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六国饭店起步的中国敦煌学

中国敦煌学的起始，因赖有像罗振玉、王国维这样的超级知识人物的倡导和身体力行，才取得了较为迅速的发展。但即便像罗、王这样的学者，也没有朝敦煌学实践的方向趋前一步。中国第二代敦煌学家们，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在研究工作中的理论与实践上也难以像欧美那样平衡发展，这在某个历史阶段、某个研究团体，都有所表现。只是到了第三、第四代，敦煌学研究的这一根本性问题才得到缓和，敦煌学在中国大陆的发展才步入真正意义上的深度。

作为敦煌学研究群体，作为世界这一学术新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作出了很大贡献。然而，它的发展却是不平衡的，大致是一种马鞍形的发展。个中缘由，主要是社会文化发展形态所决定的。

中国敦煌学的元老级人物、开山祖师、第一代敦煌学家，影响最大的自然非罗振玉、王国维莫属。

罗振玉，浙江上虞人，出身于晚清一个旧官僚家庭， 自幼受到严格的家学教育，加之聪慧过人，对金石学情有独钟，这都为日后在金石考古方面的巨大成就打好了基础。中国古文化类别的相融汇合性，又使他在第一成就的同时达到了第二成就的高峰，成为我国敦煌学研究的开拓者、奠基人。

关于罗振玉在金石甲骨文字考据研究，在抢救“大内档案”和保护珍罕唐碑《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等方面的事迹限于篇幅，一概省略。这里仅就其在敦煌学发祥的贡献予以简略介绍：

一是抢救、保存藏经洞遗书。

1909年，由于伯希和在北京的敦煌遗书精本展，罗振玉才知道了藏经洞的事。又听说藏经洞尚存古写本六千卷，便立即将此事报告清府学部，并竭力禀陈遗书之重要，终于说动了学部左丞乔树楠，由罗振玉代拟电文，命护甘督毛实秋立即查封敦煌石室，将所余遗书解送京师。一年以后，敦煌石室遗书几经周折，大部解送北京，抵达学部，后移交北京图书馆。这就使中国本土拥有了数千卷藏经洞写本实物，避免了国家研究有目无本的惨痛状况。罗振玉于此功莫大焉！

二是带领一批中国学者迈进了敦煌学的领域。

罗振玉虽然满腹经纶，学问显赫，但在学术研究上虚怀若谷，谦如学子。由于做到了学问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所以从1909年他认识伯希和后，二人遂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所幸伯希和亦为豁达之人，连续几年，从法国给罗振玉、王国维邮寄有关敦煌的学术资料，使罗、王二人的敦煌学研究成为有本之源。罗振玉的《敦煌石室书目及其发现之原始》；罗振玉、蒋斧、董康、王国维等人的《敦煌石室遗书》；罗振玉的《鸣沙石室佚书》，罗振玉、王国维的《流沙坠简》等等，莫不是根据伯希和、沙畹提供的资料刊印发行的。而日本的“敦煌热”也是据此而兴盛的，法、中、 日学术交流的密切由此略见一斑。虽然罗振玉以后由于投靠日本军阀而留下了政治污点，但他的学术成就，包括他在敦煌学开拓中的功绩，依然是辉煌的。即便“汉奸”，也是由于他作为清廷遗老企图借助日本军阀恢复清室的心态而促成的，是有其根深蒂固的历史原因的。

中国敦煌学初起阶段的二号人物是浙江海宁人王国维。

一提起王国维，首先当是词人形象出现在我们脑海中。不错，王国维是一代词家、国学大师，他在词学上的成就在近代史上恐无第二人能够超越。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学贯中西，各方面咸有所获的大学者，特别是在中国敦煌学发展上，他和罗振玉并肩而立，建树颇巨。

王国维是罗振玉的学生。早年打工于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馆。后在参加罗振玉开办的学社业余学习时被罗发见其才能而得到赏识和栽培提携，先后在东瀛和国内接受了新学教育。也就是在这个阶段里，王国维无论从学术和政治观念上，都深深地打上了罗氏烙印，这促使他成了罗振玉的学术上的同志，也使他走上了和罗同一条保皇派的路。

六国饭店敦煌写本展后，王国维怀着极大的学术兴趣，与罗振玉和在京的其他一些学者投身于敦煌遗书的校刊、整理、研究之中，写出了一批很有见解的论文。

首先，他充分利用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考证了古代某些经济、政治制度如均田制对唐代经济、政治的影响；纠正了史籍对史实记载的讹误；证补了西北民族历史，考订了西北古代地理。

其次，王国维是我国最早运用敦煌资料进行文学研究的学者。他对敦煌遗书中的文学作品进行筛选并予以发表，其中有唐朝的通俗诗及小说、说唱文学、民间谚语以及曲子词等，特别是对唐写本《秦妇吟》一诗的辨识析论，极有见地，学术价值很高，言之凿凿，历来为学界称道不已，成为研究唐宋历史和文学的珍贵资料。

再次，依仗对音韵学的深厚造诣，王国维对唐代音韵的沿革、韵书的流变，亦进行了精慎考证和论述。对于在音韵学上曾有大贡献的陆法言，根据史志著录，重新恢复了其学术面貌，填补了史学和音韵学的空白。

最后，王国维在敦煌学的开拓工作中，独创性地运用了一整套治学方法。他的“凡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的科学态度；他的“当以事实决事实，而不当以后世之理论决事实”的学术理论，不但在数十年前，即使在今天来看也是弥足珍贵的。半个多世纪来，在他之后，莘莘学子无不从中获得某种感悟或得到启发，在学业上业精求深，在学问上独慎求真，形成了我国学界宝贵的求学治学传统。

王国维之死，扑朔迷离，人们历来传说纷纭。但不论持何政治观点的学人，如同对待罗振玉一样，对王国维在我国敦煌学初创时期的创造性的工作，是永远记怀的。

中国敦煌学第二代学者与第一代学者的分野不十分清楚，其代表人物当数陈垣、陈寅恪等人了。其实，“二陈”从严格意义上说也是早期敦煌学学者，但由于罗振玉、王国维声名显赫，且又略早于“二陈”，所以将罗、王二人作为第一代敦煌学家，而将“二陈”归入第二代敦煌学家，也是合乎情理的。

中国敦煌学第二代的特点是历史跨度大，包容学者众。从时间上看，大概限定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40年代后期。但实际活动期上可上溯20年代初期，下迄80年代之后。由于这个原因，第二代与第三代敦煌学家发生了重叠现象，即当常书鸿、段文杰等人崛起之后，不少老一辈的学者如陈垣、向达、王重民等，仍春蚕吐丝般地为中国敦煌学发展继续作出新的贡献。从研究群体看，人才济济，连绵不断，堪与世界上任何西方东方的敦煌学发达国家比肩。其中最为著名的，除“二陈”外，尚有向达、王重民、贺昌群、黄文弼、姜亮夫等人。

陈垣是著名的《敦煌劫余录》著作者，此书是我国第一部馆藏敦煌文献的目录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汉文文书分类目录，是我国敦煌文书目录学和图书馆分类学的一个里程碑，也是研究敦煌学不可或缺的工具书。陈寅恪曾将陈垣列为“吾国学者，其选述得到了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者”的“仅三数人而已”中的一员，是有道理的。

陈寅恪，是著名的“清华四教授”之一。其余三人为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他对于敦煌学的贡献，一是最早提出了“敦煌学”这一名称，这是对敦煌研究在世界范围里的存在与发展科学的定义，得到了各国学术界的首肯。二是针对有人对北图所藏敦煌遗书认为是“精华已去，糟柏空存”的观点，从九个方面为这些卷子“正名”。给敦煌文献研究者开阔了视野，展现了新的领域，也使我国馆藏敦煌遗书的价值得到了世界注目。三是运用深厚的佛学、文学、史学知识功底，和敦煌文献的研究相结合，写出了许多重要论文，解决了敦煌学研究中一些别人难以解决的课题，也给后来者做出了示范。

向达是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在敦煌学研究上，他的贡献也是世所公认的。首先，是他最早翻译了一批国外著名考古学家和探险家的重要著作，如斯坦因的《西域考古记》、勒考克的《高昌考古记》等，为世界敦煌学作出了杰出贡献。仅就《西域考古记》一书而言，由于译书时代早，读者面广，为中国学界提供了一把了解斯坦因学术思想和考古内容的钥匙，产生了深远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向达在这本译作里，用一种客观的率直的笔触讲述了斯坦因中亚考古的经历，间接地表达了对这位世界考古与探险的伟人的准确评价。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不是任何翻译家都能做到的，他的学者风度是对后学者的一种垂范。其次，向达在敦煌俗文学的研究，对敦煌艺术的研究，对敦煌史地和交通史的研究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在许多学术观点上，能够独具慧眼，发前人所未发。再次，向达十分注重考古实践。1942年他是西北史地考察考古组组长，在河西至敦煌共工作了9个月。1944年，向达第二次随西北科学考察团赴河西敦煌考察，并进行了考古发掘。他是中国学者较长时间在西部进行实地考察二三者中的一员。

被誉为和向达“鼎足而立”的敦煌学学者是王重民和贺昌群。王重民是当代著名的目录学家，在敦煌遗书的整理编目、研究方面成就斐然。他于1934年以教育部官员身份在巴黎工作数年。在此期间，他仔细阅读研究了伯希和从敦煌得到的全部经卷，并作了著录考订。同时，王重民在英法各大图书馆抄录收集敦煌四部书有关内容，加以著录考订。近三十年后，王重民在五六十年代，厚积薄发，主持编著了中国学者第一部自己编目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汇编出包括三百余篇由作者和国内其他学者研究敦煌四部书成果的《敦煌古籍叙录》。这两部大作，成为所有国内敦煌学学者必备的工具书，在海外也引起很大反响。

贺昌群是大力鼓吹、推动保护敦煌文物，促成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的中国学者之一。他领导的社科院图书馆，是国内最早购买大英博物馆及斯坦因卷子缩微胶卷的单位，他领导完成的敦煌遗书编目《斯坦因劫经录》，由于很有特色而得到王重民的赞扬。

贺昌群在敦煌学研究中，非常重视用新的史学观点，为历史作出正确判断和解释，在方法上能够将资料与正史相结合，比较印证，举一反三。反对钻故纸堆、囿于旧见、玩物丧志式的资料封闭、学术思想僵化的“不入流”。正因为如此，他在佛教艺术、中西交通、西北史地、汉唐史地、汉唐经济等方面都取得了优异成绩。

国内第二代敦煌学家的压轴人员，应该算黄文弼了。五四运动以后，出于大批西方考古探险家涉足中亚腹地的中国西域的刺激，以及中国学者的自我觉醒这二重因素，一股“西北热”熊熊燃起，这次西北史地学的热潮不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和清季的那次西北学热潮不可同日而语了。其最大特点，就是中外学界在近代史以来首次携手进行研究、实地探险和考古。1927年，著名的“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西北科学考察团”成立，同年夏天，该考察团开始了对新疆等地的考察和探险。黄文弼为考察团一员，在为时三年的活动中，黄文弼和斯文·赫定等人历尽了艰辛、危险以及重重困难，深入到人迹罕至的沙漠腹地，在动荡的政治风波中坚持进行了科学考察，完成了计划的考察项目。斯文·赫定的《亚洲腹地八年探险》和黄文弼的《高昌》《吐鲁番考古记》等著作，生动地记载了那惊心动魄的岁月。而作为中国学者首次赴西北的考古活动，黄文弼的工作理所当然地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当然，黄文弼不光是一名现场考古家，他也是很有名望的理论家。在吐鲁番和西北史地研究中，他的一系列论文翔实有力，学术价值极高，像他的著名的《高昌传集》，就是新疆吐鲁番和敦煌研究中的扛鼎之作。

1957年，64岁的黄文弼仍然不顾年老多病，第五次率队奔赴新疆考古，表现了一个敦煌学家的可贵的执著追求。而这种真实的追求情操，并不是每一个研究敦煌学的人都能具备的。

最后，需要提及的是姜亮夫。姜亮夫在中国敦煌学发展历程中，也是功不可没的人物之一。30年代，作为王国维、陈寅恪的学生，他和向达、王重民二人一同在欧洲进行敦煌卷子研究。五十余年来，姜亮夫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优异成果，特别是在敦煌卷子的校录与研究上，成绩卓然。

姜亮夫主要著作有《敦煌学论文集》《瀛涯敦煌韵辑》《老子道德经卷子的研究》《莫高窟年表》以及《敦煌志》等。惜《敦煌志》等巨著在战火中佚失。

此外，在敦煌卷子中儒家经典《尚书》《诗经》的校录研究上，他也做了扎实的工作。

姜亮夫的学术研究成果，填补了敦煌学研究中的一些空白点。他所编纂的许多实用性很强、理论观点独到的工具书，为敦煌学学人提供了坚实的阶梯和洞开门扉的钥匙。由于他的创造性的贡献，敦煌学研究中的一些难点和疑点问题迎刃而解。

中国的敦煌学家和敦煌研究的学者们，在历史的局限性和困难的环境里，在战胜自我的无畏中，依然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并为下一代敦煌学家的出现架起了桥梁，这也是难能可贵的，应实事求是地给予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