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一桩荒唐案

1948年7月，也就是张大千从敦煌至兰州整5年后，在兰州举行的甘肃省参议会第一届六次大会上，敦煌县政议员郭某提出了对张大千的指控，认为张大千剥夺损坏敦煌壁画，大量窃取壁画并在南京公开买卖、赠送。嗣后，在该次参议会第十六次会议上，郭某又和其他十参议员联名，正式向省参议会提交了要求对张大千进行“严办”的控案。该提案经修正通过。就这样，一件空谷来风的事由，经由甘肃省参议会成为正式提案。张大千一下子成为被告。

这件事如何演化而成？事情的真相如何？所谓“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案中的现场人员之一，当年的敦煌县国大代表窦景椿曾详为叙说过：“民国三十年夏间，我随于右任老由兰州前往敦煌，尔时大千先生居留千佛洞，陪同右老参观各洞壁画。随行者有地方人士、县府接待服勤人员及驻军师长马呈祥等人。记得参观到一个洞窟，墙上有两面壁画已与旧壁底层的泥土分离，表面被火烟黧得黑沉沉的，并有挖损破坏的痕迹。上面的画像，似为清人建造。因过去信佛者修建洞壁画像，尝把旧洞加之补修，改为己有，但此洞原有画像，欲盖弥彰，从上面坏壁的缝隙中，隐约可见画像的衣履，似为唐代供奉佛像，大千先生向右老解释，右老点头称赞说：‘噢，这很名贵。’但并未表示一定要拉开坏壁一睹，当时县政府随行人员，为使大家尽可能看到底层画像的究竟，手拉着上层张开欲裂的坏壁，不慎用力过猛，撕碎脱落，实则亦年久腐蚀之故。”

窦景椿另记道：“适有外来的游客，欲求大千之画来的，遂向兰州某报通讯，指称大千先生有任意剥落壁画，挖掘古物之嫌，一时人言啧啧，是非莫辨。”

加之因心嫌张大千的酒泉某专员的口风和宣扬，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的罪名忽然间风扬四处，以至于愈演愈烈。甚至“中央各方，颇有烦言”。这也就是兰州军统置张大千虽然有军政部长何应钦开出的免验放行军令于不顾，强行搜查之缘故。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张大千纵有百口千口，也辩说不清了。

但当事者并非张大千一人，所以主持公道的仍大有人在，如上面说及的窦景椿即是一个。

说张大千破坏敦煌文物，并加罪十等，确实是十二分地冤枉了他。且不说他千里迢迢西去敦煌，也不提他和浆举盆，逐一为各洞窟编号题写的辛劳，单就他和门人子侄、青海藏族画师等面壁三年，登高附低，苦苦临摹各幅敦煌壁画二三百件这一壮举，就足以说明所谓“破坏”实属居心叵测。

张大千一行人自费在敦煌二年零七个月，主要工作即是临摹壁画，其间许许多多具体困难，并不是光有金钱就能成功的。一些我们今天认为很简单的事，那时候就很费力。比如前面谈及的去塔尔寺雇喇嘛，就不是那么容易。塔尔寺为藏传佛教圣地、黄教之祖宗喀巴诞生之地，可谓肃穆森严。按规定，寺里的喇嘛是不能离开青海的，尤其是对有专长的喇嘛更是如此。所以张大千要想办好这件事，先是拜访马步青，通过这个河西警备司令再去见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征得马步芳同意，这才能去青海塔尔寺活动。到了青海，张大千又去找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赵守钰，通过赵，跟塔尔寺商谈，雇用六名喇嘛，每人每月薪水五十个大洋，一切谈妥之后，最后还得要由马步芳点头认可。所幸张大千名气大，人缘好，朋友多，事情虽然关关要过，可都办成了。

众所周知，莫高窟数百个有壁画的洞窟大大小小，高高低低，并非想怎么临摹就可以临摹，那些高大的洞子，没有脚手架，不要说临摹，就是想看清楚都办不到。张大千不像以后的常书鸿、段文杰他们， 自然有公家解决这个问题。张大千他们得自己想办法，首先得解决搭架难题。

敦煌地处沙漠边缘，“薪水”最为欠缺。吃水、烧柴两事，一是得到三十里外三危山脚下观音井取食用水；一是靠二十头骆驼，外加一个排的兵士组成的运柴队， 日日不停地从百里之外干涸河床上捡取枯木。烧火之柴尚且如此难得，何处去找洞窟搭架木料？这似乎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张大千自有办法：借料。原来敦煌数百里之外便是玉门油矿，有油矿便有木料。木料弄到，专驻千佛洞负保护之责的罗连长自然就得派出工兵行使搭架职责。于是搭架子的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

架子一好，便开始动笔临摹。先是把预先准备好的透明的纸，粘接成符合原画尺寸的大幅，由助手提着，距离要临的壁画寸许，垂吊下来。然后，张大千登上架子，左边一人捧砚，右边一人高举玉门油矿所生产的蜡烛。张大千临空挥毫，一笔笔在悬空的蜡纸上勾摹出壁画上的轮廓线条。这项工作中画纸悬空，画者也悬空，其艰难辛苦程度可想而知。

这样画出的只是初稿。正式临摹，在这之后进行。

先是把画布架子在洞外竖立起来，趁早上八九点钟太阳光平射过来的时候，将蜡纸所绘初稿贴在画布后面，利用阳光透射，把画稿上的线条用炭条照描在画布上，再加墨描定。

然后再将画布架子抬进洞内，参照所临壁画，一笔笔、一处处进行深度加工和著色。画面的主要部分、关键部分均由张大千执笔。下余背景场面，花饰装点部分则由门下分绘。

一幅壁画的临成，多则数月，少则数日。 日以继月，月以继年，总共画了两年多，共临摹成276件。

张大千回忆这段工作时曾说：“白天、午前八九点钟，敦煌的太阳射进洞子，一到过午之后，太阳往南走，光线就暗了，不方便；下午是背光的。因为洞门多半很小，里边高大，要光线只有点火；点着火画，墙又高又大，搭起架子，人站着还可以，最困难的就是天花板上的高处，和接近地面的低处，一高一低，画起来都很困难。天花板往往几丈高，要画屋顶，一定要睡着、躺着，才能够画……”

当年随张大千去敦煌，和父亲度过了那段时日的大千之子张心智写道：“当你进入石窟后，就会发现从石窟的顶部直到四面墙壁的底部，都是五彩缤纷的绘画，整个窟里面可说没有一点空隙的地方。当我们临摹到壁画的底部时，还得铺着羊毛毡或油布趴在地上勾线、著色，不到一个小时脖子和手臂酸得抬不起来，只得站起来休息片刻再继续临摹，就在这样的条件下父亲带着我们一直坚持到离开莫高窟。”

艰苦的临摹环境，并未使他们松懈对壁画的爱护。据张心智回忆，在临摹壁画的过程中，张大千对他们要求：“我们来临摹壁画，务必注意，千万小心，比如在石窟里搬挪梯子桌凳时，不要碰着墙壁，甩笔时不要把颜色或脏水洒到墙上。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似乎不值得一提，但稍不注意就有破坏玷污壁画的可能，我们岂不成了历史的罪人。”

据资料介绍，张大千一行敦煌所留二年零七月，前前后后，花费颇巨，竟达“黄金五千两”。这不但花去了张大千历年所积，而且不得不举债，不得不常常夜半临池，挥毫做画，以供出售。幸好他的画极值钱，连仿石涛的假画，往往都以数百上千大洋售出。别的画家门可罗雀，他张大千却可提前预约，先付款，后做画。

作为筹措资金的最后一招是：他拥有一些价值连城的古画，如1952年在香港经中间人出手给大陆的《韩熙载夜宴图》和《潇湘图》等。去得快，来得也快。没有这个条件，就不可能以后建造什么“昵燕楼”“八德园”“环荜庵”“摩耶精舍”了。 自然，这是后话。

虽然许多人出面对甘肃参议会的控告予以反驳，表示愤慨，张大千本人却依然以超脱的态度我行我素，曾对友人说：“我在敦煌时，面对如此艺术伟构，欢喜赞叹，真可称得上是处处小心，时时在意，连爱护还来不及，生怕哪儿没留神把壁画、彩塑给碰到了。不但我自己是如此，就是对子侄、门人等，也是如此要求，还时时告诫、提醒他们。总之，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破坏’二字从何说起？真正是岂有此理！”

有理也罢，无理也罢，甘肃省参议会控案已是白纸黑字，张大千纵然想分辩也难，何况他并不想同这班官僚政权的附庸们争“高低”。其实张大千采取这种态度是惟一明智的做法，和这帮狗苟蝇营、尸位素餐的人计较，不是反倒在客观上降低了自己的人格与身份吗？据学人李永翘数年调查，曾轰动全国的这个案子的结局是令人啼笑皆非的。1949年3月在兰州召开的甘肃省参议会第一届第七次大会得出结论省府函复：查此案先后是教育部及函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电复：“张大千在千佛洞并无毁损壁画情事。”由于这是国民党退出大陆前甘肃省参议会最后一次召开的大会，所以其一切文件也就随着隆隆的炮声归寂于历史档案的尘封中去了。难怪绝大多数人不知这桩无头公案的结局如何。最使人扼腕的是，当事者张大千本人，至死也不曾知道这个虽则只有区区15字却关乎其一生名誉的结论。

写到这里，读者可能会提出一个想不通的问题：张大千自费赴敦煌，进行纯艺术活动，其考察光明磊落，以他的人品、画品论，都是第一流的，何独甘肃省参议会要加之以“莫须有”之罪名呢？

其实，说穿了也不奇怪，这正是经济落后地区文化保守、思想反动（就其二字本意而言）的特殊表现。

首先，从张大千方面而言，他虽然为敦煌取经作了极大的财力牺牲和劳作辛苦，但毕竟劳师动众过甚，炫耀成分过大，行则车辆浩荡，止则官吏相迎；口腹之欲不减，佳肴珍馔不断。一个外省画家来到河西，这样的派头，这样的“闹热”， 自然极易引起贫困地区某些人士的妒嫉之心，进而成为张大千头上的乌云。

其次，从甘肃省参议会而言，本身就是御用。于国于民无望，弹冠清谈有余。从一点点道听途说和传言就对张大千动议立案，穷追不舍，却没有丝毫的求真求实作风。这种组织的本质也因此而一览无余。这里面，可能还有更深一层的玄机。试想张大千入甘后，在他身边捧场和张大千自己笼络的，不是军阀，就是实权派，文人清客反倒不多。这倒不是说张大千就是趋炎附势之辈，而只是为了达到他所追求的艺术圣地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策略。入甘以后，所到之处，处心积虑，请客送画，劳心劳身。特别是在青海，以军阀、官僚为上宾，也是为了早日完成莫高窟壁画的临摹，这一片苦心诚可鉴谅。以后张大千流落海外，声名鹊起，金钱积累渐多，这种应酬现象倒反而少了，说明他做人交友还是有原则的。但他在甘肃的应酬活动，却马上得罪了像敦煌县郭参议员这样一帮政客。他们被当局宠惯为一个特殊的阶层，不但拥有实际上的特权，而且是货真价实的精神贵族，处处事事都要在精神上占上风，不肯屈居于下。张大千未将他们捧于马首前，这就伤害了他们的“自尊”，这种虚荣心极强的心理活动的激烈反抗便是不择手段地予以回击，哪怕对方并没有在实际上伤害他们，这就是张大千身中暗箭的根本原因。脱离开甘肃的现状，孤立地分析这个千古奇冤，只能得到浮浅的结论，误认为这只是一场由于流言造成的误会，就会完全忽视这个事件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现象。其实，甘肃省参议会的政客们并不是针对个人而发难，他们针对的是一种行为，一种思想，一种变革。他们维护的是一种习惯，一种传统，一种既得利益。换言之，如果不是张大千，而是别人到莫高窟来进行一种前无古人的创新活动，他们照样会倾巢而动予以攻击的。至于攻击的论据，那是信手可拈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甘肃省参议会对张大千的控案，不光是给张大千造成了深深的伤害，使他至死不能释怀。由于这个事件影响，张大千名誉受到极大损害，不明真相的人们，被谣言所蒙蔽，以至于事过境迁的今天，甘肃省仍然有不少文化界人士认定，张大千确实是一个文物破坏者。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外地知名人士凡知道这件事或不太了解此事底细的，对大西北的偏见由此增添了几分。

甘肃曾经是中原文化的荟萃之地，金城兰州也是西北文化精英的集聚之所，美名流溢，史书有记。但是，20世纪40年代末发生的对蜀人张爱的诬陷案，却永远是甘肃人，特别是兰州人的耻辱。笔者作为甘肃籍人氏， 自觉惭愧，诚有“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之感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