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地灵人杰，曾在历史上一度包孕中华文化。但随着亚细亚黄沙飞尘的滚滚而来，这颗丝绸古道上的明珠、大漠中的绿洲，作为在文化上的直接联系，和中原文化距离在不断拉大。以至于文化发达的中国内地的学子们，早已断定“春风不度玉门关”。玄奘的至诚，班固的无畏，都化作了一片陈迹。当20世纪初西方学者们接踵进入中亚腹地开始考古、探险的时候，我们的文化精英们基本上只是眺望而已。至于中国的敦煌学家们，真正涉足敦煌地区者，寥若晨星！

国画大师张大千的敦煌之行，如同东方的启明星，照亮了千佛洞幽暗的窟穴，他完全有资格被称为“晨星”中最为灼目的一颗。

从严格意义上讲，张大千并不是敦煌学家。但从中国敦煌学的发展史来看，绝对不能不谈及张大千。就因为这个传奇人物的“西游记”，中国敦煌学才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张爰，法名“大千”——这是这个四川内江县富家子在19岁出家时的法号。自从有了这个称号，“张大千”三字如雷贯耳，风靡世界半个世纪以上，成为中国画坛执牛耳者。同时也使中国画第一次跻身于世界美术之巅。张大千，在一切崇拜者心目中，不啻是一座辉煌的圣殿。对于研究敦煌学的人来说，则又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

张大千一生经历极富传奇性。他不但是国际著名画家，中国画的班首人物，石涛研究专家兼作假大家，也是挥金如土，喜好美食美色，享乐至上者。同时，他又是天分极高，艺术素养极好，人缘极广，最能“包装”自己的“大腕”。此外，他还是曾醉心于敦煌艺术，不惜花费巨额资金亲临敦煌，面壁二年有余，“自找苦吃”，为鼓吹敦煌艺术、宣传敦煌艺术及保护敦煌艺术不遗余力的诚实学者。像一切对人类文明作出大贡献的特殊人物一样，张大千的归宿是死在了未完作品上，画上了我们常常在文章中见惯的那个形容：“完美的句号。”时值今日，无论左派、右派或中间派，对于这个从40岁就留一大把美髯，一辈子身袭长袍，为人和善，走南闯北，在艺术上不断变法求新终成卓然大家的人，认识上、舆论上渐归统一，所谓“盖棺论定”。而这是极不容易的。就是这个张大千，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大陆上，除了美术界和社交圈子里的部分人之外，一般人都茫茫然，或者只闻其名而不知其义，知名度远低于齐白石等人。50年代，他是和斯坦因、伯希和、华尔纳等平起平坐的“罪人”；40年代，他是被指控为“破坏敦煌壁画”的被告；反转回来看，“文革”期间，他自然又属“牛鬼蛇神”之列了。

1941年，居住成都的张大千，在待客时碰到了一个曾担任过国民党中央政府监察院驻甘宁青监察使、名叫严敬斋的人。此人多次向张大千介绍了莫高窟，引起了他的注意和很大兴趣。当然，作为已在国画界享有盛名的张大千，肯定对敦煌千佛洞艺术有所听闻。严敬斋的介绍，只不过引发促使了他去敦煌的决定和计划。这年春末，张大千带着次子张心智，偕“姬人”杨宛君，由成都乘飞机抵达兰州，会同甘肃省参议长、陇上名画家范振绪，徐悲鸿学生、重庆中央大学的孙享慰等人，坐汽车，换乘大车，经河西走廊向敦煌进发。一路上参观沿途名胜古迹，倒也消闲，加之安西税务局长、范振绪侄儿范某的大力协助，一路上有吃，有喝，有住，虽说不能和吃得好、住得好、有电影看、有戏看的成都相比，但比之一般西行的行旅商客，也是天壤之别了。在这段路上，主要是安西城里，张大千挥毫作画书写，给当地朋友留作纪念。

初次抵达莫高窟，已是晚上近十二点钟，张大千带了电筒、蜡烛，进入当年的“藏经洞”观看。当他看到这个著名石窟耳洞是唐绘比丘尼女像时，叹为观止，惊呼：“不得了！比我想象中不知伟大了多少倍！”其后并专为此画题字：“此莫高窟壁画之白眉也，是士大夫笔，后来马和之得其一、二，亦遂名家。辛巳九月，蜀郡张爰大千来观，赞叹题记。”原订计划敦煌之行满打满算三个月就够了，这一声惊叹，使他的敦煌行最后总共变成了两年零七个月之久。

这两年半，实际上是两次合计，中间张大千还去了一趟青海西宁，专程去聘请藏族画师。经过充分准备，又从西宁重返敦煌，实施其大规模临摹敦煌壁画的壮举。直至1943年5月，才告别莫高窟，转赴榆林窟，然后回到了兰州，再经天水、汉中、广元，最后到达成都。时间已是10月下旬了。

张大千的敦煌之行，可以用“轰轰烈烈，辛辛苦苦”八个字总结。前者所指他的行动中的声势、铺张与奢豪，后者指他在工作中的劳顿、紧张与韧力。特别是强加于他的那桩莫须有之罪名，给他永生留下了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

张大千从兰州至敦煌，乘坐的是当时先进的交通工具。汽车、大车、马匹、骆驼全都派上了用场。夫人、子侄随同前往，武装兵士护送，可谓浩浩荡荡。一路上名士官宦簇拥，地方绅士相迎相送，虽则如此，在莫高窟的编号、临摹壁画过程中，张大千又身先士卒，竭力而为，付出了极大的体力和精力，最大限度地获得了当时条件许可下所能得到的艺术成果。

张大千在敦煌的前七个月，主要工作是为莫高窟五层三百余洞窟编号，再就是为下一步的临摹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其中有一项很要紧的工作就是延请藏族画师协助作画。为何还要花钱雇藏族画师呢？那时张大千身边除了子侄、夫人外，还召集和请来了于右任的秘书谢稚柳，学生、同事以及服务、勤务等共十三四人。按说临摹力量还是可以的，其实不然。原来，莫高窟洞子大小悬殊，里面的壁画尺幅相差也极大，大的丈许，而小的只有几寸。张大千所带的纸布等无法临摹巨型壁画，而藏族画师在这方面独有绝招，那就是将画布一块块缝合，经特殊处理、打磨，最后天衣无缝。张大千临摹的一些大幅壁画就是用这种画布。此外，临摹壁画所用颜料，一是要选用原画所使用的颜料，也就是要在敦煌准备数以百斤计的藏蓝、藏绿、朱砂等，二是这些从西藏运来的矿物质颜料在塔尔寺附近方可购到，这就是张大千青海之行的目的。可是青海当时是马步芳的天下，无论南来还是北往的人想在青海行动而不征得“马长官”同意是不可想象的。正当张大千为难之时，他所投宿的西宁专使行署专使赵守钰自告奋勇从中牵线。原来这赵某和马步芳的父亲是旧交，有这么一层关系所在，果然马步芳对张大千的要求一口承应，并给这个四川来的“张老夫子”送了青海土特产。张大千也免不了赴宴应酬，以画相谢。就这样在西宁城住了十来天，然后才启程去塔尔寺。

在塔尔寺，张大千延请到六位藏族画师。并深入藏民之间，和他们一齐欢度春节，相互拜访，赠送礼品、作画，以藏族民俗风情为题作了许多速写，积累艺术素材。张大千为人诚挚、热情，喜好热闹，又不摆名人架子，藏胞们也乐于同他这个“大画匠”交往，所以日子过得很快，转眼就是两三个月过去了。张大千所托朋友购买的数百斤石青石绿等颜料也已筹齐，光这些颜料就用了上万块大洋。

一切准备就绪后，张大千动身回敦煌。马步芳及其下属人员，马步芳兄长马步青，马步芳女婿马呈祥以及西宁、酒泉、安西等沿途的头面人物，纷纷迎送这个大胡子贵宾，有的甚至在城外三四里处等候多时，天黑了仍然打着灯笼站在寒风中守望。自然，张大千的回报就是为他们作画写字，以做纪念。

画画得多， 自然被赠者高兴，而个别贪得无厌者却总是觉得心中不平不顺。这些人曾给张大千带来烦恼，特别是他们蓄意编造的谣诼，更给张大千带来极大的伤害。当张大千结束敦煌之行，带着一部分临摹之作抵兰时，突遭军统检查站严格检查，强令打开所有的行装，把画卷一卷卷打开，铺在地上察看，连鲁大昌、高一涵和第八战区中将张高参、省政府秘书长王漱芳等人赶来劝说放行都无济于事。

如果说，这只是一个小插曲的话，更大的恶作剧已经开始编排，这是张大千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