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接力赛”和日本“军团”

综观“东起日本，西迄法英”的敦煌学发展过程，使我们为之惊叹的是，这些国家敦煌学的发展，竟然和体育角逐中的团体接力赛如出一辙！尤其是法国和日本，更其如此。

法国在敦煌学研究的竞技场上，在20世纪的前二三十年间始终处于最前列。除了大名鼎鼎的伯希和外，还有沙畹、马伯乐这样一批精英。沙畹是学术界公认的中国学大师，是法国敦煌学研究的先驱者。伯希和、马伯乐都出自其门下。

沙畹是考释、译注、公布成果的敦煌学专家。1899年法国考察家保宁从敦煌得到的一批唐宋之碑铭就是由沙畹考释、整理的，并据此出版了国际敦煌研究的最早专著《根据保宁先生带回的拓片对十件中亚汉文碑刻的考释》等。

1900年斯坦因第一次中亚考古探险归来后，将所得汉文写本、简牍的大部分，交由沙畹考释、整理、出版及研究。经过数年研究，沙畹完成了《丹丹威里克、尼雅和安德悦出土汉文文书的考释》一文，并于1907年出版。

1910年，斯坦因将其第二次中亚之行所获的一部分即近千件简牍的考释交给了沙畹。沙畹在一年之后，便完成了这项艰巨工作，并于1913年正式出版。在未出版之前，沙畹还将一份书稿寄给了当时在日本的罗振玉、王国维二人。

1916年，斯坦因完成其第三次中亚考古与探险后返回伦敦途经巴黎时拜访了沙畹，再次约请他协助整理所获汉文文献。然而，沙畹因劳累过度，于1918年溘然逝世。

沙畹逝世后，斯坦因托嘱其未竟工作由沙畹的学生马伯乐接替。

马伯乐也是法国著名的中国学家，敦煌学家。 自沙畹去世后，法兰西学院鉴于马伯乐在中国学方面的突出成就，任命其继任沙畹遗留的中国语言文学教授一职。1921年，马伯乐从河内回巴黎后“慨然继其师志，任此艰巨”，开始着手这批汉文资料的整理、翻译、考释。15年后，即1936年，《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汉文文书》初稿问世。但由于英属印度政府和大英博物馆对出版该书的费用纠缠不清，致使这部巨著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后若干年仍然难以出版。而马伯乐本人，则于1945年死于布痕瓦尔纳粹集中营。

马伯乐之死和书稿难产，并没有使“接力赛”中断。马伯乐的夫人又担当起了这个未竟事业。1949年，她给出版界写信，力争唤起各方注意和同情，最后，英国博物院董事会决定将马伯乐遗稿作为大英博物院出版物独家出版。1953年，历经三十余年的这本书终于出版发行。

日本著名敦煌学家仁井田升评价该书时写道：“这本书与其说如实地反映了马伯乐的实力，倒不如说如实地反映了法国学术界从沙畹时代继续保持下来的实力。”

我们不妨再将目光从巴黎转向东京。

日本的敦煌学研究产生发展的过程，除了也具有“接力赛”性质外，同时显示了大和民族历来的“拿来主义”和强烈的消化能力。

日本人涉足敦煌学，其实比中国人还要早一点。

1909年，当伯希和在六国饭店展示他从敦煌所得的古代写本珍品时，一个叫田中庆太郎的日本书商静静地聆听着伯希和那一口激情流畅的汉语介绍词。展览刚一结束，当罗振玉、王国维等遗老们还没有完全从精神的震撼中完全清醒过来时，田中已经前往拜访伯希和了。伯希和自然又很诚恳地回答了他提出的问题，并让田中仔细观赏了那些展览的写本。很快， 日本《朝日新闻》等报刊刊登了介绍伯希和的考古收获的专题文章，拉开了日本敦煌学研究的序幕。日本学者在向敦煌“进军”的“接力赛”中，与法国同行相比，可谓势均力敌。特别是在敦煌学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个性化，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叹。本文在此试作浅析。

日本的敦煌学家，从时间和贡献上讲，与中国基本相仿，亦即存在第一、二、三代之分。内藤湖南、大谷光瑞，羽田亨为第一代宿老，那波利贞、仁井田升为第二代中之佼佼者。从1909年至20世纪30年代， 日本的敦煌学进入世界敦煌学之林的，主要靠以上著名专家学者。

内藤湖南，上面已提到过，就是他，首先在《朝日新闻》上撰文介绍了伯希和北京展览及西域考古的有关内容。作为记者的内藤湖南，当他的职业嗅觉一旦和敦煌挂钩后，就产生了学术上的巨大原动力，当时一些有连带性的事情也刺激了他，那就是：首批中国学者如罗振玉等根据伯希和写本的照片，校录整理出了第一批敦煌学专著； 日本留欧学者如黑坂博士等归国，带来欧洲所存西域文物的信息；大谷探险队携归的新疆文物；敦煌石室遗书所剩部分全部运至北京，这些刺激性很强的信息，终于导致日本国在内藤湖南的倡导和身体力行下，重演一千多年前的故伎：派出“遗唐使”。这一次目的地不是长安，而是存放有八千余卷敦煌写本的北京。

北京访书之后，内藤湖南等人认为要加入世界敦煌潮流而不落伍的话，非得到存放了敦煌写本及其他西域文物的集散地欧洲去不可，于是，一批一批的日本学者前赴后继，或留学，或访书，居然将这一活动持续了近二十年。而东瀛的“拿来主义”，也在这段时期里发挥得淋漓尽致，其结果是日本的敦煌学研究超越中国，令世人刮目相看；大量地占有资料，为日本的学术理论奠定了基础，为日后大量的有分量的学术专著的出现提供了沃土。

日本敦煌学的另一位大师， 日本西本愿寺二十二代法主、天皇内弟大谷光瑞，作为三次中亚新疆探险队的组织者，以其杰出的实地考古活动，从实物资料上极大地丰富了日本敦煌学内容，为日本学者推出敦煌学专著巨构提供了“弹药”。

如果说，内藤湖南、大谷光瑞等人做了披荆斩棘的工作，那么，羽田亨和作为第二代日本敦煌学家的那波利贞、仁井田升等人，则深耕细作，在这块沃土里获得累累硕果。

羽田亨， 日本中亚西域史、敦煌学专家。他从1909年涉足敦煌学，凡四十年，学术著述颇丰，其主要贡献一是使日本西域史从东洋史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专门学科。二是和内藤湖南整理了大谷收集品。三是写出了著名的姊妹篇《西域文明史概》和《西域文化史》。这两本书不但确立了羽田亨日本著名敦煌学家的地位，也体现了日本当时学术研究水平的高度。

那波利贞，内藤湖南的学生，他是日本第一个利用访欧时机，大量抄写伯希和写本中的史料文书，并在这方面另辟蹊径，取得重大成果的学者，并成为日本敦煌学界的权威人士。他的关于唐代社会文化史的系列论著，代表了当时日本学界的最高学术水平，把日本敦煌学研究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仁井田升，是日本著名的中国法制史专家、敦煌学家。在敦煌西域法律文书为中心的中国法制史研究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为日本敦煌学及中国法制史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唐宋法律文书研究》及其他著作，被誉为“划时期的金字塔”。和那波利贞在敦煌学家中齐名。

日本人历来奉行“拿来主义”，善于吸收外来文化以至于不遗余力。现在回过头来看， 日本人和中国人同时起步的敦煌学研究，人家曾大大地超越了我们。一直到段文杰这一代人开始，中国的敦煌学发展才赶了上来，这是后话。

综观日本敦煌学的发展，我们现在可以回答本章节开头所提出的问题，即日本敦煌学研究中体现出的“个性”，究竟主要表现在哪方面？答案会使很多人感到惊诧：军团化。换言之， 日本人把打仗的那一套用在了做学问上。他们几十年来的敦煌学发展，与攻城略地的战争从形式上看相仿佛（当然，这里是指学术活动的一种比喻，与日本国在二战中的侵略行径毫无联系）：内藤湖南犹如大本营指挥司令，运筹帷幄，调兵遣将，定下了战胜的目标。羽田亨犹如总参谋长，慎密筹划，制定作战计划，付诸行动。大谷光瑞犹如军需部长，负责弹药粮草，保证物资供应，支援前线战斗。而那波利贞、仁井田升等，则犹如陆海空三军各兵种，拿出看家本领，从各自所专长的方面，包围出击，从战术上各个击破，最后夺取战斗胜利。

可见， 日本敦煌学早已步入世界先进行列，并且是以极具个性的姿态达到其高度的。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敦煌学发展的“生命体征”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在理论上很容易统一，真正体现到敦煌学研究上，委实很难。难在何处？难就难在在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团体里，敦煌学的研究极容易流于一端。或者著书立议，或者掘地发城，偏重此，忽略彼。并不是人们不知道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的重要，而是敦煌学研究是一项系统工程，某一两个人，纵使学问再好，双脚再勤，也不可能形成一个大的气候。它是由许多人，包括知名与不知名的，贡献大与贡献小的，“前线”的与“后方”的，共同行动的结果，这样一来，地域性的影响、社会风气的演变乃至于研究者个人的秉性等，都可能使敦煌学的发展表现出很大的地区差异性。只有文化发达、思想活跃、资金充裕的地方，敦煌学研究才能如鱼得水，结出硕果，相反，许多地方的敦煌学研究浅尝辄止或顾此失彼。虽然如此，敦煌学发展的主流却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是事实。特别是像法、英、日等国，他们各自的主要敦煌学家，既是伟大的实践者，又是杰出的理论家。这一点成为敦煌学健康发展的一个标志，正因为坚持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敦煌学从一诞生，就走上了正轨，逐渐发展成20世纪一门世界之显学。

法国的敦煌学发展，就体现了这一点。

法国敦煌学初创阶段，即显示了其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实力，为各国所不敌。伯希和集考察与著书于一身，是与英国的斯坦因同为大师级的人物。但从法国敦煌学总体发展来看，将他归入实践者方更为恰当，毕竟是他从中亚带回了六千余件珍贵文物，给研究者留下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储备。在伯希和身后，二战一结束，法国学者们就开始着力于这批文献的整编工作。

沙畹和他的学生马伯乐，则以敦煌文献的整理编辑闻名于世，他们的理论研究，不但奠定了法国敦煌学研究的基础，也由于他们杰出的学术贡献，使世界敦煌学的发展提高了一大截。这主要是指沙畹和马伯乐对斯坦因三次中亚考古与探险所得到的文物的考释。沙畹1902年出版了本国考察家保宁的中亚考古物品的专文后，就开始了斯坦因中亚获得物的考释、整理和研究出版。为此，他付出了毕生精力，终因积劳成疾，只完成了斯坦因第一、二次中亚获得物的研究工作，就与世长辞。沙畹的学生马伯乐，又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了完成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获得物的整理研究工作。由于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获得物数量庞大，内容极其丰富，马伯乐用了整整15年时间，才完成了这项艰巨任务并写成了书稿，但由于财政问题，这部书一直在17年后，作者去世8年后才出版。尽管如此，由于该书是存世惟一的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获得物研究著作，直到目前，仍然是敦煌学研究的权威著述之一。 日本著名敦煌学家仁井田升认为：“如果不是马伯乐那样学识渊博的人，考释这些文书是绝对办不到的。”

法国敦煌学研究力量，二战后在世界其他各国中排名在先，这与自沙畹、伯希和、马伯乐的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同时锐进不是没有关系的。英法两国在理论研究上的合作，斯坦因频频求助于法国学者，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法国敦煌学研究的先进性。

与此相比，一些国家，包括中国的敦煌学研究，在理论与实践的密切结合上尚很单薄，特别是现场考察与考古，难以望其项背。

敦煌学的发展是尖端人才精英的角逐

在敦煌学尚未出现之前，作为世界考古学、探险学， 自然包括各个层次的人才，其知识结构并未出现明显的偏颇。但是， 自从伴随着敦煌学的实际出现，这一常规的稳定局面开始急剧变化，敦煌学研究的文化档次迅速上升，这既是敦煌学本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敦煌学发展的特点之一。

由于敦煌学涉及的研究范围、研究内容，都超过了以往同类学科的其他项目，这就不得不迫使大量的杰出的学者进行理论研究。同时，中亚、西域严酷的自然环境，险恶的政治地理环境，又对涉足其地的考察探险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造就了不但在实践上，而且在理论上高人一筹的知识型人才。正因为如此，敦煌学发展的速度比之别学科的发展更快，效果更好，质量更高。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除了军事工业研究之外，我们很难再找出其他与之相仿的学科。

其实，略为浏览各国敦煌学二战前的著名敦煌学家的知识结构，就一目了然了。

斯坦因，先后攻读于维也纳大学、莱比锡大学、土宾根大学、伦敦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获哲学博士学位。

沙畹，法兰西学院教授，著名东方学杂志《通报》主编。

伯希和，法国现代东方语言学院毕业，法兰西远东学院汉语教授、法兰西学院特设讲座终身教授、《通报》主编、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法国亚洲学会主席、苏联科学院士、中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马伯乐，法兰西远东学院教授、法兰西学院特设讲座教授。

内藤湖南，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朝日新闻》著名记者，“京都学派”的首领人物。

大谷光瑞， 日本京都西本愿寺法主，旅英留学生。

羽田亨，京都帝国大学校长、教授。

那波利贞，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文学博士。旅法德留学生。

仁井田升，东京大学教授、法学博士、东京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德国的格伦威尔德、俄国的颚登堡等人，以及其他一些著名敦煌学家，无一不是大学以上学历。

文化结构的优化，虽然不是学业成就的惟一根据，但至少是很有影响的一个因素。特别是在法、英、 日等国的敦煌学研究的过程中，这一优势的明显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