来这又是中国历代文化人显示清高的最佳方式，张大千自然不会知而不试。再者，乱世之时，像青城山这样的幽美胜地，可以说是美术工作者的“乐土”。张大千三年青城山，吞吐苍翠，呼吸雾霭，腹纳心证，为日后创造泼彩之法打好了根基。换了别人，也许就是消闲度日而已。青城山隐居，对张大千艺术的再造不无益处。

可是，隐居毕竟是隐居，对于张大千这样一个生活欲极强的名人， 自是不能长持。如果能不食人间烟火，张大千19岁时也就不会逃禅，此时早就成为一个出家人了。所以静极思动，青城三年的“静”必然要生出一个“动”来。再往何处去动？总不是马上又回到北平？这是逻辑上难以接受的。张大千目远千里，这时看到了那个早已传之于世，却没有人敢于或者说没有人想过要去的敦煌莫高窟。西行有若干好处，其一是舒筋活络，把从北平一直到青城山蜷屈的四肢舒展舒展，把心中的闷懑之气向那大漠中倾吐倾吐。其二是摆摆“龙门阵”，交几个新朋友，把社交活动的圈子往西延伸一下。其三是显示一下个人能力，也就是“包装”一番，看我张大千有没有举家西去数千里朝圣的本事。最后一点，就是想看一下这千佛洞到底好在甚处？古人之笔，到底能比我张老夫子高出多少？

事实证明，张大千西行敦煌，这些目的统统达到。当然，有一点收获可能张大千自己也未能料到，就是他的这次大规模艺事活动推动了中国敦煌学的发展。也有一点副作用没有料到，一代名画家，竟然被置于西北重镇的那个被告席上，身羁流言蜚语若干年！

说到张大千的艺术活动，就难以回避他的政治观点。

张大千在抗战时尚能保持大节，但在大陆易手时就颇为踌躇了。他觉得自己的生活方式，既不为大陆所容，也难以在台湾适应，于是开始了长期的海外侨居。从印度的大吉岭到南美的阿根廷，从巴西到美国，浪迹天涯凡23年，终于在1975年年底回到了台湾。

本来，张大千无意牵涉政治，一个画家而已，只是在他的艺术之道上发展，为何一生不归大陆反而晚年投靠台湾呢？不知情者总认为他立场反动。其实，综观张大千生平，就可以理解他的苦衷，也才会知道，造成张大千难以回归大陆，与我们的政策不无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存在决定意识”。张大千不问政治，但他的处世为人，却是第一流的“资产阶级作风”。“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大妇小妇满堂，挥金如粪土，好热闹，喜交际，交际圈里许多人都是共产党的死敌。虽然张大千聪慧绝顶，才气逼人，生性坦荡，为人诚恳，但他的生活作风在当时的大陆断然没有立足之地，这就是他当初不肯留在大陆的缘故。尔后，随着大陆政治斗争的激烈、政治运动的高涨，张大千的这种右的世界观就更其坚定。我们可以拿同期的两个中国著名画家，亦即张大千的同仁相比较，一个是齐白石，一个是徐悲鸿。前者土生土长，劳动人民出身，纯朴得近乎桃花源人。后者虽留洋归来，却被爱国主义激荡得热血沸腾。所以虽土虽洋，却能各守其主。张大千不土不洋，倒成了断根浮萍，只有卷起铺盖出洋一条路。

至于政府对张大千，也不能说没有做工作。50年代就大力开展了一番动员，以后可能又不断通过其家属进行过说服和动员，但均不得要领，成效甚微。说微，就是还有一点效果，亦就是张大千离港赴巴西筹措盘缠时，将他的至宝所藏《韩熙载夜宴图》和《潇湘图》忍痛割爱出售，结果独为大陆所购得，这不能不说是张大千曲折表达的一点心意。

但对张大千如何进行攻心战，由于阶级斗争的局限，不可能很好进行，加之张大千非一般功利性言词所能打动，也不为爱国主义宣传所教育，更不为急功近利的统战政策所收拢，这就使他永生难返大陆。在大吉岭时，对于家人劝归大陆就在《得成都来书赋示儿子》中表明态度：“要知翻手为云雨，腐鼠犹能灭汝家。” 1963年，张大千长女张心瑞携女至香港探父，并随张大千至巴西共住半年多，张大千对女儿口吐烦言：“你别想能把你爸爸骗回去，真回去了，大家都是死路一条。”事实不幸被张大千所言中，“文革”期间，声讨张大千的檄文口号滚滚而来，他的亲属朋友俱遭牵连，死的死，伤的伤。即使在50年代大陆统战时，张大千在大陆的官方宣传中也是白脸奸贼一个。1951年常书鸿等在北京举办的“敦煌文物展览”说明文字里，就有“张大千是破坏过敦煌壁画的罪人”之文字。而对于40年代敦煌行所临摹壁画的下落问题，也使张大千耿耿于怀：“（临摹壁画）尚余二百二十件，如今都被共产党所谓的川西博物馆接收了，经手弄去的人是谢无量。原本我个人打算是交给四川大学，川大的校长黄季陆先生，还计划要修建一座大千楼来收藏这些求之不得的珍品。”

张大千回台湾，是1975年。想当初，万里出洋，身犹康健，转眼却已是满身残疾的老人了。据台湾荣民总院检查结果，张大千患有心脏病、糖尿病、十二指肠溃疡及胆结石、严重眼疾等多种疾病，其中心脏病最为严重，靠经常服急救药自缓。张大千最后仍然死在了这个病上。在这种情况下，国外就医条件远非台湾所比，张大千要想继续艺事，就不得不回归。70年代的大陆，绝对没有他的去处，张大千只有考虑台湾了。台湾在对付张大千方面也是手段高妙，颇为策略。毕恭毕敬，在朝在野，极尽彰誉之能事，由不得张大千把心儿放在他处。张大干弥留之时，达官贵人，纷纷探视，蒋经国亦两次遣人至荣总探望。及至张大千逝世，蒋经国又指派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蒋士彦为代表，慰唁家属，同时特派张群为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除张群外，谢东闵及五院院长在内的一百多人出席了葬礼，这其中还有头号新闻人物、即从不公开露面参加活动的张学良。真可谓“荣哀备至”。张大千死如其生，讲排场，求热闹。

张大千死于1983年3月12日，直接诱因是为朋友制作巨型屏门《庐山图》劳累过度，引发心脏病。这是他的“天鹅之歌”。

张大千的死是他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假如张大千能早日回归大陆的话，又适逢改革开放之时，那该是多么庆幸的事！其实，大千千古，他的遗作在，精神在。对于这个“五百年来第一人”，我们其实除了追思之外还应该做点什么才对，台北已经有了张大千蜡像馆，我们这边好像还没有。台北早就有了张大千纪念馆，北京却没有，只有张大千的家乡四川内江有一个小纪念馆，缺乏对等性。也有许多人至今对这个旷世奇才、对这位为发扬光大敦煌艺术的杰出人物一无所知。摒弃政见和前嫌，永远缅怀张大千，恐怕也是中国敦煌学的一个课题吧！张大千的精神在，还不至于此，四川美术事业的高度发达，特别是近20年来异军突起，不能撇开张老夫子的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