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希和— —天才的敦煌学家

王圆箓和斯坦因的事迹我们在前面章节已做了专述，对于伯希和，似应简略地给读者予以介绍。

保罗·伯希和，1878年5月28日诞生于法国巴黎一个商人家庭。伯希和自小具备语言天才，和斯坦因一样，少年时即考入国立现代东方语言学院学习汉语言专业。毕业后投师于法国最负盛名的世界著名东方学大师沙畹等人，学习亚洲与中国古代文化。

1898年，20岁的伯希和成为设在印支河内法兰西远东学院首批研究生之一。三年以后，他被提升为该学校汉语教授。1902年，24岁的伯希和以他在中国搜集到的大批珍贵文物典籍和卓有成效的学术研究，成为在河内召开的“第一次远东研究国际会议”秘书长。

1902年，在德国汉堡召开了第十三届国际东方学家代表大会。

时值斯坦因第一次中亚考察归来。斯坦因在这次大会上报告了他在和阗的丰硕发掘成果。英国的成功极大地刺激和鼓励了法国等欧洲国家及美国的中亚考察与探险的热情。于是，应与会代表一致要求，正式成立了“中亚和远东探险国际协会”。特别是法国，为了和即将开始第二次中亚考察的斯坦因较量，组织了法兰西中亚考察队，并任命伯希和为考察队队长。由此揭开了法国中亚考古探险的新篇章，同时，也奠定了伯希和作为敦煌学开山鼻祖的基础。

1906年6月，伯希和考察队抵达新疆，开始了大规模的发掘和考察，获得了大量文物。根据一条在乌鲁木齐得到的信息（1907年斯坦因也是在乌市得到同样的信息的），知道了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秘密，于是率队进发敦煌。但由于种种原因，他比斯坦因迟了一步。1908年2月，伯希和抵达莫高窟。这时，斯坦因得到的12大箱藏经洞文物已“安安全全地寄放在安西县衙门”里，斯坦因那时还在纵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向和田进发的路上。

历史在20世纪初以神秘的中亚腹地为背景，让欧洲最有才华的两个人即斯坦因和伯希和做了充分角逐。当然，这是指纯学术而言。斯坦因隐隐约约总觉得有一双强有力的足音在背后逼来，大有“既生瑜，何生亮”之慨。因此他不敢有丝毫懈怠，刻苦耐劳，终于捷足先登，青牛负卷而去。

其实，他的忧虑是有根据的，如果再迟一年半载，假定伯希和先于他到莫高窟，那么可以肯定，斯坦因诸多荣誉上的光辉就要暗谈许多。因为伯希和确实是那一个历史时期最出类拔萃的东方学家之一，是斯坦因最可畏的学术竞争对手。

伯希和被公认为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东方语言学天才，除了欧洲母语外，他还精通古汉语、梵语、藏语、突厥语、蒙古语、波斯语、回鹘语、粟特语、吐火罗语、龟兹语、西夏语、安南语等十数种语言。对于汉语，他造诣很深，通过其《敦煌石室访书记》一段自述略见一斑：

余首次探访时，藏书石室适已扃缺，王道士亦他出。余往敦煌访之，彼允偕余赴洞发此秘藏。然其来稍迟，钥留敦煌，未曾携也。不得不静以待之。留意探询，知石室所藏写本有为中文者，有为藏文者。又知斯坦因曾居洞子三日，得地方官之允许， 出资购买其一部分。道士且言斯坦因临行遗资若干，俾便续购。余闻而大喜，效法斯氏，不难获得宝藏矣。既而洞钥递达。3月3日清晨，入此扃秘千年之宝库。发露迄今，已逾八载，往来搜索，实繁有徒，藏弃之数，意必大减，追入洞扉，令人惊愕，洞中之三隅，积累之深达二万当有五十，高过人身，卷本二三大堆，至距大之藏文写本，则以版挟之，堆置洞隅。时有中文藏文字迹流露于简端。余解数版观之，其中写本或失首或缺尾、或中裂，亦有仅存标题者。然察其年代均在九世纪之前，且于约略浏览中，得遇梵文及回讫文焉，余私自忖度，洞中藏弃，尽加展览，其事至繁，将万五千卷至二万卷，首着至尾展览一过，6月余乃能葳事，非余所能胜任也。然欲悉其内涵，考其关系之重轻，又不得不每卷展开。于是浏览之际，潜分两类，其一为凡品，可得可失，姑妄论价，如遇艰阻，弃之可也……然余亦不敢轻心从事，每遇一卷却破碎不堪者，亦不率尔放过，洞中卷本，未经余目而弃置者，余敢决其无有。

秉烛三周，伯希和从斯坦因过了一遍的石室藏书中又精选出经卷写本和少数民族文卷共计6000多件。这6000多件卷子，比之斯坦因从藏经洞所得写本万余件来，价值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斯坦因对汉语不通，协助他的蒋师爷古汉语知识有限，而伯希和却是行家里手，他挑选卷子的标准是“非书法精善，非有前人题识及标举之年月，非有特异之处，概从割爱。”“至及涉经论之汉文写本，则不论何类，尽量收罗。”

当日后伯希和得知尚有《摩尼教经》残卷问世时，承认这可能是他当时审阅藏经洞写本时惟一遗漏。其实也未必如此，因为藏经洞遗书断断续续，在斯坦因、伯希和到来前后一个时期由“狡猾”的王圆箓多次出售、馈赠、奉送与外人和国人，“遗漏”说不一定准确。从上面引述的一大段话看来，伯希和实在不像是我们长期以来指责的“强盗”，其口吻也不像是强盗气。这又一次反证，值得庆幸的是，王圆箓还是有一定眼力，把石室遗书的主要部分和菁华交给了两个真正的学者，使得藏经洞文物失而复得，敦煌学灿然而立。

1909年8月，伯希和将一箱敦煌写本精品带到北京，公开展览于六国饭店，并用一口流畅的汉语作了演讲。当时正值清朝学部筹建京师图书馆，为物色各种古籍奔走，而当时我国宋版书已绝无仅有，忽然有外国学者从天而降，给人们展示了六朝隋唐写本，这不啻是旱天一雷！整个北京学术界沸腾起来，中国学者罗振玉、董康、蒋斧等参观后，“惊喜欲狂，如在梦寐”，遂以学部名义致电甘肃政府封存藏经洞所余古物。宣统二年，北京学部又咨甘肃学台，将石室遗书残卷悉数辗转运京，交京师图书馆保存。

至此，敦煌石室遗书基本上流向东西两域，各得其所了。但是，中国敦煌学的萌芽，却也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在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中茁茁而生。首先是罗振玉、王国维和伯希和的个人交往为中国教煌学的萌芽提供了一块小小的园地。凭借这一块沃土，我国敦煌学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达到举世瞩目的境界。

关于伯希和，有些事情还须说一说。

一是他对敦煌学的巨大贡献。这又表现为他个人所取得的成就和他为敦煌学的国际交流所做出的努力两个方面。

1904年，伯希和从河内启程，经俄国返回法国，当时他是作为法兰西远东学院的代表准备参加来年在阿尔及尔召开的第十四届国际东方学家代表大会的，但第二年他又突然被任命为法国中亚考察队队长。这使热衷于汉文古籍、印支历史、中国宗教史和中外关系史研究的这位27岁的年轻学者，不得不暂别培育了他的法兰西远东学院，和其他一名研究人员、一名测量摄影师踏上了他从未到过的中国西域。

1908年10月，伯希和的中亚考察结束。1911年，33岁的伯希和重返法兰西学院，讲述为他特设的中亚语言、历史和考古学讲座。伯希和在这个职务上工作了二十几年，直至逝世。从此他将学术领域转向了中亚学、中外关系史和元蒙史的研究，特别是将主要精力放在了《马可·波罗游记》和元史的研究上，并有巨著问世。

虽然伯希和涉足敦煌学研究时间不长，他的中亚考察与发搌时间也根本不能和斯坦因等人相比，但由于其卓越的学识和在中亚考察中的实际成果，依然使他和斯坦因比肩而立，成为西方敦煌学研究的权威。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越了同时代所有敦煌学家。他在这个研究领域创造了若干“第一”。

一是他最早对敦煌莫高窟进行了编号，而且由于历史的原因，这种编号在目前敦煌学研究中仍然是一种无法舍去的参照。

二是他最早对莫高窟进行了系统的、大规模的摄影记录。这项工作是在伯希和指导下由随行摄影师完成的，其结果是六卷本《敦煌石窟》的大型画册问世并公布于众。在西方和东方，这个画册成为启迪、研究敦煌学的钥匙。常书鸿走向敦煌，据他自己讲是从马黎街头一卷《敦煌石窟》画册引发的。

三是他为最早研究敦煌写本的人。从1911年开始，伯希和就开始就敦煌写本不断发表研究论文，虽然他在这方面的论文比之他在其他研究领域的要少，但其论文的价值却是举世共认的。

四是他最早为敦煌写本编目编号。1908年3月，伯希和进入藏经洞，面对一两万件堪称稀世珍宝的古代写本，心旌为之动摇。他以每天翻阅千件的速度，用三周时间完成了检查。伯希和毕竟是专家学者，虽然他得“财”心切，但却严格地按学术研究的规范行事，即在动手翻检前首先进行编目，在过程中对他选出的汉文写本和秦文写本分别编目编号。汉文写本从2001编至2500，藏文写本为0001—2000号。遗憾之处是伯希和生前并未能完成编目的出版，但他的大家风范和科学态度永远为敦煌学学子们所称道。

五是他最为详尽地记录下了莫高窟壁画中大量的题识、题献、榜题。这就是著名的“笔记A”和“笔记B”中的主要内容。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伯希和是一位极具特色的专家学者。在莫高窟短暂的考察期间，他以深厚的语言学功力，对窟内壁画的文字部分进行了抄录。除了汉字之外，还旁及蒙古文、回鹘文、婆罗谜文等。为此，他付出了艰苦的劳动，不得不借助梯子，一次次爬到洞窟的高处，一笔一画地描摹字迹、形制，甚至对各种俗字字形和特殊的书法都力求保持原状。对一些不符合常规的表示的部位，伯希和在他的笔记里一一做了强调说明和评述，以及仔细的对比。

在笔记的描述部分，伯希和记载了每个被叙述洞窟的位置、分布方位和具体的每条题识、每幅画面、每尊雕像、每块石碑的具体位置，配以简图，加以详细地说明，对莫高窟各洞窟做了有史以来最详尽、最完整、最认真的描述，使研究敦煌艺术的任何人及哪怕仅仅是对敦煌艺术感兴趣的门外汉，看了他的笔记后都如临其境，获益匪浅。

从伯希和A、 B笔记中获益最大者自然是敦煌学研究人员了。由于笔记所抄录的内容、抄录的时代都创造了“第一”，它的参考价值自然也就极高，40年代，谢稚柳和史岩分别对洞窟进行了编号，并对题识进行了抄辑。但由于几十年的自然损坏，原有的题识中一部分久已湮没、写迹模糊，直接影响到日后的研究工作。伯希和的笔记正好可以作为校勘善本。其次是，伯希和的笔记所辑题识，在材料的占有上，超过了谢、史等人所辑录的相同内容，这又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方便。比如，被伯希和编号为第17 （Z）号洞（敦煌研究所编第156号）中，有一方著名的题记《莫高窟记》，对于莫高窟的历史和考古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伯希和同谢稚柳均对此题记进行了全录，但对照二者录文，竟差异很大，这是何故？原来，谢稚柳抄录这篇题记的时候，敦煌遗书汉文写本的《莫高窟记》已问世，谢稚柳也已熟悉了它，所以记录时谢以写本为依据，来推测《莫高窟记》中的残字、脱字。虽则这样来得快捷、便当，但却失真。而伯希和是照原貌描写，有一个字写一个字，有半个字就写半个字，完全是实录。相比而言，工作价值的高低自然分晓。

最使研究者珍重这两部笔记的原因，是因为伯希和抄录下的笔记的完整性。众所周知，敦煌莫高窟壁画千年来由于天灾人祸，损毁一直和再建同时进行。特别是各种题记，损坏剥落消褪非常严重，以致一部分壁画内容由于无可辨题识，难以确定其含义。加上壁画本身的斑驳不清，使学术界争论不休，影响了学术研究。20世纪以来，又有一些洞壁题记继续毁坏，其中有一些消失了的题记恰巧除了伯希和以外没有谁抄录过，而我们知道，任何学术研究中，对重要文献资料的缺轶，偶得一字一句都当属不易。随着敦煌壁画某些未录记的自然损失，人们必然要在“孤本”“善本”中去寻找答案，这样，伯希和的录文就成了惟一的存世依据，其学术价值之高可想而知。因此，盼望一般人并不在意的这两本笔记的出版，就是敦煌学中的一件大事了。

可是法国在这方面反应得也实在太慢：一直拖了70多年才陆续在国内出版。1981年直至1990年才出齐了6卷本。我国学界是1994年正式出版译本的，按照常规衡量，还算是比较迅捷的，这也反映了伯希和笔记的重要性。

最后，再谈谈伯希和在敦煌学发展中的功勋。我们之所以选择了“功勋”一词，决无长洋人志气，灭国人威风的意思。任何实事求是的人，如果了解伯希和在倡导敦煌研究中的国际合作精神后，一定会有一点感悟之心的。1909年，伯希和在北京六国饭店举办了敦煌写本精品展，惊动了罗振玉等大学者。罗振玉相会伯希和并索要敦煌遗书有关资料，伯希和慨然相付，同时进行了畅谈。据说当时“户外大雨如注，若弗闻也”，这就是《敦煌石室遗书》的来由。从此之后，伯、罗二人关系日趋密切，学术交流日益频繁。从1910年至1913年期间，伯希和从法国源源不断地给这位相识不久的中国学者寄来了包括古典籍、地志、图经、星占书、阴阳书、古类书等敦煌写本的影照，这又形成了罗振玉的《鸣沙石室佚书》。伯希和不但同罗振玉，而且同时对其他求教于斯的人都在学术上给予帮助。王国维等人也从他那儿得到了敦煌文书的抄件或照片。

伯希和还与日本著名敦煌学家羽田亨合作编著《敦煌遗书》二册，推动了日本敦煌学的发展。

在国际敦煌学研究的合作交流方面，我国第一代敦煌学家从伯希和处得益甚多，形成这种情况的因素主要是伯希和本人的虚怀若谷和文化素质以及他谦恭的性格。这和同样是大学者的斯坦因是有区别的。在斯坦因身上，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经常流露出一种英国贵族的矜持。而在伯希和来说，更多的是书卷之气。其次，20世纪初期的国内社会形势也给中西学术交流提供了条件。不像中国第二代、第三代敦煌学家们已处身于觉醒了的浓厚的爱国主义氛围中。在他们的著作中，已开始出现了“劫”“掠”等字眼，这和罗振玉、王国维等第一代学者的用词是有很大区别的，反映了时代特征。有时候，这种氛围的强烈，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正常的学术交流，以至于出现了斯文·赫定、斯坦因等人难以理解的尴尬。

如果说，斯坦因由于其中亚考古的丰硕收获间接推动了中国敦煌学的产生，那么，伯希和则是直接给中国敦煌学机车注进了第一桶燃料。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在20世纪开始的二三十年里，敦煌学的形成与发展成为东西文化交流的最引人注目的热点。我们还找不出另外更引人注目的潮流。伯希和、斯坦因等人的对华、对日交流，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的来华、访欧取经，罗振玉、王国维的赴日求教，英、法之间的互携相提，等等，表现出了敦煌学在开放、互补、协同中快速发展的激动人心的世界潮流。这种势态继续向三四十年代延续，虽然人们的心态有了微妙变化，研究和交流开始在谨慎的目光中进行，但交流的本质并没有变。特别是中国新一代敦煌学家如陈寅恪、向达、王重民、贺昌群、姜亮夫等，无不是在东西方交流中做出其在敦煌学研究的大学问的。敦煌学不论从哪一方面讲，都不可能是一家之言、一国之言了。